王鸣盛：以一己之力便能写就百科全书
在清代，以史学者之名而受人瞩目的人非常之多，若是将那些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人物都列出来，就会发现其五分之二都是清代人物。清代的学者以安徽、江苏两省出身者最多，还有继承黄宗羲源流的浙东学派和继承顾炎武一派的浙西学派。浙东学派专业色彩浓厚，具有史学的倾向；浙西学派博学，有涉猎各个领域的特征。不过，这种根据出身来划分派别的做法在今天已几乎没有意义了，即使刻意对这些具有相同出身的学者施以追踪，也不能成为考察史学大势的一个线索了。
因此，从清代的史学者中选出几个代表人物实在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若选康熙皇帝钦点的徐乾学，确实他可以召集很多学者，也可以推断宫廷史学的发展动向，但清代史学已不是一种宫廷之物了。或者选广受日本学者喜爱的崔述，他默默地独自埋头于古代史，但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笔者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比较合适，他们自清代以来就拥有众多读者，至今仍深受爱戴。所以本书还是选取这三位代表人物，并通过他们来观察一下清代史学的具体情况。
此三人皆为乾隆时期的人物，而且都有作为一名史学者的自觉。之前，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虽原本涉猎的学问都是历史，但他们自己并未认识到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可在清代，史学者已经拥有自信了。这在同时代欧洲的启蒙史学者身上也是共通的，但可以说，中国史学者所做出的成绩大大超越了欧洲学者。王鸣盛等人的史学原本既不提倡新史学，也不想利用史料探明真相，而是将对既有史书的考订作为其史学的主题。这是由于在当时，国史的编纂是一项国家事业，不允许私人仿效，所以没人要求他们一定得去追寻历史的真相。
王鸣盛系江苏嘉定出身，自幼便被称为神童，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进士及第，获得第二名。出仕后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高位，后遭弹劾出任光禄寺卿，后辞官归隐，住在苏州阊门外，靠卖文度过了简朴的余生。传言称王鸣盛年轻的时候喜好钱财，投机心很重，也有人称其精力旺盛且名誉心很强，将自己的全部都倾注到了史学之上，后来变成了一名寒士。王鸣盛的史学成就以他的《十七史商榷》最具代表性。
所谓“十七史”，指的是从《史记》到《五代史》的正史。王鸣盛通览十七史，对其进行了校订，就其中的制度和人物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多达1300个问题。他在《十七史商榷》的序文中写道：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贬，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
如上所述，王鸣盛虽然认可有问题就要将其彻底弄清的求学态度，却不敢冒过大的危险。他的慷慨激昂之词很多，所以曾被批评是在掩饰自己的欲望，但实际上也许是他因为碰到了无法跨越的壁垒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愤怒。遭遇经学壁垒的王鸣盛涉猎了清代学术的几乎所有领域。以一己之力便能写就百科全书，这便是清代的学术。在中国，过去就曾屡有博学之人做过这样的尝试。王鸣盛虽没有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在他的《蛾术篇》（所谓“蛾术”，是指蚂蚁善于劳作并构筑起巨型蚁窝之意）之中，便对文学、地理、制度和诗文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论述。但王鸣盛学术业绩中的多数还是史学性的研究，很少能看到其在政治方面的抱负。像王鸣盛这样包罗万象式的学术风气在整个清代都很浓，以傅泽洪的《行水金鉴》为代表，如《奉使金鉴》、《人寿金鉴》等以“金鉴”为题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被相继编纂了出来，只是这些作品在今天少有受到珍视罢了。
钱大昕：清代史学者的典型
钱大昕是王鸣盛的妹婿，出身地也与其相同，连进士及第也是同年。与其妻兄惯于炫耀其能力不同，钱大昕性格温厚恬淡，被认为是清代史学者的典型，也是广受中国人喜爱的清代史学者。据说戴震曾称钱大昕为当代第二的学者，自封第一。钱大昕早年学习西洋数学和历法，任官后参与了敕撰书《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清一统志》等的编集工作。他虽为乾隆皇帝喜爱却不慕高官，并于为父服丧归乡之后直接退隐，常住于苏州紫阳书院，时年还不满五十岁。钱大昕主要的史学著作《二十二史考异》是他专心于正史的文字校正的成果，虽然该著不涉及史论，没有什么人喜欢去读，但该著是基于史料应以定本制作为第一要义的认识而成的，所以堪称一心专注于追求正确之史学第一义的一部史学著作。
与王鸣盛近乎疯狂地学习，甚至到了双眼失明的地步不同，钱大昕淡泊名利，在学问方面也是如此，尽管他学识渊博、考察深入，但他从不勉强自己。他在《易》、《诗》、《春秋》等中探求学问之原点，涉猎正史及金石学、音韵学、地理学、天文学，开辟出了一条将这些学问作为史学辅助的研究道路。钱大昕对很多问题都表现出了兴趣，不仅能在不断探究学问之中发现疑点并逐一解决，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法也浅显易懂，不会太过于背离常识。在解决问题方面，人们赞赏其正确性与博学，却忽略了已阐明的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即其问题意识并未受到重视。这些都是钱大昕名声远扬，至今依然持续不减的缘由所在。
王鸣盛虽一边宣称褒贬自在事实之中，另一边又发表褒贬评价，或强行置疑，因此也有评论说他人品不好。与王鸣盛形成对比的是，钱大昕晚年都致力于研究元史，这样做是因为他与日本初期的东洋史学家同样认为，在中国史中，元史的错误甚多。由钱大昕改订的元史未能作为个人著述发表，其书名为《元史纪事》，未能传至今日，只有其氏族表和艺文志的研究成果留存了下来。钱大昕也写了与王鸣盛的《蛾术篇》相似的著作《十驾斋养新录》，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他广博的视野及公平、稳健的观点和想法。钱大昕为学以汉代为宗，因此当年曾有人将他与汉代学者相比，认为他虽不及郑玄，但应该在贾逵、服虔之上。若说博学是一种权威的话，那这种比较可以说是不错的例子。
赵翼：言行轻率，却最受欢迎
比起前两人，虽被说成言行轻率、粗心大意，但受更多人喜爱的史学家是赵翼。赵翼出身于江苏阳湖（常州武进）的一个商人之家，是人称三岁时便可一天记下十几个字，十二岁时便能一天做七篇文章的神童。受同乡出身的高官所爱，赵翼后来进入军机处当差，并在三十四岁的时候进士及第。据说赵翼殿试当时获得的是第一，但由于乾隆皇帝说陕西还未出过首席，所以将他同第三的王杰做了调换。据言受试之时，文章的知名度已经很高的赵翼为了不使考官察觉出文章是自己写的，用另外的文体完成了答卷。
赵翼出仕后先在翰林院从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集等工作，后来出任广西边境镇安府知事，负责当地民政，因其宽大、仁厚，广施善政，甚至出现了当地村民争相为其抬轿的情景。后因跨广西、云南、安南等地的农民起义而与总督意见不合，赵翼到了广州，最后因海盗猖獗而承担了责任，并辞官归乡。十六年后，赵翼再度受到起用，在镇压起事于台湾的林爽文的起义中，作为闽浙总督的幕僚参与其中，但在起义平定后毅然回绝了对他的推举，再未踏入仕途，成了家乡的安定书院的主讲，并自此专心著述。
在清史中，王鸣盛、钱大昕被编入儒林传，而赵翼则被列入文苑传。正如这所反映的，赵翼对经学并未显示出兴趣，而是作为一名诗人早已成名，这在其著《二十二史札记》的序文中也有记述：
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意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闲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闲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居子订正焉。
钱大昕也为《二十二史札记》作序，并为赵翼辩护：
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乃读其自序，有质钝不能研经，唯诸史事显而义浅，爰取为日课之语，其谦自下如此。
《二十二史札记》将中国史的主要问题都纳入了仅仅五百五十个条目。赵翼不仅单纯地提出了各种问题，而且将其解释和意见加入其中，在整体上构成了史论的文体。清末的张之洞推荐该著，称不能通读正史者读此书即可，此后《二十二史札记》开始广受欢迎，简直成了中国史的入门读物。其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不仅仅做出了考证，还有随处可见的史论，以及作者对问题的发掘方法给人以鲜活之感。
在《二十二史札记》刊出之前，赵翼出版了他的《陔余丛考》。该作是赵翼辞官在家，与其父母一起生活，即在循陔期间写下并整理出来的，故题名《陔余丛考》。其序文称，该作虽然浅薄，但因儿辈说丢掉可惜了，所以便将其刊行出来，幸运的是并未成为人们的笑柄。《陔余丛考》是一部考订经史和调查琐事俗语由来的著作，从《五经正义》到《岁寒三友》，书中考证了近九百个项目，充分展现了赵翼的博学。
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国家都存在这种对杂学的积累。但在赵翼所选取的问题、对象中，不仅有文学家的风格，而且还带有商人家庭出身的市民性因素。赵翼在官界不受青睐，这反而让他拥有一种对权威并不盲从的批判立场，这为其著作带来了一种跃动之感。
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在旧中国的史书之中，充满着各种官方记录，与此相比，民间记述则比较少。及至清代以后，如上所述，很多的史学著述已出自民间，只是对史学本身的反省、评论之类的著述尚不太多。也就是说，在中国称作史评的一类史学著述虽然已经出现了，但其数量很少，除了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之外，基本再无其他了。随南北朝时期史书全盛的余波，刘知几写出了《史通》，乘清代史学隆盛之东风，章学诚完成了《文史通义》，可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种偶然。
一般而言，中国的历史只专注于具体史实以及政治史，至于如何对其加以整理，将记述的原点置于何处这样的问题，几乎不会被触及。在所有事物上先形成一个框架，然后再纳入其中，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政治使然。甚至连为何如此的疑问，也被纳入了既有框架。
正如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刘知几抑郁著《史通》所反映的，若不是受到某种大的冲击，史学者似乎都难以冲破既有框架。与前文所列史家处于同一时代，在考证方面没有兴致，主要就史学理论立说的人是章学诚。然而，对于他为何会选择一条与时代潮流相异的学术道路，其原动力目前尚不确定。章学诚在其著《文史通义》的开头称“六经皆史也”，虽然这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但他还是大胆主张史学系诸学之王，史学之源流在于六经的史学原论。《文史通义》的文史，指的是著述。章学诚受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启发，将各方面的学问用历史统一起来，并将属于清代理念的道学也置于其基础之上。《文史通义》所采取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具有新意，但其慷慨激昂的历史叙述中有什么令章学诚感到了兴奋，至今依然难解。
日本的内藤湖南，中国的梁启超、胡适等都曾对章学诚评价极高，将其视为生于中国的史学理论第一人。但就《文史通义》而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日，它似乎都不能说是体现了刻苦钻研而大放异彩的一部著作。
例如，刘知几出色地完成了一部伴随史学理论的史学史专著，而章学诚想写《史籍考》却未能写成。章学诚也未曾参与具体史书的编纂和史学的研究。但他当年曾游历各地，在各地方官处从事过很多地方志的编撰工作，他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自豪。章学成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那么他自己对史意的理解又有几分？另外，他还曾说，在“史之三长”的才、学、识之外，史德也很重要，那么他自己又具备了多少史德？这些从他编纂的地方志类的具体实例中，我们也看不出来。
章学诚出生于浙江会稽（绍兴），他幼年身体孱弱，资质鲁钝，直至十四岁时还未读完四书。但他很喜欢史书，自称“史才”，逐渐养成了大言不惭的作风。年过二十成为北京国子监的监生，可成绩在同学三百人之中却属殿后，科考未中，二十八岁开始阅读《史通》，三十一岁在北京的乡试中及第，之后在各地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四十一岁考中进士，然后出任各地书院的主讲，因得到大官知遇才开始地方志的编纂等工作，在此期间写出了《文史通义》。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历史事实凝集在六经之中。为此，章学诚将古人无空言作为前提，并致力于将史学的权威重新叠加于其上。另外，章学诚还说：古代有留存记录的原则，所以并不拘泥于形式，可后世形成了条条框框，而留存记录的原则反而消失了。章学诚所谓留存记录的原则，应该是指出于统治需要而对权力进行的贯彻。
章学诚虽然得到了朱筠和毕沅等大官的庇护，而且与邵晋涵等学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可无论是在官界还是学界，他都是孤独的。他虽自称浙东之学，独唱一派，可当时并没有拿出可另立学派所需的东西，而且在史学原理方面，也并没有像唐代刘知几那样追求一种合理性。在地方志的编纂上，章学诚主张“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这被戴震嘲笑为小题大做。虽然这种高姿态也是章学诚的一种本事，但在清代，若要议论史学原理，除了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本文摘自《大清帝国》，[日]增井经夫著，程文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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