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文本末世；写作定义人类

人工智能与文本末世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写作？2023年，马里兰大学英语系的学者马修·柯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提出了文本末世（Textpocalypse）的理论。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我们更有理由去反思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原创思想和文学创造力的削弱。

在文章《迎接文字末日》（Prepare for the Textpocalypse）中，柯申鲍姆提出：我们与书面文字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通过 ChatGPT 等程序进入主流。这些程序使用大型语言模型（LLM），通过统计预测文本序列中的下一个字母或单词，从而生成模仿被输入文档的句子和段落。它们将类似“自动补全”的功能扩展到了整个互联网。

《嗡鸣》书封

“我的焦虑是我的灵感：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焦虑，直面它们，也许能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她在Bookends节目访谈中说，“对我来说，面对焦虑的过程就是更多地了解我所担心的事情。”

这种将焦虑转化为故事的能力，源于她的童年经历。11岁那年，菲利普斯因自身免疫性疾病失去了所有头发。“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写作给了我一个自由的空间。13岁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天写一首诗。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八年。”

对菲利普斯而言，写作不仅是表达方式，更是将私人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叙事的过程。“当我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它就转变成了我可以与他人分享的东西。当我与他人分享时，它就不再是我一个人承担的负担。”这种将个人危机转化为普遍意义的能力，正是人类写作区别于人工智能文本生成的关键。

在写作《嗡鸣》时，菲利普斯直面了对于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的恐惧。

故事发生在一个反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既熟悉又与我们的现实有微妙的不同。气候变化已经破坏了环境。（“要是森林没有被烧毁就好了，”May想。“要是离开城市、越过众多工业和荒芜地带不是那么困难、那么昂贵就好了。”）摄像头和屏幕与空气中的污染一样无处不在；隐私、亲近自然和免受广告干扰已成为奢侈品。智能机器人(称为“Hum”)在这里行走、说话并执行各种工作。这里的年幼儿童普遍佩戴智能手表方便家长来监测他们。几乎每个大人都沉迷于被称为“Woom”的个人虚拟现实舱。

许多工作都被自动化取代，包括May的工作。她曾在一家开发“人工智能沟通能力”的公司工作，但在无意中训练了一个使她自己变得多余的人工智能网络后被解雇。她的丈夫Jem是一名前摄影师，现在靠清理捕鼠器和打扫壁橱的零工维持生计。这对夫妇对未来的焦虑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孩子，8岁的Lu和6岁的Sy，他们表现出对蟑螂的呵护、对防灾手册的痴迷，以及对无味草莓的欢欣。

为了赚取相当于十个月生活费的报酬，May参加了一项实验手术。她用挣来的一部分钱带全家去了植物园——这个被围墙圈起来的“自然乐园”已经成为富人社交媒体的打卡胜地。当两个孩子看到一则昂贵软糖的广告时兴奋不已，May无法拒绝他们。她刚批准购买——只需要两个字——软糖就“在他们嘴里……在他们舌头上香甜地融化”。这些细节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快感被渴望、被创造、又在呼吸间就消耗殆尽的世界里，你能给孩子们什么持久的幸福？当一切都是一次性的时候，你如何保护他们的幸福？

这种母职焦虑似乎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主题。《纽约客》把这部小说归类为“生态焦虑妈妈文学”：育儿焦虑有了新的对象，不是未写的文字或未实现的职业目标，而是地球的毁灭。

最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不少类似作品：Lauren Groff的《佛罗里达》（Florida，2018）里，一位母亲整天刷着环境灾难新闻；Jenny Offill的《天气》（Weather，2020）中，主人公的工作是回复气候危机播客听众的焦虑邮件；Kate Zambreno的《光之室》（The Light Room，2023）描写了一位在极端高温中带娃的妈妈。这些书的叙述者痛苦地意识到人为的气候变化和失控的资本主义，她们对即将到来的反乌托邦世界充满恐惧。《嗡鸣》呈现的未来愿景，不是即将来临的末日，而是May日常生活中令人失去人性、失去快乐的磨难，这是一场持久地对抗消费和技术媒介的战斗。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机器人“Hum”性格温和，富有同理心，在植物园里像精灵一样为游客服务。提到小说标题“嗡鸣”的双重含义：既是无处不在的数字噪音，也是人类最原始的发声方式——哼唱、低语、摇篮曲。就像我们既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又可能成为它的受害者。这种矛盾本身就很有意思。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写作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不是因为技术的限制——这些限制终将被突破，而是因为某些经验只能通过人类的身体和情感来理解和表达。就像May在夜里问她的丈夫：“等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这个星球还能给他们什么？”这个问题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修辞，而在于它背后真实的恐惧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