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的真面目：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份样本

从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晚清国门被打开，到20世纪20年代民国初年，短短几十年，对于一个拥有千年文明史的国度而言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短暂的时代却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刺激的文化冲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兽犹斗般的挣扎。近代历史，在晚清与民初、帝制与民国、封建与现代等时空元素纠缠的叙事场域中，急需寻觅转型的路径，为中华民族打造承载其文化绵延的生命力方舟。这种转型，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上，是一系列或失败或有益的改革的发生，最大程度上迫使中国的走向发生迁移。而真正的痛点及难点在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尤其对于日薄西山的封建统治阶层而言，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强势输出中为古老的东方传统搏杀出一条存续的罅隙，着实愁杀了年过花甲的慈禧太后，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和结局。她是野史传闻中奢靡昏庸的西太后，是影视作品中冷酷无情的叶赫那拉氏，是历史上推动洋务运动、扼杀戊戌变法的“圣母”，也是大权在握、垂帘听政致使清朝最终覆灭的罪魁祸首。她的容貌，与她之前的历代现世统治者一样，拥有不被普通人看见的特权，当时的西方媒体把这位东方神秘的女性实权掌握者幻想成凶残的老巫婆，手持沾满献血的匕首，面目狰狞且丑陋。但是，作为一名“有教养”的皇家贵妇，慈禧及时意识到积极向西方展示她的至尊地位，收获更多膜拜，对于重塑老大帝国的国际形象非常重要，不过，“得装出一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态度，所以他们根本不能认识我的本性”，于是，“老佛爷”成了真容莫辨的“千面女郎”。

《“御容”与真相：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1840-1920）》书封

《“御容”与真相：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1840-1920）》一书为我们看清“御容”及肖像通过技术媒介由上层向民间下沉式传播的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本书脱胎于作者董丽慧在匹兹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分为三编十三章。上编“看见‘御容’”，梳理慈禧太后跨国宫廷肖像、油画“大像”、行乐“小像”的创作与传播，慈禧太后是两千年封建帝王史上主动公开传播在世统治者肖像的第一人，她希望以自己期待的样子被她的“预设观众”看到，成为她政治公关的新手段。统治者肖像的公开甚至走出国门，彻底打破了中国在世帝王面容“不再现”的禁忌，然而此时东西方视觉文化互不相通，经由现代大众媒体的图像复制和宣传，这些肖像的跨文化传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被误读和利用，中国式“御容”以图像创造历史的在场方式见证并参与了晚清改革的失败和清政府的灭亡。中编“制造幻象”，“中华圣母像”是西方视觉文化在东方土壤结出的一朵奇葩。慈禧太后尊称“圣母皇太后”，她也热衷于观音菩萨的女性装扮， 凸显其超越民间王权与宗教信仰的神性光辉，西方传统的“圣母”符号与东方“圣母”观念有机结合，形成了全新的“中国样式”图像符号，实现了跨文化的本土化。下编“寻找真相”，曾经被视作“妖术”的摄影技术，伴随着“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在中国民间制造了一段特殊的本土化“奇观”。不同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美学，中国摄影技术秉承东方之道，以更具思辨性的“美术革命”投身到一段历史叙事的洪流中。

慈禧太后坐像

“看”与“被看”，从图像的视角考察晚清中华帝国文化传播，是作者长期关注的议题，深耕于此却不墨守成规，她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西洋图像的中式转译：十六、时期世纪中国基督教图像研究》以西方中心论确立现代视觉文化标准，为中国本土文化找缺憾。但是随着探索的深入，作者发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致命缺点：以西方为根本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现象，是否适用？或者说是否合理？这也是着力于西方理论预设的研究者常常需要正视的问题，在西方的现代性评价体系中，封建帝国的种种充满了无知、落后、愚昧，事实果真如此吗？正如后记所云“于我而言，更重要的变化，则在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的转换”，因此作者提出了质疑：“本书的根基是对普遍意义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视觉文化标准的怀疑，以及在怀疑基础上反观自身，试图寻找本土文化独特的生命逻辑，及其在百折不挠中始终艰难前行的潜在动能，进而以既非完全自行生发自中国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现代的视觉图像与理论概念为案例和线索，考察本土视觉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另类路径及未知可能。”这也给我们反思中国近代转型之路明确了基本逻辑，作为方法的“本土”研究，必须首先以本民族的文化价值为中心，认清自我塑形的过程，扎根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纵深地摸索兼具本土性和普适性的现代价值，再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横向的跨文化比较，或许才能走近未知的真理。

然而以“视觉文化”这一随后现代主义诞生的当代艺术理论来讨论近代中国本土转型问题，是否又会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作者对此时刻保持警惕，从众多视觉性材料中选出了三种极具本土意味的代表性图像作品：慈禧太后的宫廷肖像、中国版的基督教圣母像、民间文人肖像，它们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关涉政治权力话语中心的转移、多元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身份性认同、自我形塑、物质与技术、异域想象、他者之眼等诸多热门课题，它们是“写真”，又不是单一的人物“快照”，把它们放到中国近代视觉文化史的发展逻辑中去梳理，阐释近代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和被忽略的主动性，作者不断发问，百年来“肖像”与彰显个性的日常展示方式以及作为“美术”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的视觉文化观念是如何确立的？由欧洲传教士委托制作的“中华圣母像”作为中国本土化代表的艺术形象，以何种视觉符号呈现“艺术性”和“中国样式”？依据何种混杂中西方视觉记忆与想象的图像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呈现独特的本土现代性特征？中国人的传统视觉方式，在近代发生了何种变化？两者如何达成共识？同时隐藏了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肖像”的塑造如何“写实”、何以为“真”？从微观到宏观，从表象、潜流到本质，层层深入，解构隐藏问题本质的图像符号，最后发现，当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明影响时，促成视觉文化转型更本质的底层逻辑，是为本土和外来所共享共创的历程，这一追问的进程既是建构中国本土近代以来视觉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必经之路，也是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祛魅过程。

本书作为一部视觉文化研究著作，收录了150幅历史图片，包含中西方摄影照片、绘画作品、报纸插图等多种类型，基本囊括近代视觉艺术的不同角度。米歇尔·福柯说：“我们所看到的绝不寓于我们所说的。”图像或至少大部分图像在被创作之初并没有想到或者不是为了将来会被历史学家作为证据使用。图像的创作者会在作品中记录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而图像本身又可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因为艺术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既要遵循内部发展的轨迹，又要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而研究者就是“读故事的人”，他们对图像信息做出从内到外的解释，形成图像志。作为从事跨文化研究的艺术史学者，作者凭借强大的解图能力，带领读者近距离观察图像本身。例如，光绪癸卯年（1903），慈禧赠予美国总统罗斯福女儿爱丽丝的一张照片，慈禧梳大拉翅头，手持中式折扇，轻抹淡妆，身着团寿蔓藤纹氅衣，氅衣上满绣典型的寓意福寿绵长，背景是凤穿牡丹屏风，上有“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横幅，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御容。两年后，一幅类似的彩色图片出现在法国《画报》上，慈禧的面部被画上浓厚的白粉和点唇，寿字几乎被抽象成联珠纹的圆点装饰，中式藤蔓变成立体的西方葡萄纹饰。当时西方正流行浓妆艳抹的交际花摆拍的中国女士商业照片，慈禧精心搭配的中国式符号，被转译为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视觉认知和期待，“老佛爷”不过是一名身份显赫的中国贵妇。作者尤其注意到图像对慈禧鞋的“再现”，原版照片中，慈禧氅衣底边露出若隐若现的鞋底边缘，而法国《画报》的彩图中，慈禧的鞋底尺寸被夸大，还画上了花纹。作者指出“在中国传统肖像中，通常不会表现女性的鞋，只有一种例外，就是对青楼女子的描绘”，因为“露在衣服外面的鞋，在中国传统视觉语言中，可作为一种性暗示的视觉符号”。对女性鞋的描摹，是否一定是性暗示的符号，值得商榷。不过不容忽视的是，此时期的中国传统女性，正在经历一场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反缠足的“天足”运动，在现代国家观念中，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国整体文明程度的标杆，而封建帝国若想与西方平等对话，传统儒家“男尊女卑”的性别原则受到强烈抵抗，那么，对女性“足”的视觉化呈现不妨从位居权力中心的慈禧太后开始，虽然慈禧作为满洲贵族，不必缠足，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同样充满东方神秘感的花盆底鞋，成为打破又一视觉禁忌的靶子，慈禧的“圣容”被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拉下圣坛，通过入木三分地描绘及分析，作者进一步阐释，“西方转译的慈禧肖像，将现代技术对中国传统肖像的影响放大，对中国视觉语言禁忌的无所知，反而促成了新的图像元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反观时代前沿的中国人对传统的认知、反思和再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封面设计也颇具意味，暗红底色，仿佛身处冲洗胶片的暗房，在显影液和定影液的浸润下，颐和园排云门前站立的宫人们的身影逐渐显露，可是主角慈禧太后是被“封印”的。一开始我以为遮住慈禧，是为其神秘身份卖个关子。随着封面被摩挲，才发现覆盖慈禧真身的竟是个“刮刮乐”，“老佛爷”的真相逐渐曝光，神秘的皇家园林被打开，阅读的趣味与感官的能动瞬间被释放，作者抽丝剥茧，一层层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图像视觉的层面将近代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娓娓道于现代读者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