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谈《金瓶梅》者从社会史、风俗史、经济史，乃至全球史的角度追寻其底蕴，其中的翘楚是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相形之下，很少有人注意到《金瓶梅》对日常起居饮宴浓笔重彩、刻金镂玉般的描写和明代政治运作的复杂关系。当然，这不能怪学界忽略，主要原因还是《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的级别太低，按我们这个时代的级别，他至多是个乡级小干部，连七品芝麻官的县级都够不上。不过，西门庆自己的级别不高，可他结交的官员却有省级大员。小说第七十四回和第七十五回内容之一，就是省级高官金御史借西门庆家的大豪宅，为即将荣升进京的侯巡抚设宴践行。 这虽然只是一段反衬西门庆富贵显赫的插叙，但宴会从始至终的每一个细节，却体现了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那位作者对晚明巡按巡抚制度的深刻理解。换言之，不懂晚明省级制度的运行，特别是巡抚和巡按御史之间微妙关系，就是再做社会史或经济史分析，也很难理解这段宴会推杯换盏背后的行为逻辑。
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先看《金瓶梅》的第七十四回有关情节：
却说西门庆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厅上叙礼。每人一匹缎子、一部书，奉贺西门庆。见了桌席齐整，甚是称谢不尽。一面分宾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学生有一事奉渎四泉：今有巡抚侯石泉老先生，新升太常卿，学生同两司作东，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饯，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审四泉允否？”西门庆道：“老先生吩咐，敢不从命！”
再看第七十五回的有关情节：
却说前厅宋御史先到了，西门庆陪他在卷棚内坐。因说起地方民情风俗一节，西门庆大略可否而答之。次问及有司官员，西门庆道：“卑职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县吏事克勤。其余不知其详，不敢妄说。”宋御史问道：“守备周秀曾与执事相交，为人却也好不好？”西门庆道：“周总兵虽历练老成，还不如济州荆都监，青年武举出身，才勇兼备，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监荆忠？执事何以相熟？”西门庆道：“他与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递了个手本与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闻他是个好将官。”又问其次者，西门庆道：“卑职还有妻兄吴铠，见任本衙右所正千户之职。昨日委管修义仓，例该升指挥，亦望公祖提拔，实卑职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亲，到明日类本之时，不但加升本等职级，我还保举他见任管事。”西门庆连忙作揖谢了，因把荆都监并吴大舅履历手本递上。宋御史看了，即令书吏收执，分付：“到明日类本之时，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门庆又令左右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他，不在话下。
正说话间，前厅鼓乐响，左右来报：“两司老爷都到了。”慌的西门庆即出迎接，到厅上叙礼。这宋御史慢慢才走出花园角门。众官见礼毕数，观看正中摆设大插卓一张，五老定胜方糖，高顶簇盘，甚是齐正，周围卓席俱丰胜，心中大悦。都望西门庆谢道：“生受，容当奉补。”宋御史道：“分资诚为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罢了，诸公不消奉补。”西门庆道：“岂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来。众官又一面差官邀去。
看看等到午后，只见一匹报马来到说：“侯爷来了。”这里两边鼓乐一齐响起，众官都出大门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门里相候。不一时，蓝旗马道过尽，侯巡抚穿大红孔雀，戴貂鼠暖耳，浑金带，坐四人大轿，直至门首下轿。众官迎接进来。宋御史亦换了大红金云白豸暖耳，犀角带，相让而入。到于大厅上，叙毕礼数，各官廷参毕，然后是西门庆拜见。侯巡抚因前次摆酒请六黄太尉，认得西门庆。即令官吏拿双红友生侯濛单拜贴，递与西门庆。西门庆双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参拜毕，宽衣上坐。众官两旁佥坐，宋御史居主位。奉毕茶，阶下动起乐来。宋御史递酒簪花，捧上尺头，随即抬下卓席来，装在盒内，差官吏送到公厅去了。然后上坐，献汤饭，割献花猪，俱不必细说。先是教坊吊队舞，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才是海盐子弟上来磕头，呈上关目揭贴。侯公分付搬演《裴晋公还带记》。
由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几个耐人寻味的情节。其一，宋御史是整个宴会的主角，宴会是由他倡导的。但是，宋御史似乎并不宽裕，不得不借助西门庆。其谢礼也相当微薄，仅仅是“一帕一书”。 宴会开始后，侯巡抚迟到，所有官员都出二门迎接，唯有宋御史除外。宴会的座次则是“众官两旁佥坐，宋御史居主位”。没有提到侯巡抚，看来侯巡抚也是“两旁佥坐”。但是，侯巡抚的官位似乎和宋御史又没有太大悬殊，文中提到，当侯巡抚进入大厅时，宋御史也是 “换了大红金云白豸暖耳，犀角带”，出来迎接，而且和侯巡抚“相让而入”。这个“让”意味深长，可见二人应是平级官员，如果官爵悬殊，何“让”之有？此外，宋御史主动出面，设宴为侯巡抚践行，这似乎也不像是上司对下级所当为？但是，如果二人平级，那么，宋御史为何又不出门迎接，而且在宴席之上，高居主位而不让呢？西门庆为妻兄吴铠升官，为何要找宋御史的门路，宋御史为何能一口承应，让吴铠“见任管事”呢？ 这些现代读者看来矛盾费解之处，如果从明代的巡按巡抚制度看，就完全顺理成章。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为监督地方官员，设立了巡按御史。按照《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年，七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根据明史学者方志远的研究，到了永乐、宣德以后，向各省派遣监察御史，已经成为朝廷定制。此后巡按御史的权力不断强化。《明史职官志》记载，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所按削藩服大臣，府州县诸考察，举弹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为便于监察，明政府还制定了《抚按通例》《出巡事宜》（见万历本《明会典》）。从这些条例看，御史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须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赋税等材料整理造册，送御史审查。 明代巡按御史虽然代天子巡视，权威赫赫，但是品级很低，只是正七品，还不及各省的按察使，后者是三品。因此，为强化巡按御史的权威，明廷在宣德和成化年间进一步规定，巡按御史“序在三司之上”，而且巡按御史拥有举荐弹劾地方包括地方各省按察、布政诸司官员的权力。
在巡按御史之外，明朝在永乐之后，又向地方派遣巡抚。巡抚的权限最初和巡按御史相近，都是监视地方官员，同时也有牵制巡按御史之意，防止其权力过大。起初，巡抚和巡按御史一样，都是朝廷派出，完成使命后随即返京，并不在地方常驻。但是，在嘉靖前后，巡抚逐步开始了地方化和制度化过程，巡抚逐步成为一省的行政首脑，各省都指挥司、按察司、布政司都受其节制。为防止巡抚权力过重，明廷又赋予巡按监督考核巡抚的权力。有关二者的权限，早在嘉靖初年，朝廷就作出详细的规定：
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廪、城池、堡隘、兵马、军饷，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都布按三司、将处置缘由、备呈巡按知会。巡按御史出巡、据其已行之事、查考得失、纠正姦弊。不必另出已见、多立法例。其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拨吏农、纪验功赏、係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
从官方的礼仪制度看，巡抚似乎比巡按要高。按照朝廷规定，双方在集体场合同时出现时，巡抚据首席，巡按当据副手：
凡在外抚、按官相接，巡抚望巡按，到仪门下轿马，巡按迎至后堂，巡抚坐上席，巡按前席隅坐。巡按望巡抚，前门下马，由偏门而入，巡按隅坐，巡抚坐前席。如遇会勘公事，巡抚正面居中坐，巡按正面隅坐。习仪、拜牌、祭丁及迎接诏敕等项，巡抚居左，巡按居右，巡按仍让巡抚于前。其巡按与提学、中差御史相接，如常处，照依进道先后次序。公会，须让巡按。
但是，如果考察巡按的权限，就不难发现，巡抚实际上很难在和巡按御史的较量中占上风的。因为巡抚负责的是地方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巡按御史有权对各省已行政务“据其已行之事、查考得失、纠正姦弊”。这就把巡抚置于巡按的监督范围之内。更重要是，巡按御史出巡，除了考察地方政务外，还负责 “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拨吏农、纪验功赏”，而且这些工作，按照明廷的规定，“系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文武科举、司法案件都是地方核心事务。而参拨吏农、纪验功赏，更是关乎一省大小文武官员的前程。巡按御史把这些权力掌握在手中，自然具有凌驾于巡抚的资本，朝廷有关巡按巡抚的礼仪规定自然成了一纸空文。关于这一点及其衍生的有关流弊，嘉靖年间的胡世宁就已经提请朝廷注意。他说：
先朝考定《宪纲》一书以为矜式。其与三司、知府等官相见，各有定礼也；其职任事务，各有定例也。今则藩、臬、守令，皆不得专行其职，而事俱禀命于巡按矣。神庙以来，抚按执奏，大抵抚臣见屈，按臣见伸，故属吏之畏按臣甚于抚臣也。甚者巡抚固位者亦不敢专行一事，而永望风旨于巡按矣。相见之际，知府以下，长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随行。甚者答应之际，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实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审刑议事，考核官吏之际，与夺轻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一有刚正不阿。可否其间；或专行一事者。岂惟巡按恶之，众皆疾之。或阴注以数字之考语，或明摘其一事之过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为名。日候于御史之门，而无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来。皆必亲递。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台之长，乃躬任铺司铺兵之役而不耻矣。彼为布政者，则曰我姑卑巽数月，则有京堂之升矣。既为都御史廵抚，则又曰我姑谦逊数年，则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则劾随之。
后来，陈子龙把胡氏这篇奏疏收入《皇明经世文编》，在按语中说，“抚按争执，大抵抚臣见屈，按臣见伸，故属官吏之畏按臣甚于抚臣也”。万历之后，据《万历野获编》的著者沈德符观察，巡抚在巡按面前完全居于下风，甚至自称晚生，“文移毫无轩轾”，“抚臣反伺巡方频笑，逢迎其意旨也”。
简要梳理过明代巡抚巡按权力消长的历程，再来看宋御史设宴的诸多细节，就不难理解了。明代的巡按御史，虽然权高位重，但是品级低微，俸禄极少。因此，宋御史虽然想给侯巡抚践行，但囊中羞涩，不得不借西门庆这样的土豪来撑门面。宋御史虽然大敲了西门庆一笔，但是也是贪也有道，有来有往，仗着巡按可以访查考评地方官员的权力，借着向西门庆打听地方官员政绩的机会，即显示自己的权势，又暗示出投桃报李的门路。西门庆身为土豪，却精通官场，一点就通，深知巡按手中考评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此时不用，过期不候，立刻举荐自己小舅子和当地守备官。巡按当即允诺，留意照顾，当下就还了西门庆的人情。这点考评，在周守备、吴舅子和西门庆是天大的门槛，但是在宋御史权限内，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宋御史设宴，为侯巡抚践行，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巡按虽然在地方权倾一方，但毕竟是京官，而侯巡抚即将上任的太常卿，按当时的标准，是九卿之外，京卿中地位最高的一职，宋御史此举，自然是为来日铺路。 按照朝廷的体制，大明会典中白纸黑字的规定，宋御史应当出门迎接侯巡抚，宴席之上，也应该让侯巡抚居主位。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朝廷的功令早成为具文，巡按的强势地位，从前引胡遂宁、陈子龙、沈德符的论述看，也为社会、官场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反映到小说中，反而是不该居主位的宋御史坐在主位上。
值得注意是，在有关宋御史设宴一节中，著者一支妙笔一直围绕著宋御史展开，从他送礼的一书一帕，到受西门庆的八卦鼎，到在内堂迎接侯巡抚，到他公器私用，接受西门庆所托，为其亲朋升官打开绿灯，用精雕细琢的手法，步步展开，将宋御史的贪婪、傲慢、骄横，无言而又活生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至于那个侯巡抚，则一笔带过，绝没有透露出作者任何褒贬意态。这一重一轻的叙事安排，难道不是作者自己主观褒贬的流露吗？ 尽管搞历史的最忌讳揣测，这里我还是要越界揣测一下，我觉得著者很可能和前文提到的胡世宁一样，是一位熟悉朝廷典制、正直而又正统之士，对当时类似宋御史之类的巡按极为不满鄙视，故在小说插入一段宋御史设宴的故事，讽刺当日巡按制度的腐败和失序。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
田晓菲在其颇有影响的《金瓶梅》解析之著《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分析书中人物故事开展时，曾慨叹著者文思“巧夺天工极矣”。细读宋御史设宴一节，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金瓶梅》对明代社会世道人心的刻画。他在这里虽然专力于宋御史，但却并无忽略当时官场的复杂和微妙、无视宋御史之外的政治势力的存在和意义。这清楚体显于下面的细节：在西门庆和宋御史说完吴舅子和周守备的考评升迁后，文中冷不防地插了一句：“西门庆连忙作揖谢了，因把荆都监并吴大舅履历手本递上。宋御史看了，即令书吏收执，分付：‘到明日类本之时，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门庆又令左右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他，不在话下。”我想一般作者恐怕会拉下这个看似一可有可无的闲笔，因为它和宋御史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如果放到晚明政治的具体运作看，这哪里是无用的闲笔，其实是漫不经心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明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吏胥权力的膨胀。明代的吏胥，特别到后期，政治社会地位卑下，有些官员甚至奴隶视之。但是，另一方面，其权力极大。从朱元璋开始，明朝体制运转，一方面依赖士大夫精英，但同时，更是依赖一整套公文则例，这套公文格式则例之复杂，是那些饱读诗书、皓首穷经的士大夫所不熟悉的，也没有兴趣了解的。真正了解这套格式的就是各级各部门的吏胥，他们中的很多人世代在一个部门处理各类公文案例，对其中的规则烂熟于心。因此，明代官场表面上是由一群谈史论经、风花雪月的文人雅士所主导，但实际操纵其运作的，却是这些吏胥。各级官员表面上相较于他们固然是八面威风，但实际上，一日不可无此君。他们一旦离开这些人辅助，所做决定，所写公文，很可能就会因为不熟悉格式而被弹劾乃至罢官免职。因此，明朝各级官员，就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对吏胥多半是信任倚重有加。这些吏胥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凭借独门的专业知识，仗着长官的倚重，往往气焰熏陶。如果说各级官员是阎王，他们就是阎罗殿的小鬼。因此，不贿赂阎王，固然办不成事，但是，如果只讨好阎王，而忘了小鬼，同样会是麻烦重重。而且，明代的吏胥是很少有工资的，完全凭处理公务中的勒索贪污谋取生机。他们的勒索和刁难，别说一般平民，就是朱家皇朝的王孙后裔，都无法幸免。万历时代的名臣吕坤，在一次吊唁宁化王之死时无意发现，当时宁化王的儿子都长成二十几岁的成人，竟然还没有正式的名字，用的都是乳名，原因是吏胥从中作梗。他说：
宁化王新薨，臣往吊奠，王六子，长者二十岁矣，尚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曰：“请名十五年、费银千余两部文未到、犹然乳名。”（中略）经管教授，既非明白之官，造册书供，卒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皆难辩之文，愚宗不识事体，贫宗又无钱财，衙闲猾胥，往往舞文诈错，致使查驳。
具体到宋御史，他可以答应西门庆的请托，但具体的事务公文，仍然得由吏典之类吏胥经办。他们如果作梗，宋御史也未必能解决。因此，精通官场之道的西门庆，一边对宋御史百般讨好，一边也不忘记这些上不了台盘的“小鬼”，拿出三两银子回落。 没有这个细节，西门庆贿赂宋御史的细节真实性和复杂性就要大大折扣。而这个细节背后，当是著者对于当时的吏胥猖獗的愤懑和无奈。这样的猜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于当日著者写作的初衷，也不是完全不切合吧。
走笔至此，有关《金瓶梅》宋御史设宴的讨论告一段落。有了这个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对这部经典的作者之谜提供一种新的看法。众所周知，《金瓶梅》作者孰人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过去几十年来，学术界已经从众多不同的角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就笔者浅见，学术界似乎很少从宋御史设宴一段所体现的对明代省级政治的深刻了解，来讨论该书的作者问题。很显然，这个作者或是本人就是在官场酒席间常为宋御史式的人物所压制的巡抚，或是一位行走官场多年的幕僚，耳濡目染，熟悉官场宴席上御史、巡抚互动的微妙关系。否则，他不可能对二者在饮宴上的互动有如此精准的表述。易言之，《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和他的几位姬妾都是官场下层的小角色，但是，该书的作者更有可能是一位有着丰富明代省级政治经验的大人物。（文/赵刚，转自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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