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

叙事时间问题，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其复杂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中国文学往往被诟病不已，很多就与其作品对时间意识的不够重视有一定的关联。

时间意识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问题，技巧和结构的层面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这其实提出了文学影响的方式方法和层次的问题。文学的影响如果仅仅停留在句式或技巧上，这样的影响就只是单方面的，浅层次的，中国文学就永远只能单方面的走向世界了，而不是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相反，时间意识的层面则是一个深层次的，而恰恰是这个层面，才可能在文学的影响间建立其相互的关系。

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

文|徐勇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个经典段落对中国作家影响深巨且极具代表性。一个是《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另一个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对于前一个例子，其影响中国作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句式、技巧的模仿上，一种是时间意识上。后一个例子影响中国作家的则主要是前一种情况，即句式的模仿上。应该说，句式技巧的模仿，还仅仅停留在浅层次，这是世界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最初的层面。这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时代借鉴世界文学的主要路径。这是技巧层面的模仿，在1980年代曾很流行。现代主义在彼时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合法”地接受的。这一模仿，在今天仍很普遍，比如说吕新的《上弦月》（2016）之借鉴略萨的《酒吧长谈》就很明显。这样一种模仿，虽立竿见影很有效果，但其实与中国的经验（文学传统、阅读接受等等方面）之间，存在一个如何对接的问题，以及阅读接受上的适应的问题。

相对而言，时间意识的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了。在上述引用的那个句式里，“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三个时间点以一种互相包含和彼此重叠的方式并置一起，使得时间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被凸显出来，而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时间往往隐而不彰，并不构成叙事上的重要议题。陈平原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曾专章谈到叙事时间的问题，在他看来，“故事时间”向“情节时间”的转化，是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变的重要标志。可见，叙事时间问题，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其复杂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中国文学往往被诟病不已，很多就与其作品对时间意识的不够重视有一定的关联。

二

时间意识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问题，技巧和结构的层面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这其实提出了文学影响的方式方法和层次的问题。文学的影响如果仅仅停留在句式或技巧上，这样的影响就只是单方面的，浅层次的，中国文学就永远只能单方面地走向世界了，而不是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相反，时间意识的层面则是一个深层次的，而恰恰是这个层面，才可能在文学的影响间建立其相互的关系。

所谓时间意识，首先是一种指向或关于时间的自觉意识。时间意识不是时间观，虽然有时以时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涉及如何看待世界和个人的关系，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技巧、结构的选择等等。这样的经典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柏格森提出的“持续时间”说。中国文学向来不太注重时间意识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循环时间观的限制）。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学一直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特别发达的原因。

传统封建时代的叙事是一个封闭性的“连贯叙事”，其故事虽然首尾连贯，但其实是头尾相接的。这是因为有循环时间的制约。可见，就叙事学的层面看，叙事模式是与时间意识（或时间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样一种叙事，如果不能从时间意识上根本改观，就很难有叙事模式上的根本改变。“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虽然在时间意识上已有明显的改变，但因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主题的束缚，现代性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一直占据主导，现实主义仍是主流。而这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如果不能从与宏大叙事的“耦合”中剥离出来，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和线性叙事如果不被质疑地接受，这样的文学并不能真正带来叙事上的现代革命，也不能真正摆脱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统天下。

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曾一度遭到质疑和打破，比如说在1980年代中期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如《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但因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虽被质疑）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仍旧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变体，不能看成是真正的现代派，从这个角度看，把它们视为“伪现代派”并没有错。可以看出，不能从时间意识上有很好的突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在此前后的中国文学，比如当时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先锋派的作品，作家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叙事结构（所谓“叙事迷宫”和“叙事圈套”）的革命，而不太重视时间意识问题。某种程度上，过度重视叙事结构，而轻视叙事时间（时间意识）是1990年代先锋派的转型，文学重又回到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他们喜欢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中迷宫式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但却忽视了这背后的深邃的多重时间意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把叙事迷宫仅仅看成了空间问题，而没有意识到，叙事迷宫更多是因为时间的穿插才造成的，离开了时间维度，便不可能真正弄懂或从迷宫中走出来。

在这方面，余华可能是最有现代时间意识也最具传统特质的作家。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往事与刑法》，甚至《古典爱情》等等，都涉及到时间意识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关于时间意识的故事。特别是《古典爱情》，其所传达出来的爱情的错位和不可能，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时间意识的错位而造成的。在这些小说中，余华表现出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质疑，以及对线性时间观的颠覆，但他采取的却是传统的资源，也就是说他是在运用传统意义上的循环时间观来解构宏大叙事。他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耦合。而也正是因为这点，他的转型某种程度上也相对成功，最具有中国经验。余华的先锋后转型，提出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经验的接轨或耦合的问题。

三

今天，当我们谈各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及其世界文学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从句式或结构，及其题材主题上谈论相互间的影响，而应从更深层次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各国文学间的彼此交流和沟通，否则就只能是单方面的，或“影响的焦虑”。要想走出这种“影响的焦虑”和“民族国家寓言”的怪圈，就必须在时间意识上和空间意识上建立真正的对等对话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1月22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