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岂徒哉：《资治通鉴》中魏征26年的人生史

《资治通鉴》是编年史巨著，不以历史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和纪传体正史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编纂方式差异明显，但无论那种，史书总要叙事，而事又离不开人，于是纪传体是“事在人中”，而编年体是“人在事中”，人物形象需要通过一件件史事来塑造，他参与的历史事件越多，形象就会越丰满。《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漫长历史，有大量人物在其中登场，尤其是唐代部分，因为史料丰富，最为详细，人物面貌也就更为清晰，魏征即是其中一位。魏征身经隋唐之际的战乱，归唐后先跟随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又受李世民倚重，在贞观时代具有重要地位，成为一代名臣，直至现代，他在一般历史读者中知名度也很高，恐怕要超过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通鉴》综合多种文献，记载了魏征38岁至64岁之间26年的人生史，展现了他一生最关键的阶段，对其进行解读，既可见魏征与其时代的联系，也可体会《通鉴》编年叙事的史法以及司马光的“微意”。

魏征像

群雄争霸，未展所长

魏征在《资治通鉴》中首次出现是隋义宁元年（617）九月，他已经38岁，跟随武阳郡丞元宝藏归降了李密。李密时号魏公，实力强劲，有数十万军队，于是以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魏征作为元宝藏的门客，为其作启感谢李密，此本是官场惯例，但魏征杰出的文辞引起了李密的注意，被召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通鉴》按照体例，又补叙了魏征的出身、个性特点和早年经历：“少孤贫，好读书，有大志，落拓不事生业。始为道士，宝藏召典书记。”少孤贫，即父亲早亡，但却能读书，后来还以文才学问知名，这在还是书籍以抄本流传的时代是很难得的。其实魏征的家世并不普通，据《北史》记载，魏征祖父魏彦，“博学善属文”，尝欲修撰《晋书》，父亲魏长贤则“博涉经史，辞藻清华”，可见博学善文本是其家学，尽管父亲去世时，魏征可能年龄尚小，但家中当有较为丰富的藏书，为其以后的学问奠定了基础。《通鉴》对魏征的补叙与《旧唐书·魏征传》接近，但删除了“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从后来魏征的表现，包括他进谏时的文风，似确有纵横家风采，司马光舍不用，或许是出于善意的维护，因为他曾借孟子、杨雄之言批评过苏秦等纵横家。（《通鉴》卷三）至于魏征为道士的经历，难以详知，《文苑英华》现存的《道观内柏树赋》可能是在此期间所作，又《中说》记载了魏征与王通的问答，似尝受学大儒王通，但《中说》所言不可为据，《新旧唐书·魏征传》皆未提及此事，当属后人虚构，故《通鉴》虽然有王通事迹，但也未言其弟子中有魏征。

魏征归于李密麾下后，并不只是负责文书工作，而是积极表现，《旧唐书》就记其向李密进十策，但未被采用。魏征在《通鉴》中第二次登场是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与王世充洛口对战，李密本接受裴仁基的建议，不主动出击，但诸将皆主战，李密从众，结果战败。这期间，魏征曾给长史郑颋建言，策略和裴仁基相近，主张固守，但被郑颋斥之为“老生常谈”。魏征或因之前进策不用，所以这次通过长史间接向李密出谋划策，目的当然是希望李密看到自己的才能不限于文辞，从而得到重用，但奈何郑颋不识良谋，魏征也无可奈何，可以想象，魏征此时除了气愤之外，更多的是失望。

归唐建功，玄武喋血

李密战败后投降李渊，魏征也随之到长安，从此魏征的身份发生重大变化，由李密属下变为唐臣。归唐后的第一件事是“自请安集山东”，为何会有此举动，章钰校记指出两部宋本《通鉴》、明孔天胤本、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在该句上均有“久不为朝廷所知”七字，此文字与《旧唐书·魏征传》“久不见知”意思相同，如此看来，魏征是急于有所作为才主动请缨。说他着急，是因为李密归唐至长安的时间，据《通鉴》是在武德元年十月己卯（八日），魏征应也是此日到达，而魏征请出之事未有明确日期，但被《通鉴》安排在十一月戊申（七日）与癸丑（十二日）之间，则是在此期间发生，相隔时间其实很短，并不算久，但可能魏征未受唐廷重视，也未有任命，一时难以出头，所以才有此举。还可能有另一种原因，与李密有关。李密降唐，本想着李渊会对他礼遇非常，但到长安后，与预计差距较大，供给不足，兵马乏食，唐臣也看不起他，甚至前来索贿，从一方诸侯变为他人臣下，李密自然心中不快，这些情形，魏征作为旧属，应该都知道，由此预料李密之后会反唐也非难事，而魏征在李密手下未能一展所长，为避免李密反唐后被牵连，以合适的理由迅速离开长安，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管是那种原因，魏征的这一举动为他获得了在唐朝的第一个正式官职——秘书丞，他离开了长安，东行到黎阳。黎阳原为李密旧境，现由徐世勣驻守，魏征和他当然是老相识，于是写信劝其投降，《通鉴》未载书信内容，可于《旧唐书·魏征传》见之，从天下大势写到徐世勣当前的处境，见解深刻、入情入理，徐为其所动，决定归唐。这是魏征入唐第一功。

李密心有怨言，果然叛唐，但为时很短，本年十二月即被击杀，魏征在外，未受影响，武德二年（619）正月，魏征又受命游说旧主元宝藏，元举州来降，得以再建一功。李密死后，李渊将其首级送往在黎阳的李世勣，《通鉴》载：“世勣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勣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通鉴》未提及魏征，其实魏征此时正在黎阳，李密墓志即出自他手，现存《文苑英华》，因是故主，有知遇之恩，李世勣又以君臣之礼对待，所以文中对李密褒扬有加，对其先降后叛也尽可能作模糊化处理，但或许因无关史实，《通鉴》一字未录。至十月，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被俘，并被任命为起居舍人。

据《旧唐书·魏征传》，他重回长安，在窦建德被擒之后，《通鉴》记其时间为武德四年（621）五月。而等魏征再在《通鉴》出现时，已是武德五年（622）十一月，身份是太子洗马，即李建成东宫僚属，《旧唐书》言：“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则魏征能有新职，是因被太子看中，说明他的才能已然受到了权力高层的认可，人生也进入了另一重要阶段。此时，李建成与李世民之争已明朗化，作为东宫之人，魏征尽心竭力为其谋划，《通鉴》特载王珪与魏征向太子进言，指出他虽有太子之位，但更多是因为嫡长子的身份，在功业上远不及秦王李世民，因此建议他率军讨伐势力微弱的刘黑闼，事易功大，且能乘机结交“山东豪杰”，从而保全太子之位。魏征之言切实可行，而且充分意识到“山东豪杰”的重要意义，可见对当时天下形势也有准确判断。李建成听取了魏征的建议，也得到李渊的支持，与李元吉带兵攻打刘黑闼，魏征随行，又提议释放囚俘，从内在瓦解刘军，太子听从，果然奏效。其后，魏征一直跟随太子，直至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李世民成为太子，作为旧太子的属下，魏征并未被严责，《通鉴》在叙述完对秦王府旧人的封赏后，接着写到魏征，言因其曾劝太子杀秦王，所以新太子李世民责问他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征回答：“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对李建成旧部没做过多追究，还从中选拔人才，魏征、王珪、韦挺皆是此类。魏征先为詹事主簿，很快又为谏议大夫，《通鉴》记载他任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受命宣慰山东，在磁州遇到了前太子与齐王的旧将李志安、李思行被押往长安，魏征将他们释放，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是旧太子一党，而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因此说：“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恩，敢不以国士报之乎！”李世民知晓后，不以为怪反以为喜。然后还有一事涉及魏征与李建成，即本年十月改葬故太子与齐王，魏征作为旧属，表请陪送至墓所，表文见《贞观政要》卷五（但时间在贞观二年，《通鉴》时间据《唐历》）。此二事之后，魏征与过往彻底划分清楚，开始了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直至贞观十七年（643）去世，《通鉴》每年都有关于他的记载，说明司马光对魏征在贞观时的作为十分重视，按照《进书表》所说的选录标准，这些都是“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

虽然在司马光的时代，魏征因不能为李建成殉节而受到批评，如程颐曾与司马光讨论《通鉴》，认为：“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但司马光不以为然，将之与管仲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并无不同，而管仲受到孔子的肯定，对魏征也应如此评价。程颐还是不能认同，又有详辨，《二程遗书》记叙到此为止，没有再记司马光的回应，《外书》记有相同事件，且在最后称：“然温公竟如旧说。”显然程颐未能说服司马光，《通鉴》中数量颇多的魏征谏言就是明证。

贞观之治，一代名臣

《通鉴》在正式记述魏征向李世民进谏前有一段文字：“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这是对魏、李君臣关系的整体概况，由此引出了魏征给唐太宗的第一次进言，时间是武德九年十二月。这次进谏涉及点兵与征物两事，起因是封德彝上奏请求把未满十八岁的中男也纳入点兵的范围，太宗本已同意，但敕书发出后，魏征坚持不肯署敕，惹得皇帝大怒，因此责问魏征，魏征先是就事论事，认为取其壮健足矣，继而引出太宗失信的问题，李世民听此言而“愕然”，估计没想到此事居然被魏征上升到君德的问题，于是只能听魏征解释，魏征又联系到太宗初即位时关于征物的两道诏敕，也存在前后不一的现象，所以魏征最后以“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的有力反问结束发言。魏征的这段言论在《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中都有，征物在前，点兵在后，二者皆是将其作为两件事来记录，而且《谏录》没有时间，《贞观政要》记征物事在贞观三年（629），点兵事也无时间，另外点兵事又见于《唐会要》卷八五《杂录》，时间为武德九年十一月。《通鉴》当是兼采以上诸书，时间上依据更为合理的《唐会要》，叙事上把二事连缀起来，简要得当，但《通鉴》最后记述的太宗回应之语和《政要》《唐会要》《谏录》差异较大，《政要》：“太宗曰：‘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唐会要》《谏录》基本相同。《通鉴》：“上悦曰：‘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两相比较，《通鉴》首先加一“悦”字表示听到魏征谏言后的欣喜之情，呼应前文概述中的“欣然”，然后话语中显示出太宗此时对魏征才有深入了解，知他并非只是固执己见，不达政事，会“直谏”而已（《政要》把此二事归为“直谏”类），他更重要的才能实际是明白国家大体所在，所以他的谏言才能切中肯綮、高屋建瓴。《通鉴》所载太宗之言或有依据，也可能是司马光自撰，无论哪种，作为魏征第一次进谏太宗，此段内容至关重要，尤其是太宗的反应和评价，这是之后太宗重用和信任魏征的前提，否则如果只是一位戆直的谏官，是难以在推动贞观之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通鉴》此处的叙事可谓用心良苦，充分体现了司马光不凡的史才与史识。

统计《通鉴》中武德九年十月后与魏征直接相关的条目，共计64条，这些记载的史料来源有多种，《通鉴考异》中提到的有《魏文贞故事》《魏征故事》《文贞公传录》等，这些都属于司马光“旁采小说”的内容，但主体当是“遍阅旧史”而来，即采自《太宗实录》《贞观政要》《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归纳魏征十多年的几十条谏言和有关记载，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为君之道、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三个方面。

首先，关涉为君之道的数量最多，因此还能进一步细分，如处理君臣关系：贞观元年（627）十二月，有人告魏征偏私亲戚，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结果查无实证，但温彦博以为其事虽无，但魏征也应注意自己日常的言行，不要留人话柄，所以还是应该责问，太宗同意如此处置。后来魏征入见，直接表示不接受对他的责难：“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此瞿然与上文的愕然颇具画面感，可令人想象到李世民初闻其言时的震惊，难怪《政要》都将之归于“直谏”，可能随着太宗与魏征逐渐熟悉，了解了他的进谏风格，所以《通鉴》中后来他们的对话里就很少见类似表达惊讶的词汇了，可见《通鉴》叙事的精细。魏征话还未讲完，接着又引古代人物为太宗辨析了良臣与忠臣的不同，看似说臣子，实则在警告太宗，因为成为良臣还是忠臣关键还在于君王。如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不可懈怠：贞观二年（628）二月，太宗对侍臣说自己兢兢业业，怕不合天意与人望，魏征当即指出此乃“致治之要”，并提出希望太宗“慎终如始”的期待；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太宗又对侍臣说虽然现在天下安定，但自己仍然不敢放松，魏征接着就提出了“居安思危”的看法。贞观十一年（637）四月，魏征上疏讨论人主善始多、克终寡的现象，《政要》录有全文，《通鉴》所载经过浓缩提炼，突出“十思”。这篇奏疏是魏征连上四疏中的第二疏，《通鉴》在本年五月和七月还节选了第三、四疏，《旧唐书·魏征传》则把四篇全收，在史臣曰中誉之为“可为万代王者法”，司马光显然也认可其价值，才不惜篇幅选入。四疏中以第二疏最为有名，有时被单题为《谏太宗十思疏》，《古文观止》即收入。这三例是原则性的谈论，可再看两则具体事例。贞观六年（632）十二月，太宗与群臣讨论安危之本，温彦博指出陛下现在不如贞观初，未说例证，引发太宗的疑问：“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则举出具体的例子：“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许旨，此其所以异耳！”太宗心悦诚服，承认“诚有是事”。又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太宗问魏征自己处理政事和以前相比如何，魏征回答威德超越贞观初，但人心悦服反不如以前。太宗不明其意，又问，既然远方都畏威慕德来归顺了，怎么说不如以前呢？魏征答：“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太宗还是没意识到问题，就说现在和以前都一样，哪里有不同？于是魏征展开细说，首先总结了太宗纳谏态度的转变过程：“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然后举孙伏伽作为导之使言的例子，举戴胄作为悦而从的例子，举皇甫德参作为勉从的例子。太宗听后，认可了其说法。这些谏言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主旨都是在说明为君之道应该慎终如始。

其次，国家治理方面也有不少内容，如施政原则：《通鉴》在贞观四年（630）十二月，先追溯太宗即位初与群臣谈教化，以为大乱之后，百姓恐不易教化，魏征意见正好相反，认为经历过战乱愁苦的百姓更容易教化，太宗表示同意，然封德彝不同意魏征的看法：“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这是一种退化论的复古思想，魏征针锋相对，先举前代圣王为例，后总结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王夫之读到此处，不禁感叹：“伟哉其为通论已。”（《读通鉴论》卷二〇）太宗最终听从魏征的建议，《通鉴》继而以一段文字展示如此施政的效果：

元年，关中饥，斗米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太宗回忆起贞观初关于施政原则的讨论，有人主张威权独运，有人主张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从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虽不无夸张，但说魏征对贞观初制定“偃武修文”的施政原则起过重要作用，当属事实。关于边疆问题：贞观元年，诸州奏岭南冯盎反，太宗下令讨伐，魏征进谏，以为不宜用兵，又分析冯盎其实反状未成，建议朝廷派使者前往招抚即可，太宗从其言，冯盎果遣子入朝，太宗称赞不已，言：“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一番谏言，使国家免动干戈，挽救无数生命。如官员任用问题：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权万纪奏其不平，太宗令侯君集探查，受到魏征的谏阻，理由是房、王乃朝廷旧臣又以忠直闻名，所以才受命考察百官，由于人数众多，有对个别人不够公平处也是可能的，不算徇私。再说权万纪，他是因自己没有得到满意的评价才上奏的，这才是真的徇私。如果彻查此事，发现真有某些不平，对朝廷无多大益处；如果发现纯属虚构，则显得陛下对大臣不够信任。最后特别指出：“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贞观六年，太宗与魏征讨论选官标准，太宗提出选官要慎重，用君子不用小人，魏征同意，并补充说天下未定之时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平定后则应才行兼备。贞观十四年（640）十二月，又上疏论委任臣子之事，指出君主应该：“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通鉴》仅节选，《政要》收全文，《文苑英华》也全部收入，题名为《论治道疏》。

第三，文化建设方面，《通鉴》记载较少，都与礼乐相关。如贞观二年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六月，修定后奏新乐，君臣就礼乐与政治兴衰的关系展开讨论，太宗首先指出政治兴衰与礼乐无关，御史大夫杜淹举出齐将亡时之《伴侣曲》和陈将亡时之《玉树后庭花》为例反驳，但未能说服皇帝，太宗又提出“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的观点，魏征最后说：“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支持太宗的看法。又如贞观七年（633）正月，《破阵乐》改名《七德舞》，据《旧唐书·音乐志》，魏征也参与了改制歌词，但《通鉴》又载：“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视之。”此文字不见于《政要》《唐会要》《册府元龟》《新旧唐书》等记载相同内容的地方，而是取自《新唐书·魏征传》，但未明确将其原因概况为“偃武修文”，《通鉴》文字当为司马光的手笔，以与贞观四年太宗言论保持一致，从而在史书叙事上前后连贯，更重要的在于展现出魏征对“偃武修文”政策的坚持。此处的改动，是司马光精心修史的又一具体例证。再如贞观十一年三月，记房玄龄与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大唐新礼》一百卷。

以上所见的魏征谏言，皆被唐太宗接纳或认可，《通鉴》还记载有两件未被接受的例子，但最终太宗都表示后悔。第一件是在贞观四年四月，群臣讨论如何安置投降而来的突厥部落，颜师古、李百药、窦静、温彦博、魏征都有发言，魏征的意见是使其回归故土，不要留在唐朝境内，否则以后会成心腹之患，温彦博与之相反，认为应该教化他们，变为自己的百姓，这也是当时朝臣的主流意见，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但在贞观十三年（639）四月，结社率叛乱，有朝臣就提出了突厥留河南不便的看法，于是到七月份，朝廷决定使突厥还其旧部，太宗也自我反思，说：“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第二件是在贞观十四年（640）五月，太宗想变高昌为州县，魏征进谏反对，以为得不偿失，但太宗不从，贞观十六年（642）八月，因西突厥入寇，太宗后悔不听魏征、褚遂良之言。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去世，朝廷命九品以上官员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但其妻裴氏全都拒绝，以布车载柩而葬。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二月，魏征名列凌烟阁功臣之一。其后，本年七月，太宗因魏征曾举荐过杜正伦、侯君集，而杜以罪黜，侯以谋反被诛，所以怀疑魏征结党，又听说魏征还把自己前后谏辞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过，愈发生气，原先许诺的衡山公主与魏征子叔玉的婚姻被取消，连御制石碑也被推倒。贞观十八年（644）二月，玄奖从平壤返回，报告相关情况后，太宗欲发兵讨伐，褚遂良上疏，指出若能速战速决还可行，万一不顺利，恐怕安危难测。此事又见于《政要》《旧唐书·褚遂良传》《唐会要》《册府元龟》，皆记太宗听后同意褚遂良的建议，但事实是太宗并未听从，依然远征了高丽，《通鉴》应是发现此矛盾，所以才删除了“太宗然之”一类的文字。褚遂良后是李世勣发言，他举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薛延陀入寇之事，认为当初应该按太宗的意见发兵穷讨，将其彻底消灭，但因为魏征进谏而止，以致留后患至今。李世勣一番话明显是支持太宗征讨高丽，顺便表达了对魏征的不满，其背后可能是对贞观初以来“偃武修文”政治原则的批评。太宗同意李世勣的看法，自然归罪魏征：“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然而远征高丽，没有取得料想的胜利，反而损失颇大，《通鉴》贞观十九年（645）载，太宗对此懊悔不已，终于想起了魏征：“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又命人以少牢祭祀魏征，把推倒的碑重立，赏赐其妻子。虽然《通鉴》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还有一则魏征的谏言，是因立皇子明为曹王引出的，但进谏发生的时间实际是在贞观十年（636）六月，所以如果不算后代人提到魏征的言论，则贞观十九年的记载算是魏征在《通鉴》中最后的身影，也是对他的盖棺论定。《通鉴》尽管在叙述史实，但司马光似乎也在暗示“偃武修文”政策的正确性，太宗君臣一旦违背这一原则，妄动干戈，即便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会给国家和百姓造成损伤。

魏征给后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直谏”，《通鉴》贞元三年（787）三月，李晟还对僚佐说：“魏征好直谏，余窃慕之。”魏征当然不是贞观时代唯一的直谏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曾专列一节讨论过，但不管是名声地位还是实际效果，魏征都是最突出的。不过从上文引述的谏言可以看到，魏征进谏其实也很讲究策略，多借助历史典故，《旧唐书·魏征传》的史臣曰总结为：“能近取譬，博约连类。”但即便如此，也会有言说不当，惹怒皇帝的时候，《通鉴》贞观六年三月记载太宗罢朝后，大怒，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问是谁，太宗才说：“魏征每廷辱我。”后经皇后劝解，太宗怒气才消。王夫之就说如果皇后换成独孤、武、韦，魏征就死定了。（《读通鉴论》卷二〇）于此可见进谏之不易。

温公“微意”

《通鉴》对魏征一生的记述都有更早的文献依据，事迹之丰富超过两《唐书·魏征传》，但也只是魏征生平事迹的一小部分，《旧唐书·魏征传》史臣曰中提到的《魏征故事》就多达数十万言，还不算其他的文献，换言之，《通鉴》中魏征的形象也是经过司马光塑造而成的，那么除了“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总原则外，司马光还可能基于什么具体缘由来选择史料塑造魏征呢？

魏征在贞观时官职多有变化，但《通鉴》中魏征始终扮演着进谏者的角色，这或许与司马光自己的谏官经历有关。司马光从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二年（1065）皆知谏院，其间进谏颇多，且敢于直谏，对谏官的职任深有体会，他在《辞龙图阁直学士第三状》说：“臣承谏职，首尾五年，自国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性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容足之地。”进谏如此之难，又会得罪同僚，以致有生命之忧，所以他对魏征的直谏当是心有戚戚焉，而唐太宗能听从谏言则国家兴盛，不听则祸患滋生，这对宋朝的帝王而言也是警醒。

《通鉴》在叙述贞观时代时，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魏征“偃武修文”的政策不可轻易改变，这也与司马光自己的政治思想相类。他在《三德》中提出人君大德有三，其中“仁”排第一，“仁者，非妪喣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因此对战争尽量避免，如《论西夏札子》主张放弃米脂等寨，就是怕一旦双方开战，“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天下骚动”。赵谅祚部将想以横山之众攻打谅祚，然后归顺宋朝，司马光反对，认为“朝廷不宜纳其叛臣，以兴边事”，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今日内政未修，不可遽谋外事故也。”（《横山上殿札子》）熙宁七年（1074），司马光总结朝政得失得出六点，其四为“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应诏言朝政阙失》）这些看法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偃武修文”，和魏征的观点如出一辙。如此再来看《通鉴》中写唐太宗远征高丽损失惨重后，怀念魏征一事，真可谓意味深长，不得不发出和胡三省一样的感慨：“编年岂徒哉！”（《新注资治通鉴序》）

《通鉴》中魏征26年人生史的书写，充分发挥了编年体的优长，对史料熔铸剪裁，精心选择，注意人物事迹的连贯性，在必要处前后呼应，叙述以事为本，人在事中，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又能体现个人的思想观点，两者并未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使《通鉴》超越“史纂”成为了“史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