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托尔斯泰的简单

聂赫留朵夫重遇玛丝洛娃时正是春天。一个是生活空虚的贵族，一个是被控杀人的妓女。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他们的生活都有问题。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显然更多。他的生活状态可做如下的描述：依靠剥削农民而衣食无忧，与已婚贵族女性私通，但苦于不能摆脱她，得到未婚贵族女性的青睐，但既不爱她也不想拒绝她，书是一本也不想读，绘画天赋也因懒怠而毫无成就。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是一团状态：没有迫在眉睫的困境，没有令人痛苦的症状，但同时也毫无意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义”，而是对自己有影响力和强制力的因素，能对他的生存提供辩解、支撑和希望的东西。即便是今天，这种生存状态听起来也并不陌生，按照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说法，叫“一切都不大对头”。

聂赫留朵夫初识玛丝洛娃时还是大三的学生，三年后的变化被托尔斯泰一笔写完：“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至于原因，托尔斯泰展现出一种惊人的简单；“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

对我而言，托尔斯泰的魅力正是源于这惊人的简单。“人性的复杂”似乎是文学书写的绝对主题，“呈现复杂”似乎成为作家不容推却的义务。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读者既陶醉和满足于“复杂”带来的美感和慰藉，作家们于是似乎也不必对“复杂”进行梳理和评判，因此“复杂”最终仅止于被“呈现”，而不必、不愿、不能、最终甚至不许被判断。一名读者可以基于“人性复杂”同时接受薛宝钗和林黛玉的价值观，可以同时完成对卡列宁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同情，任何批判都难免被认为是缺乏能力来认识“人性的复杂”。

托尔斯泰就是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在他眼里，被心理学、遗传学、社会学、人类行为学所包裹的“人性的复杂”里蕴含了难以逃脱的罪，这罪需要忏悔和救赎，否则人将无法自称为人。托尔斯泰把孩子的双眼还给聂赫留朵夫之后，后者就看到了身边每个人的赤裸和罪，这其中首当其冲就是他自己。

托尔斯泰的春天是危险的春天。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第二次相遇，他迷恋她，这种迷恋必须用满溢的欲念迫降在肉体的欢愉之中，它无法被切分为肉欲或纯爱，而且是作为一整块带来破坏力，他在春夜来到玛丝洛娃的屋外，托尔斯泰突然宕开一笔描写了这个春夜的景致：

“他又走到台阶上。户外漆黑，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迷雾。春天里，这样的雾能化开残雪，也许雾本身就是由残雪融化而成的。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从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响声，那是冰层破裂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迈向玛丝洛娃房间之时，雾气越来越浓，女人的房间成了黑暗中散出红光的黑糊糊的一堆东西，只有远处春河的声响非常清晰：喘息声，窸窣声，爆裂声。聂赫留朵夫所有的欲念愈加集中在与玛丝洛娃的性之上，冲动、羞怯、甜蜜夹杂着不安、危险和悲剧感，一旦达成所愿，托尔斯泰就继续这样写道：

“外面亮得多了。河那边冰块的坼裂声、撞击声和喘息声更响了，除了这些响声，如今又增加了潺潺的流水声。大雾开始下沉，下弦月从雾幕后面升起来，朦胧地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

玛丝洛娃并非不爱恋聂赫留朵夫，一夜之欢也并非违逆玛丝洛娃的本愿。但在托尔斯泰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罪的成立，并非以对方是否自愿为前提。聂赫留朵夫并未因“双方自愿”而免于罪责。托尔斯泰的简单如那轮下弦月一般穿透复杂的迷雾，清晰地照耀着那“乌黑而可怕”的罪。

玛丝洛娃的遭遇像是教科书一般：怀孕，被驱赶，孩子死了，她在秋天的暖风里追逐明亮的列车，车窗落下，车内欢声笑语，玛丝洛娃对善的信仰被火车一同带走了。她抽烟、喝酒、被包养，同人姘居，最后成为妓女，她的物质难处有目共睹，精神痛苦也无需多言，但关于最终下决心当妓女，托尔斯泰却给了一个简单的出奇的原因：“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任凭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

玛丝洛娃的罪并没有因为他人的戕害而被赦免，在托尔斯泰眼中，她始终都并非别无选择，被迫沦落。在对她的杀人审判之中，有一段描写很惊心。副检察官为了定玛丝洛娃的杀人罪名成立，要求法庭书记官宣读一份尸检报告。我觉得很有必要大幅引用一下：

书记官取出文件，又用他那舌尖音和卷舌音不分的声调，没精打采地念起来：

外部检查结果：

（一）费拉朋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

（二）就外表推测，年约四十岁。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呈淡绿色，并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有大小水泡，有几处脱皮，状如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很浓密，一经触摸，随即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嘴微张。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肿胀，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

内部检查结果：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从头盖骨分离，无一处瘀血可见。

（二）头盖骨厚度中等，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已变色，长约四英寸，脑膜呈浊白色。

……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提高嗓门，仿佛想驱除所有在场者的睡意，又断然念起来，“在副医务检察官监督下，作下列内脏检查：

（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所有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托尔斯泰是个死亡爱好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在漫长的庭审之中安排了这样一份被详细朗诵的尸检结果，还是难免令人惊心。死者曾是一名嫖客，可以说，这可能是文学史上描写最为详尽的一名嫖客了——他是作为瓶子和数据出现的。从法律意义上玛丝洛娃或许无罪，面对这些瓶子，托尔斯泰的态度也很简单，即：如果因为你，有人被装进瓶子里去，那无论法律如何认定，你的生活肯定已经“不对头”了。

托尔斯泰的简单很惊人，而且年纪越大越简单。简单来源于勇气。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中，广博和才华并不鲜见，勇气却非人人都有。勇气如何获得，《复活》是一列，《谢尔基神父》也是一例。托尔斯泰确实好，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