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是个严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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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陈佩斯初次碰面时，他一句话也没说。这是2011年7月的一个下午，排练间隙的休息时分，几天来炙热的阳光突然没了影，小风轻轻掠过剧院外的树枝，陈佩斯就站在那里。他左手叉在腰间，右手举一支烟，看起来似乎很累。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一番，他接过名片，用那双出了名的小眼睛斜视着我，点点头，一句话没说。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好，他的光头在那天并不显眼，像打了一层磨砂。他的眉毛不浓不淡，已经有点泛白。一双鹰般的黑眼珠不停地来回移动，灵活得有点过分警惕了。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甚至当我们并排走在路上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起初我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后来渐渐察觉他只是在偷偷观察，并无他意，甚至是带点好意。他大约总是想照顾到身边的人。有好几次，我们走在路上，我问他能否找个时间坐下来说话。他就用这种眼神斜着我，嘴巴夸张地裂开，轻轻吐出一个字：“累。”

我那时正想方设法能和他说上话。自从1998年他最后一次在央视春晚露面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电视上见过他。我肯定错过了一些，比如2008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他和朱时茂奇迹般地再次登台，演了一个名叫《陈小二 x 2》的小品。那真是奇迹，能请动陈佩斯再次在电视上演小品，得拿出什么样的诱惑？当我和段嵘（她是那年北京春晚的导演）聊起此事时，她说，起初谁都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他们第一次见面，陈佩斯留下一句话：“我可以上春晚，但没有好作品我就不去。”其他人都觉得这大概是一种推辞，但陈佩斯给段嵘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认真的。他只是对作品很挑剔。

那次登台有着不平凡的意义。陈佩斯刚好离开央视春晚十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他。十年来，偶尔传来的消息也总是把他和央视扯到一起。最传奇的一个说法是，他被央视封杀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路可走，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山，种植果树。靠贩卖果子赚来的钱，他东山再起。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大起大落”。

这十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报纸上的新闻：“离开央视也能活，陈佩斯狂卷4000万票房”。那大约是2002年，他的第一部话剧《托儿》前一年全国巡演127次，据说票房非常好。起初，他的舞台似乎主要在南方，在江浙和两广地区。但到2011年为止，他一共排演了六部话剧，514场的足迹遍布全国（除了西藏、青海和新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票总是一抢而空。在当今的话剧市场，这种盛况几乎令人难以理解。有次我问他，那些观众大约都是想来见见他真人吧。“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是冲着笑声。”他说，“因为我曾经给他们带来笑声，他们对我就有一种期待。”

不过，我并不总是有机会和陈佩斯讨论这些问题。在夏日的午后，他很少和我说话。他穿一件浅蓝色T恤衫，领口是鲜黄色的，一条藏青色宽松的纯棉短裤，脚上是一双厚底舒适的卡骆驰鞋。我这样描述，你可能还是没什么印象。不妨想象一下，坐在老北京胡同里的那些整日晒太阳闲着没事打牌下棋的人，他们才不会在乎如何打扮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他们眼中只有面前的那盘棋，你站在旁边，只有看的份儿，千万别说话。

摄影：见涛。

2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到了排练场，陈佩斯还没来。这是一个宽敞、四面镶着镜子的大厅，中间摆了一条欧式三人沙发，一个白色茶几，几件简单的道具。即将在8月上演的《雷人晚餐》是陈佩斯的第六部话剧，剧本来自法国一部经典喜剧，讲述一群聪明人和一个笨蛋打交道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剧本。他有点担心，外国人的喜剧能不能把中国人逗乐？

2011年初，这部戏曾在北京等地上演过一轮。陈佩斯扮演其中一个聪明的精英分子。93岁的父亲陈强，和于洋、葛存壮等一大帮年事已高的老艺术家前去捧场。演出前，在贵宾厅，陈强说希望自己也能上台演戏，但别给他太多台词，他记不住。但演出结束后，他对儿子说，他根本看不清楚舞台，也听不见台词，以后还是别来了。

陈佩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在1999年生病（脑梗塞）后，他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公寓。段嵘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他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段嵘说，“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他如果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前回家，一定会过去看看。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但陈佩斯最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父亲。每天早上他起床后要写点东西，他正在整理自己多年实践出来的喜剧理论，下午一点半要赶到排练场，有时候要排练到很晚。这天下午，他最后一个到达排练场，因为这部戏的宣传人员在中午安排了一次专访——尽管他那么讨厌采访，多年来说的总是那些话，而且每次都要谈到央视——他偶尔也得尽量配合。

他走进排练大厅，嘀咕了一句：“没留意时间。我一看表，这还得了。”他取下肩上的白布环保袋，搁在椅子上，朝我斜视了一眼，转头问道：“咱们练到哪儿了？”

其他演员正坐在大桌子旁边，一直玩着手机。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伸伸腰，准备入场。陈佩斯走到大厅角落里，躺到一台健身器材上。“昨天练了几个俯卧撑。”他说，“哎哟，那腹肌给酸的。”

57岁的陈佩斯是这个剧组年龄最大的人。常常有人担心他的身体。和电视上几分钟的小品不同，话剧是个特别消耗体力的活儿。有次演出，他下场后晕倒了，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这些做演员的，怎么会这么累？”他听见后有点不高兴。以后每次演出，陈佩斯都会在场边搁几瓶生理盐水，换场时他赶紧喝一瓶。他的许多朋友都告诉我，陈佩斯生活中是个特别沉默的人，不爱说话，但到了舞台上，他就像换了个身体，声音很大。他平日里似乎都是在为舞台积攒精力。

但这天的排练刚开始，陈佩斯又忘词了。他呆了一下，问场下的副导演：“还有什么？”大家都笑起来。副导演提示了一句，他似乎对那句台词仍不满意，觉得有点奇怪。“我有这词么？”他走到桌子前拿起剧本，对了一下台词，嘀咕说，“我给忘了。这瞒不了观众的。”然后他对着一名站在场下的工作人员轻声喊道：“帮我沏杯咖啡。”

副导演吴美丽是个年轻女孩，有艺术气息。她和陈佩斯在上海戏剧学院认识。她那时念导演系大二，学校决定把陈佩斯的话剧《阳台》作为教学案例排演。她可能是那些学生当中最认真的一个。陈佩斯喜欢这点，之后就一直让她跟着剧组排练。她刚从上海专程过来，这时正靠墙坐在台下，一边提示台词，一边观察戏中人物的对话之间是否有漏洞。

“这里有点不对劲。”她说。

几个演员停在那里，想了一下，逻辑上好像真有点说不过去。陈佩斯突然一弯腰，自在地放了一个响屁，但好像没有人听到。

第一轮演出之后，陈佩斯修改了这部戏的剧本。年初的演出效果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认为法国人碎碎叨叨的东西太多，得增加戏里的冲突和人物之间的碰撞感。他删掉了将近一万字。演员几乎都换了，陈佩斯自己也重新选择了角色。他决定扮演戏中那个笨蛋——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早该如此，那是一个厚道却有点蠢的好人。他越笨，台下笑得越开心。但这么大的改动，意味着第二轮的这次重排，几乎等于重新开始一部新戏。

现在，排练进行不下去了。大家坐回桌子旁，开始讨论怎样修改台词。陈佩斯独自在那里念起来，声情并茂。有个演员提出了一种修改意见，被大家否掉。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还是不合适。大家陷入沉默。

有一阵子，谁都没说话。突然，那个一直在电脑上记录台词的场记叫道，“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么？怎么修改，喝酒前早已经定好了！”

大家想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现场忽然就热闹了，有人骂了自己两句。陈佩斯也有点生自己的气。“哎呀，”他低声骂道，“操他娘的！”他瞟了我一眼，脑子里好像又过了一遍台词，接着说，“这样终于干净了，舒服了！”

《雷人晚餐》的排练现场。

3

7月12日，一个名叫“话剧老陈”的用户注册了新浪微博。第一条内容是“首开微博，还不会玩，正在请专人培训中！”。第二条则是回应一个网友的评论，网友给他留言，引用了陈佩斯当年在小品中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他幽默地回复：“哦，是你小子！”

这两条短短的微博很快被转发上千次。大多数网友似乎没有怀疑这个“话剧老陈”到底是不是陈佩斯本人，他们热情留言，都说“好久不见！”但新浪很快证实了那是个假陈佩斯。（一个月后，另一个名叫“话剧陈佩斯”的用户重新注册了新浪微博，很快又被证明是假的。）

陈佩斯似乎没有更多精力放到微博这种社交网络上。即使在排练休息时，他也很少玩手机。他有时候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有时是自己在那儿默念台词。有次我看见他目光直射窗外，望向远处，神情模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可能正在思考自己的角色。吴美丽告诉我，有天晚上排练结束，陈佩斯顺带捎她回公司。他在车上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喜欢拿个手机玩——干嘛呢？”

陈佩斯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手机。那时他和朱时茂去演出或参加活动，他的手机总是关着。“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朱时茂说，“他老婆找他，也得打我的手机。”

朱时茂住在北京北四环附近的一栋别墅，我们坐在豪华欧式装修的客厅。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佩斯，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他也很长时间没见到陈佩斯了。

1980年代初，他们俩相识于八一电影制片厂。朱时茂那时刚调入八一厂，因为在《牧马人》中出演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却信念不倒的知识分子，声名大噪。他外貌英俊，文艺气息浓厚，是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陈佩斯出演的尽是普通小人物，在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中，他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戏中的父亲也由陈强出演。那是文革后的第一部轻喜剧，陈佩斯一夜成名。

陈佩斯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在长春，后来随父亲搬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散淡地读了三年书后，1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他突然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陈佩斯在沙漠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从来没吃饱过。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即便你出生世家，也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陈佩斯的妻子曾对我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他年少时衣食无忧的经历，在下乡的日子逐渐被磨灭。“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她说，“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陈佩斯在八一厂逐渐显露出他的表演才华。除了天赋，他的认真和努力也开始为他赢得声誉。《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有次对媒体（《中国周刊》）回忆陈佩斯：“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备受磨难的陈强认为人们太缺少欢乐，他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他鼓励陈佩斯，以后也许可以继续走喜剧这条路。

1984年春节，陈佩斯和朱时茂把一段演员训练时的表演段子搬上了春晚。《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喜剧形象，自此再也没有从人们心中消失。从那年到1998年，他们俩一共在央视春晚上表演了11个小品——他们甚至开创了小品这种娱乐节目形式，但他们的公众形象似乎也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朱时茂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而陈佩斯一定是爱耍小聪明的小痞子。

朱时茂和陈佩斯维持了将近30年的友谊，他们俩的确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朱时茂性格外向，喜欢交际，朋友多，直到现在他几乎天天晚上都有饭局。而陈佩斯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家里吃饭。“佩斯比较严肃、也很严谨，不苟言笑。”朱时茂说，“我认为他在生活中过于拘谨。”

每一个小品几乎都是争论出来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当双方都争执不下时，还得靠老婆来决定。朱时茂的妻子以前是搞舞台剧的，到最后，陈佩斯都听她的。

对于陈强寄予儿子的喜剧梦想来说，仅仅只有小品显然不够。1986年，父子俩合演的电影《父与子》上映，陈佩斯扮演一个赋闲在家，却又向往着外面世界的青年“二子”。陈强出演的父亲则一心希望儿子安心复习准备高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复兴和商业大潮来临之际，新旧两代的矛盾和困惑。随后的一系列“二子”电影，都以一种戏虐却善意的方式调侃着那个时代——“二子”总是想去做一些事，却总有一些原因制约着他。对于陈强父子来说，这些电影几乎每部都是一个反讽，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愿意投拍他们的这种喜剧，认为太低俗。

1991年，陈佩斯在海南成立了自己的“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删掉了“喜剧”两个字。他那时的目的很单纯——既然国有电影厂不投资喜剧，那么他自己来当制片人，寻找编剧和导演。他反抗体制的途径似乎也很简单，既然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在90年代初期，体制本身已经开始灵活，陈佩斯可以花钱向电影厂买拍摄指标。公司成立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爷俩开歌厅》，讲述“二子”从深圳淘金回到北京继续创业的故事。电影照射着社会现实，也影射着陈佩斯自己的创业。

陈佩斯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迅速拍摄了六部电影。《临时爸爸》把故事置于海南的经济大潮之下，《编外丈夫》更是直面下海浪潮和体制改革。陈佩斯在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逼下海的机关干部，那是他少有的带有官位的角色。电影结尾处，他终于在体制外寻找到新的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陈佩斯却不得不再次陷入体制的困境。从中影的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大道影业公司刚好经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大道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和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陈佩斯的票房常常被偷瞒漏报。那些年，陈佩斯常常在公开场合透露出他的愤怒。“但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其渺小。”他的妻子说，“即便你再有名，你也撼动不了这个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派人前往各省讨债，即便有些债务只有几千块钱。

到了1998年，陈佩斯和体制的矛盾激变成一场著名的官司。他和朱时茂起诉中央电视台出版春晚光碟盗用版权。那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诉讼，仅仅需要陈佩斯的勇气和敢于担当。朱时茂说，那时许多朋友都会私下打电话给予支持，但他们从不会公开发表意见。

陈佩斯没有登上1999年的央视春晚舞台，而且再也没出现过。随后，父亲陈强突然病倒。在经历了电影市场的磨难后，他的公司也决定退出那个领域。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陈佩斯在公众眼中消失了。那是他和体制之间的一次彻底决裂。

2000年12月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演员陈佩斯、朱时茂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侵犯其小品著作权和表演者权案进行了公开宣判。陈佩斯、朱时茂获得了三十三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被告还将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对原告的公开道歉声明，并停止出版发行侵权制品。

4

我第二次去排练场，正赶上他们中场休息。所有人围坐在大桌子前，闲聊。有人问在场的演员谁最小，结论是一个1988年出生的女孩。可能兴之所至，陈佩斯话有点多，讲了他费力改户口的故事。他的真实年龄比登记在户口上的要大一岁。他说自己找了三个派出所，最终回到他小时候刚进北京的那个派出所。“所有纸片式的档案都存放在那里，我一个一个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说，“以前住的那个院子，早不见了。”

那天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在场地奔跑得最起劲。如果出现忘词的情况，他还会自嘲两句：“我现在真是老了，你看这么两句话我就记不住。”

这次重排几乎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剧本，台词和人物改动得都很厉害。由于新换了”笨蛋“这个角色，陈佩斯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份搞混。所有人都能原谅他的忘词。

他们在附近的餐厅吃了晚饭，按照既定日程，大家都应该回家休息。但陈佩斯决定那天晚上再多排一会儿，只留下他和何瑜两个主角。何瑜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在戏中扮演那个聪明人。他和陈佩斯合作已有八年，一共四部话剧。他毕业于中戏，是个高大英挺的中年男人。他说，“无论何时陈老师都认为，戏比天大。”

那天晚上是他们两个人的戏。吴美丽坐在场边，拿着剧本，不时提示一下台词。排练进行得很顺利。到了晚上8点，何瑜和吴美丽下楼抽烟，留下陈佩斯一个人坐在大厅里。排练场忽然变得很安静，他舒服地靠到那张欧式三人沙发上，享受了几秒钟，然后打起精神，盯着茶几上的剧本，小声地背起台词。他背台词的方式和别人不同，带着肢体动作，手舞足蹈的，像是独自一个人在表演，对着空气说话。惨白的日光灯使整个屋子宛如白天，那是我见过他最享受的时刻。

他告诉何瑜，他前一天晚上才进入状态，才开始琢磨这个人物。“但越晚进入状态，其实越好。”他说，“因为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有天深夜12点，他突然发了一个短信给何瑜：“你还是补点盐吧！”

“您放心。”尽管被吵醒了，但何瑜知道陈佩斯是担心他的体力。

“我放心什么？你吃了什么？”陈佩斯接着问。

“我吃了咸菜，您放心。”

“哦，我高枕了。”这时已是12点半。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他也常常担心演员们的体力是否能跑完全场。

“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朱时茂对我说，“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他曾经应陈佩斯之邀演出《托儿》的第一轮，33场下来，他再也受不了了。

“我并不认为话剧是一个最佳选择，现在传媒这么多样化，为什么一定要在舞台上？”朱时茂说，“你一晚上最多有两千多观众，可是如果我拍一个电视剧，一晚上也许就上亿的人看。为什么你每天晚上要吭哧吭哧演话剧呢？”

“你劝过他？”

“当然。我记得大概一年前，我们在这里拍桌子吵。”他突然停下想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各自追求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他太倔，认死理。”

几天后，大道影业公司在排练场召开了一次媒体探班会。记者们带着话筒，扛着摄像机入场。为了配合这次宣传，陈佩斯专门为大家排练了一个场景。不凑巧，他又忘词了（事后他说是因为摄像机离他太近，走神了）。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对准他一个人。他走到哪里，机器就跟到哪里。

那是世纪剧院最热闹的一天。适逢八一建军节，排练场外的走道里挤满了老头老太太，某个街道办事处当晚要在这里组织一场庆祝晚会。陈佩斯还是他日常最普通的打扮，一件不起眼的T恤和短裤。探班结束后，他推开门走出去。走道的不远处，两个身穿八路军制服的老太太突然发现了他，赶紧跑过来，拿着一个笔记本，问能否签个字。她们脸上刚刚化完妆，皱纹和腮红挤成一堆奇怪的笑容，兴奋异常，仿佛碰到了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战友。

记者探访《雷人晚餐》排练现场，陈佩斯和何瑜配合演出一小部分。

5

大道影业公司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栋涉外公寓楼。陈佩斯1997年买了那里的两套公寓。工作人员不多，大约只有十几个人，但室内干净整洁。大厅右墙上贴着陈佩斯的电影海报，左墙上则是他十年来制作的六部话剧，一部音乐剧。进门处是个小会客室，沙发上方挂着两幅陈佩斯的书法，但很少有人能看出那写的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些奇怪的字体，有些像甲骨文，有些则像篆书、小楷。编剧史航有次去那里，认出几个字来，他随即当场背出这首词，陈佩斯大吃一惊。那是郑板桥的《沁园春·恨》。“是一首清朝的天问。就像一个人把自己撕碎了，那种疯狂。我认为那才是陈佩斯的内心世界。”史航对我说，“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陈佩斯曾对史航说，喜剧中有很多人生的真相。

陈佩斯正儿八经开始思考喜剧，是和央视打完官司之后。他沉寂了两年，但他并没有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前往延庆的山中种树。那座山是他1995年承包的，那之前他已经在附近买了一个院子，作为一个周末常去的乡下的家。他承包的条件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山上主要是杏和柿子等果树，那些年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常去那里采摘果子。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的那两年，陈佩斯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他决定把文革中错过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他的自我教育主要是大量的阅读，而阅读的重点则是喜剧。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开拓一个新的喜剧实践领域。因为对他来说，电视和电影已写着“此路不通”——史航说，即便此路可通，但对他而言已无异于钻狗洞。

2001年，陈佩斯要排演话剧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很吃惊。话剧体制内的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托儿》的演出队伍大都是陈佩斯的熟人朋友：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马羚。几个人在一家婚姻介绍所演出一台骗来骗去的戏。陈佩斯上场时说的第一段话，似乎回应着观众对他过去经历的期待：

“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了半天， 也没包袱，不可乐呀，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掌声来得又猛又快。已经三年没在春晚看见陈佩斯的观众，很快把他们的期待转化成了票房。那年，《托儿》全国巡演后，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但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在话剧体制内或者学院派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尽管《托儿》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诚信危机，但史航和何瑜后来对我说，他们那时都没有买票去看这部戏。陈佩斯有次说，大家不要去我的戏里寻找深刻的东西，我就是逗个乐。但他自己很清楚，喜剧如果不讽刺现实，永远招不来观众。

2004年，陈佩斯原创的话剧《阳台》公演。他扮演一个包工头，在民工和地产商之间努力求得生存。史航说，那部戏就像英国一部经典结构喜剧《谁家老婆上错床》，但陈佩斯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他在舞台上的笑料方面是颗粒归仓，一次都没有放过。”作为大道公司第一部独立投资的话剧，这部戏直到今天仍是赢利最多的。

对陈佩斯来说，《阳台》也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喜剧理论融入到创作中。那年他50岁，他告诉妻子，自己对喜剧的认识和探索似乎才刚开始。《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作为教学案例后，陈佩斯去做讲座。但开场没多久，听众走了一多半。谁也没耐心坐那里听他从喜剧的起源讲起。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但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一个学生从舞台一侧直接下台。陈佩斯后来对这个学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们要尊重舞台。吴美丽那天也在现场，她后来对我说，“他说完后，我们都愣了。学校的老师从来没跟我们强调过这一点。而陈佩斯告诉我们，舞台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似乎是一种无意的嘲弄。当他在舞台上以可笑的小人物出现时，人们那么爱他——以至于在2011年的央视春晚调查中，许多人仍然高呼让陈佩斯上台。但当他在日常生活中展示他的严肃，他的认真，他对舞台的专注时，人们似乎又认为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伟大的悲剧人物，只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想象。而伟大的喜剧人物，才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在谈论起陈佩斯所扮演的那些角色时，史航说，“他一直都在扮演真正的中国人，那些都是我们内心的面孔。”

2002年，《托儿》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

2005年，《阳台》在昆明剧院上演。

6

8月11日，正式演出的前一天，《雷人晚餐》剧组在民族文化宫彩排。一个多月来，他们不断地调整人物关系，修改台词，哪怕其中的某个字，某个声调。这一切都将在这天晚上得到检验。观众都是剧组的亲朋好友，仅限内部演出。

陈佩斯很早就化完妆，穿上了一条牛仔工装裤，戴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他打扮成笨蛋的样子，却一脸严肃，在后台走来走去。在其他演员上妆的时候，他来回巡视着舞台，仔细观察着哪里还有什么差错。道具、灯光、布景。他始终一句话没说。

一些工作人员零散地站在后台，但他们知道，这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和陈佩斯说话。在化妆间，他独自坐下来，对着镜子，拿粉扑扫了扫光头，用眉笔补了一点眉毛，然后闭上眼睛，双手盖住耳朵，呆了一会儿，像要把周遭的一切隔开。屋子很安静，演员们说话都轻声细语，仿佛怕惊吓了什么。

观众陆续入场。他们大多是一家老小集体出动，像参加一场家庭聚会。7点半，剧场已坐满了一半。灯光暗下来，舞台是一间法式风格的豪华公寓。何瑜第一个出场，然后是他的妻子，紧接着吴美丽扮演的医生走出来。节奏快了很多，台词中似乎有几个笑料，但到目前为止，观众席还没有什么反应。

门铃响了，一个熟悉的大嗓门喊道：“请问，这是皮埃尔先生的家吗？”我听见四周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陈佩斯慢吞吞地走进舞台。他扶了扶眼镜，脸上带着那个笨蛋特有的胆怯和不安。观众席上，一个小孩突然大声叫道：“老陈来了！”

2011年，《雷人晚餐》彩排，陈佩斯在后台。摄影：见涛。

—— 完 ——

题图：陈佩斯在后台化妆。摄影师：见涛。

除署名外，其余图片都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发表于2011年《时尚先生》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