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购读两类闲书：一是谈藏书的书——权且称书话，二是谈书肆的书——权且叫书店谈。无论古今中外，但以外国书居多。作者可能是作家、学人、藏书家、出版家，或艺术家、书店经营者，或兼具两种以上的复合角色。为什么说是“闲书”呢？因为看这种书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趣味使然，基本就像读诗集、画册似的，全无负担，可随手乱翻，“风吹哪页读哪页”。
但我这样说，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好像这种书很随意，人人可为似的。其实刚好相反，这类“闲书”对品位有极高的要求。泡书肆，需有闲有钱（至少得有车资和书金），今天还须签证。而泡过书肆，淘过珍本、美本的人，有几人写成了书话？遑论书店指南——别说指南了，我们连一张像样的书店地图都没有。说起来也难怪，在实体书店原本就不多，大潮袭来，又一间间消失的今天，“书店指南”庶几已成了“无米之炊”的近义词。所以，若是论这类书的话，无论如何是洋书居多。可我今年入手的两种，却都是中文书，均甚喜欢：年初，是《蒐书记》；年中，是《人间书话》。后者是台湾作家、书人苦茶的书话，由联经出版。但这里，只谈前者。
《人间书话--藏书家的心事》，苦茶著
联经出版社2017年4月版
我之喜爱《蒐书记》者有二：一是它介乎于书话与书店谈之间，涵盖虽广，却又相当深度。对我来说，不仅是心有戚戚，而且对既成的认识有所补充，借用时下的表述，叫“涨姿势”；二是这本书与我有那么一点关系——作为最早的知情者之一，我有种近乎“偷窥”的快意。
《蒐书记——嗜书瘾君子的聚书实录》，辛德勇著
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先说二。2016年“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我应孔夫子图书网邀请，在崔各庄的杂书馆做了一场讲座，结合拙著《东京文艺散策》，漫谈日本书业。一个下午，两场讲座。我讲完后，辛德勇教授登场，谈“买书的经历与感想”。虽然我与辛先生素昧平生，但我是他的读者。我自己讲完后，便在台下，接茬听了辛先生的讲座。
2016年“读书日”，辛德勇先生和我的讲座
事先我得知会后有签售环节，特意携了本辛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去，请他签名。不承想，碰上了友人、九州出版社资深编辑李黎明兄。辛先生讲完后，黎明当即约稿，辛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便有了这本《蒐书记》。此书以辛先生在杂书馆的讲座内容为主，又汇集了一些他在各地访书淘书的旧文。其中有些篇章，是我以前就读过的。因了这种因缘，书甫一出版，我就买了一册，并立马读了。后又蒙黎明兄赠以毛边本，再次翻阅一过，深感受益。
辛德勇先生为我签名
辛先生说他不是藏书家，购书是“行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但始终以读为主。我当然知道辛先生是勤奋研究的学者，从未“得筌而忘鱼”，但仍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藏书家。1992年，他从西安“搬家进京的时候，用了一个6吨集装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买下的书籍”，而那只是他此前“十年爆买的结果”——作为藏书家的“起步”而已。进京后，文化资源更集中，更近水楼台，“买书的数量，增加更快更多”。没几年，便混成了琉璃厂、海淀中国书店等旧书肆的“老炮”，甚至享受赊账的待遇。有当代“藏书第一人”之称的韦力，在其近著《上书房行走》中，访问了42位藏书家，其中也包括辛先生的“未亥斋”。辛先生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访书、版本学的文字，如《未亥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及其“二集”，新近出版的《那些书和那些人》，等等。如果连他都不能算是藏书家的话，那恐怕得修正汉语中“藏书家”的定义了。
《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
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版
再折回说一。毋庸讳言，我读《蒐书记》，最大共鸣是作者在日本各地访书的经历，这部分约占全书六成以上的篇幅。辛先生东瀛淘书，先后有多少次，我不是很清楚，书中也并没有很清晰的时间线索。据我大致的梳理，似乎集中在1997年秋和2002年底至2003年初之间。以东京为主，兼及京都、大阪，间或有和歌山等地的学人朋友跨海代购，虽不甚广域，却涵盖了日本书业的精粹。在东京地区，则以神保町为中心，辐射半径包括了本乡、早稻田两大书街，以及中央线沿线高圆寺、西荻窪等书肆林立的町镇。东洋书业文化之繁荣的一个标识，是古本祭、感谢市、即卖会等各类古书行事形形色色，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摩肩接踵简直堪比二十四节气，恒例活动多多，年中无休。对书客来说，好处是总有逛不完的书市，坏处是太费银子。
笔者人在东京时，碍于预算和藏书空间所限，不得不采取自肃方针，“扫街”基本以神保町为主，本乡、早稻田则局限于几家艺术系和汉学系书店，而古书行事则只参加每年深秋时节的神田古本祭，其中包括东京古书会馆的特选展示即卖会和靖国通上绵延三站地的青空掘出市（露天捡漏书市）。对其他各种名目的祭、市、会，只有忍痛割爱了。因为，书人在书市上杀时间，只意味着一种结果：买买买。不仅笔者，我知道不少日本文化人，一年之中，只有在神田古书祭的几天，才放任自己买书，而平时是没有这笔预算的。所以，那几天，在熙熙攘攘的书市上，总能见到身披浅驼色风衣，手拉拉杆箱的中老年书客的身影——那八成是从东京站下了新干线，就直奔书市的地方书客。
而辛先生作为书客之“壕”在于，他在有限的滞留中，像赶场子似的，从一个祭，赶到下一个会，再赶下一个市，从一条书街，转战另一条书街，不只是乐此不疲，有时甚至令人错觉：其荷包似乎永远也没有底儿掉之虞。据我不完全统计，仅在东京一地，就逛过于神保町的东京古书会馆和西部、南部、城北古书会馆及神奈川县古书会馆举办的古本即卖会，早稻田古书掘出市、BIG BOX古书感谢市、爱书会古本即卖会、趣味古书即卖展、新宿伊势丹百货店大古书市、新宿京王百货店古书展卖会、府中伊势丹百货店古书市、日本教育会馆新兴古书市，等等。日本城市交通发达，但交通费颇昂。日复一日，在上述各站间往复穿梭，且不说书金，仅交通费一项，便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但书人也痴，一般是不大会算这种细账的，只要能淘到心仪的古本，捡到漏，便是值了。用辛先生的话说：“逛一趟书市，总应该有那么一两部能让你连续兴奋一段时间的书籍。”
而读《蒐书记》，何止是一两部、三五部、七八部，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书人掉进各种大漏、小漏中的“漏之谈”。书人读书话，有时会产生某种代入感——作者的叙事越是勾人，带入感便越强烈。看人捡漏，原是一件喜妒参半之事。不过，若是发现人之漏亦是我之漏的话，阅读的快感会在代入感的催化下倍增——这固然好。可也要警惕一点，那就是人捡之漏也会掉你的荷包。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是危险的文字，好书话，就更危险。我之所以说读辛著常“心有戚戚”，正是感到了这一层的缘故。辛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者，藏弆当然以专业书为主。那些书我完全不懂，也无甚兴趣。但好在辛先生有“不务正业”的一面，所淘卷册中，闲书占了相当的比重——而这部分，刚好构成了我的快感和危险。如他从神保町的大云堂书店淘来的小山书店1950年付梓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初版本，上下两卷，只花了800日元。我自己也曾在专栏中写过此书得而复失的故事。辛著中所描述的邂逅此书时的“诧异和激动”，瞬间把我带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东京游学时代。
研究文人的购书单，有时比面对面交流，更能了解其人的品性。辛先生作为历史学者，在日所淘文艺书似乎不多，“查泰来”之外，记得还有战时“笔部队”作家火野苇平的《海南岛记》和几种美术史、版画研究著作。而相对于文艺，则是大量的文化、历史和社科书籍，尤其是关于藏书的书（权且称之为书业文化），先生扫描范围之广、搜罗之夥、研究之深令人叹服。
庄司浅水《奇书·珍书·书蠹》
学风书院，昭和29年12月初版
如他对日本大藏书家、书志学者庄司浅水著作的搜求，在我心中唤起一种类似书友面对书友时才会萌生的异常亲切的感受。据书中记载，他先后在神保町和大阪梅田的古书店，入手过庄司浅水的著作四种，分别为《奇书·珍书·书蠹》《书籍的乐园》和《庄司浅水著作集》的两本零册。其中，两册“著作集”系著者毛笔签名钤印本，好像也是他入藏签名本之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庄司浅水著作集》（十四卷），全卷签名钤印本
除了业师黄永年先生之外，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有作者签名的著名藏书家的著作。过去买书，本来不大在意作者签名或是名家收藏印章。看重庄司浅水的签名，是因为敬重他丰富的书籍史知识，而且还非常喜欢他的文笔。庄司浅水描绘出一片书的风景。
他还记录了《奇书·珍书·书蠹》的入手过程：
在神保町的山本书店，头一次邂逅此书，且是初版一刷（1954），但书价太贵，只有放弃，买了另外一本比较便宜的庄司著作《书籍的乐园》。后来，在神田日本教育会馆的一个书市上，再次遭遇同样的版本，品相完好，居然只卖400日元，甚至不及一杯现磨咖啡。
一年一度的神保町古书祭，今年已是第58届
作为书人，辛先生显然很喜爱庄司浅水：
“庄司浅水文笔很舒展，文章写得很随意，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黄裳多少有些相似。不同的是，黄裳只懂中国古书，而庄司则西文很好，古、今、东、西，见多识广。因为知识庞杂，写起来自可左右逢源，挥洒自如”；
“在中国，似乎还找不到知识这样丰富的书籍鉴赏家或是研究者”。
他认为，1949年以前，只有上海收藏家周越然，中西书籍兼收，庶几近之，“但是，周氏的情趣和境界，都太像上海这座商埠，过于市井气，其藏书的规模和档次，更根本没法和庄司相提并论”，诚可谓知言。
我迷恋庄司久矣。窃以为，就书志学而言，举凡现当代中国，无可堪比肩者。说一句多少有些“酷评”味道的话，也许黄裳、周越然加起来，也远不及庄司的重量，也许还要加上作为藏书家的郑振铎、钱杏邨、周作人、唐弢，才勉强接近，也未可知。在辛先生眼中，“这也是中国人整体文化生活的水平，尚且远不及日本的一个显著例证”。我个人搜集庄司著作，少说也有十年，其绝大多数著作，均有庋藏，且多系签名钤印本。因庄司本人即是大藏书家，又以书为研究对象，其著作的一些纪念限定版超豪华，价格也超贵。辛先生淘得两本零册的《庄司浅水著作集》，全套皇皇十四卷，精装函套，于1983年出齐。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今日外、书业文化的方方面面，洋洋大观，无奇不有。我手中的一套，是全卷著者毛笔签名钤印本。为辛先生所特别看重的《奇书·珍书·书蠹》，确实相当有趣。我至今犹记得，书的扉页后面，是几页铜版纸黑白照片插图，第一枚就是法籍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私藏、出版于1711年的真皮封面精装古本。按说即使在古本中，真皮封面倒也没那么稀罕。可那本书封的真皮，不是一般的兽皮，而是人皮装帧，是战前藤田访问南美时，厄瓜多尔总统的公子赠给画家的礼物。
庄司浅水《爱书六十五年》
嵌瓷特装限定本（150部之29）
昭和55年12月版
扉页庄司挥毫：没有比无书的人生更寂寞的了
辛先生毕竟是学者。同样是写书话，关注的视角和深度都不同于纯粹的藏书家，这也是令笔者感到“涨姿势”之所在。如他从一本收录于东洋文库中的《北京笼城日记》（服部宇之吉著，平凡社1965年版），谈到三菱财阀岩崎久弥如何从驻北京的英国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手中购买藏书，命名为“莫理循文库”，其后又如何以该文库为基础，创设了驰名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专业智库“东洋文库”；又论及庚子之役与日本汉学研究的联系，从列强的庚款退还，谈到日本政府于东方文化学院名下设立的两所研究机构——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后来如何成了日本国内两大汉学重镇，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从两本旧书——河野收的《地政学入门》（东京原书房1981年版）和山中谦二的《地理发现时代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谈到日本“地政学”概念的由来，及与中国通常使用的“地缘政治学”的说法孰优孰劣，等等。在对古籍版本的把玩中，不知不觉间，东洋汉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和艰涩的学术概念得以澄清。其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实非纯文人藏书家所能为也。
出于对自己英语能力的不自信和对大陆汉译学术品质的不信任，辛先生一向注重搜集重要的西方思想学术日译本。如他曾收过一套1936年版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K. A.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的日译本，“据云此书本来有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但我一直没有遇到过”。据我所知，魏特夫因对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的研究，也颇受日本学界重视。我的一位汉学家朋友就写了一本大部头的研究专著，据说已与北京一家出版社达成了中文版出版意向。魏特夫其名，近年来似不大为人提起，但在二十多年前的汉语学界，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昵称为“老魏”。1989年9月，他的像砖头一样厚的《东方专制主义》确曾在大陆出版，但不是商务印书馆，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据我自己对本土学术出版的了解，近十年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付梓的大量版权书都已再版。但碍于种种，老魏的这本板砖是始终不得再版的几种西方学术著作之一。旧版已绝版多年，在旧书网上价格直线飙升，一册难求。辛先生既未得见中文版，搜求一套日文版以备用，确是正解。
《东方专制主义》，（美）卡尔·A.魏特夫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作为书话，《蒐书记》的密度颇大，提及的书卷典籍也真不少。就日本淘书部分而言，除了辛先生学术领域中的专业书之外，文化、历史、书业方面，与我自己的藏书重合度很高，特别是那些闲书，频频“撞衫”——哦不，是“撞封面”。可在阅读过程中，我仍禁不住一再登陆日本古书网，下了几单。现在记得的，有卫藤利夫的《鞑靼》、奥野信太郎的《幻亭杂记》等三五种——这也是这本令我感到心有戚戚之作的“危险”之所在，也暗合了我个人对书话类书籍的判定标准：危险度与价值成正比。
奥野信太郎《幻亭杂记》，世界文库
昭和22年12月初版
国人东瀛访书，自黄遵宪、杨守敬以降，章炳麟、周氏兄弟、陈独秀、戴季陶、郭沫若、郁达夫、常任侠、丰子恺、谢冰心、周振鹤、汪向荣、严绍璗……可谓代有人才，前赴后继，也留下了海量的访书文字。其背后的动力和势能，正是百年来，中日两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落差。但文人以肉身和脚步，丈量书肆与书肆间的距离，以手拎肩扛加万国邮政，胼手胝足地搬运并增殖文化的个体性访书活动，毕竟有其界限，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经济的和空间的。昔郑振铎曾以龚自珍的诗句“狂胪文献耗中年”自勉，以不懈访书自励，对抗“中危”。而经过积年而浓密的“全球化”访书之后，辛德勇先生的心理天平则从“读书与藏书之间”，日益向“读”的一端倾斜：
访书无尽，读书有时。我已经清楚感觉到，不断压缩的时间，正驱使我渐渐离却访书的诱惑。不停地舍弃那些你很想要的东西，这本是人生的一种必然和无奈。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沉思良久。这种倾斜，对我个人的心理冲击之大，不足为外人道。“读书与藏书之间”的辛先生尚且如此，遑论经年行走在“积读与藏书之间”的吾辈。不知这算不算“中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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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评论者 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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