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汪曾祺，最关键在语言

前年，这位银行干部来北京，我去看他。一见面他就递给我一本书，以为是他的大作，不是，《再见，海明威》，古巴作家帕杜拉的小说。“我看着这书好，给你也带了一本。”

那才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苏北是个汪曾祺迷。

我们头次见面，就是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研讨会上。后来他出了一本《一汪情深》，专记他与汪曾祺的交往与读汪心得。苏北尝夸口：“国内有红学，没有汪学。要是有汪学，我可以当秘书长。”汪迷中，他是公认“最痴迷的一个”。

《一汪情深》

文学迷+汪迷，会重叠出一个怎样的苏北？你去看《那年秋夜》。

苏北也写小说，不过我看他的小说，跟散文也差不多。他的散文里也尽有很像小说的——汪曾祺说过，小说与散文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篱笆。更多的时候，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跟散文一样，是讲一个完整的短故事，还是展现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捕捉住生活中的某种气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著名ID，哦，集体笔名，叫“周洪”，总是出来警告或忠告中国人。其中有一条就是“文学爱好者不要学汪曾祺”，因为汪曾祺那种“风俗画的写法”，完全不是小说的常规，很难掌握。

汪曾祺

所谓“风俗画”，其实也没有那么繁难，我可以总结为三条：（一）小说散文化。不能太戏剧化，情节性太强，故事也不要太完整，得像是从生活身上剜下的一块肉，泛着血红，还在微动；（二）现实的诗化。发现美的眼睛是稀缺资源，自然主义靠得住，还要作家干嘛？（三）删繁就简。汪曾祺常说：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冻虾里有一半是水，端上桌可不行，得是一只只虾。

其实还有一条最关键的，因为太关键，反而不值得提。那就是：语言。

小说散文化，或者说写美文，难就难在这儿。它没有戏剧冲突啊，大段对白啊，极端情境啊这些拐杖可以依傍，它就是硬斗硬，用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来拼。语言好不好，入眼便知，一个词用坏了，立落下乘，什么谋篇布局卒章显志都是空话。

中学语文总是教说：散文最好形散神不散。其实好散文是形散神也散，全靠语言团弄那堆物事。比如汪曾祺喜欢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平静地描述一个小镇，细微到花岗石铺的街道，下雨里路上跳动的水珠，你觉得他花偌大力气，总该说点儿什么事，结果他什么都不说，就此收束。

你在《那年秋夜》里随便翻一篇，就能感觉到苏北对语言的痴迷。他自己说：语言要不能给人带来一点惊奇，都不算文学语言。但险也险在这里，你不能太刻意，不能用那些只能写不能说的词句。你得让人从熟悉中读到陌生，于天上看见深渊。

《那年秋夜》

这些篇什里，我最喜欢苏北写皖北山村的那些篇什，其实也没说什么，你想概括中心思想很困难，但你能感受到夏天午后村镇街道那种滚烫，滚烫的空中青年苦闷的心，路人对一个不甘运命的人冷冷的侧视，还有一点朦胧的美好，一个姑娘光洁的面颊或一道佳肴带来的欣喜与慰藉。执着于地域，看似是某种乡土迷恋，其实是要为语言捕捉气味，找一个合适的舞台，没有比一个宁静的村镇些微的异响，更能带领气味的波动与语言的追逐了。有时会让人突然想起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巴金的《憩园》。

反而是苏北立意要学汪曾祺，甚至同题同结构的诸篇《小学同学》，让我们看到某种差距。苏北笔下的小学同学，太完整，抓不住可以诗化的细节，反而缺了神气，倒像是该小学委托一位校友弄出的学生列传。有时，即使汪迷如苏北，亦不免会偏离导师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