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文本淹没或成全的生活

一

本文的写作是由萧耳女士新著《锦灰堆美人计》所促成的。这是一本关于阅读和观影的文化随笔，主要是她的电影言说的部分，成为我的观察对象。我觉得作者以她的写作实践，明示了电影的一个去处，也给予我思考的机会。所以这里说的文本不仅仅是文字性的，按照现代电影理论，一部电影也是一个文本。

《锦灰堆美人计》是一本香艳之书，这么说，并非泛泛而谈，这个词的背后自有其政治的光谱。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有关，也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网络文化所促进的自由文化有联系。书中有对于个体生命意志图景的赞颂，也显示着对个体欲望合法化的肯定，这其实承续了80年代人性解放运动的宗旨。有趣的是，它充满了酷儿文化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是从电影文本当中摘引和延伸的。其实电影本身是富有情色趣味的，哪怕最肃杀的政治年代，电影也是欲望的投射物，这一点在今天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了。

书中所展示的电影随笔的写作，与今天一般意义上的电影批评不同。我见证过这种文本形式的诞生，它诞生于1999年前后盗版DVD兴起之后。那些外国电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曾躬逢其盛。我记得当时的散文年选上，忽然出现了很多以此为写作对象的随笔，形成一时的新潮。它们借助于国外影片所提供的材料，通过对电影情节的重述和回味，来拓展感性经验，建立新的生活观。这深刻且广泛的影响，应该被重视，它足以构成一部博士论文的主题。

我上面说的那些文章，多是由作家而非电影学者所承担，萧耳似乎属于这一脉络，或者说承续了那个小型电影文化运动的精神。我发现这类写作，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特点，它充分享受了电影叙事和修辞所给予的情感效果。（萧耳说她每次看安哲罗普洛斯的《悲伤草原》都会落泪。）它主要是认同，而非质疑电影人的故事讲述，而且，它往往将电影作为一种知识的工具——不是关于电影史的知识，而是经常将电影叙事内部所传达的事物，当作理所当然的知识接受了下来。

这个不同就很明显。它和学院派的批评方法之间应该互相否定，还是互为补充？一部电影仅仅提供娱乐和艺术的情景，还是可以把它们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实体社会被新技术强烈重塑之后，我们的判断也会与以往不同，现在的我们也许会说：那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更多是个体感性经验的历史，对于个体的生存而言，这比标榜客观性写作的古代史的地位更为重要。

作者萧耳

我和萧耳，以及学者李云雷、作家付秀莹在中关村的言几又书店做过一个对话。期间放映了三部影片的片段，让我们分别点评，我觉得那正好显示了观阅方法的差异。其中一个片段是奥利佛·斯通的《亚历山大大帝》（2004年），萧耳女士喜欢古希腊史，在书中，她通过很多文本——不仅是电影，也有小说、史诗，来讲述和分析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尤其是他与同性伴侣赫菲斯提昂的故事。如果我们说她将这些文本看作了历史的本身，当然是诛心之论，我想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些文本乃是对历史的再叙述，只是她愿意在前人的叙述之上继续叙述，或者以自己流畅香艳的文笔，将别人的材料编织进自己的文本，传达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因此，她借助于别人的文本起飞，而不是走到文本背后，去把文本拆解掉，这其实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态度。

当下电影批评包括一部分普通影评往往以现代电影理论为工具，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对文本。一个文本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那里，现代电影批评就是要揭发这一点，它拒绝移情，拒绝在感情的迷失中被裹挟。它的责任是剖析文本形成的历史，指出文本效果背后的人为痕迹，指出意义是如何被具有特殊性的个人、集体构建出来的。

就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例。它讲述亚历山大大帝征伐波斯的事件，古波斯的版图，包括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而本片拍摄的年代恰好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久。现代电影批评特别注重身份的问题：导演奥利佛·斯通是一个美国白人。一个美国人，讲述代表西方政治价值源泉的古希腊国家去征讨伊拉克的前身——波斯的故事，单是这一点，批评者往往就认为它已经决定了故事的讲法。也就是说，这里面展现的历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

以上所说乃是一种思路，其实奥利佛·斯通是一个带有强烈自我批判精神的导演，而他在本片中对希腊征伐波斯的理由也有所保留，但他总体上是使用希腊人的视角来叙述。视角决定了观众的认同，它显然将希腊置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电影位置。当天放映的那段十分钟视频，乃是由出版社编辑随机挑选的，从亚历山大做战前的动员那部分开始。亚历山大仿佛认识所有的士兵，知道士兵或者他们父辈的光荣史，而士兵也带着自豪感与亚历山大大帝平等对话，这显然是在说明这场战争所具有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具有广泛民意参与的国家行动。

而亚历山大大帝也在演讲中将波斯大流士的军队描述为奴隶之师，大流士的表情呆滞，导演还让一只苍蝇嗡嗡叫着，分散了一位士兵的注意力，这个细节在帮助消解波斯军队的权威性。而沿着亚历山大的视线方向，一只老鹰腾空而起，掠过波斯军队上方，那老鹰可以说是亚历山大视线的延伸，而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家象征就是老鹰。我们由此可以感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本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充满了需要被揭示的意识形态阴谋。

二

以上试图描绘两种不同的电影接受方式。后一种分析看起来和过去我们熟悉的政治批判类似，但它其实更为中性，反对文本其实只是反对其中的理所当然性。在中国电影生产关系复杂、规训力量杂多的格局下，这种富有怀疑主义精神的做法也有合理性。但这显然不是唯一处理电影的方法，我们的怀疑主义是否也可以被怀疑？如上文所述，当电影将希腊一方置于更优越的电影位置的时候，是否也因为希腊更应该被肯定？

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种令人伤心的发现，就是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会发生“质疑却强化”的认知过程。我们质疑一个文本，它却加倍地进入了我们的感性经验，令接受者难以忘怀，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这是失去控制的文本，它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而在萧耳的写作倾向里，她倾向于去选择自己所认可的文本，并愿意被感动，这是另外一种和电影建立关系的方式。导演将文本制作出来，正是希望与你分享他的视点，你在观赏的过程中与叙事者以及电影角色合二为一，选择被电影引领——类似于早期理论家们所说的“难以置信的自愿搁置”。而电影正是一种“混淆”的艺术，它致力于混淆，这是它的主要的传意释意机制，观众与虚拟角色认同、合一，类似于电影《银翼杀手2049》里虚拟美女借助于真实女郎的肉体，然后具有了真实的性爱功能一样，在电影院里，一个真实的人体要借助于虚拟角色的行动，来获得自由。

而就当下而言，“混淆”文化进一步成了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所谓“虚拟、真实之边界的消失仅一步之遥”的时代，文本经验和现实经验在交叉、模糊，电影里的一个事件和大街上的某个事件，在我们的感性经验里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说越来越具有同等的地位。真实和虚拟在融合，融合在科技新人的灵魂里，如果不涉及巨大的压迫和灾难，不打扰法律和人们的道德感，这种融合又有何不妥之处？我们似乎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

——请萧耳女士原谅，我在这里将她的著作看作我思考的契机，却没有用足够的篇幅去赞美她的精彩文本，还有她所涉及的宽广的文化领域。这本《锦灰堆美人计》当中涉及的文本有电影，也有《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她通过对各类文本中人物命运的感发，展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情感倾向，比如她在文本观阅后做出了对亚历山大之死的判断：

“小赫（赫菲斯提昂）很可能死于谋杀，而小亚的死因也成了千古之谜：或死于疾病、谋杀，更可能死于心碎。”

这样的判断跟自己内心的关联，比跟“历史本身”的关联性更紧密。我更留意于一些次要的细节，她写西门庆家的生意做到了浙江，常购得金华酒畅饮：

“第二十三回，新春佳节，孟玉楼、潘金莲、金瓶儿三妾在房中下棋，赌五钱银子，三钱用来买金华酒，可见金华酒又是这几位美妇人的所爱，金华酒是江南的黄酒，至今我的朋友还有人极爱喝这种酒，一到雪天，就念叨着雪夜喝金华酒乃人生快意事。”

萧耳女士是生活家，我们是一些面貌模糊的所谓研究者，专注于客观化写作，而萧耳的实际生活和文本生活互相映照，以自己的经验去对接文本中的经验，仿佛将文本和肠胃性质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世界才显得更加牢靠。她还这样写道：

“西门庆家的奢侈丝织品货物，要从杭州运回山东临清，得经过我故乡的运河码头塘栖。”

通过文本来建立自己的空间坐标，似乎这样“我”更能获得确定感和存在感。所以，我觉得萧耳的这本书，虽然是文化随笔集，但也可以看作是她的生活实录。这是一种被文本——文字和影像——淹没或成全的生活，但是外在文本没有取消她的存在，而是被她当作与个人生命相互参证的事物，而且她还利用世界上的精华文本炼丹、进补，我看到了一种芳香四溢且富有精神性的生活。

我曾思考这种生活是不是与她作为媒体人的职业有关，后来我发现这越来越是一种一般性的生活方式。文本社会，或者说文本主义的社会早已经形成，而在当下网络、微信等社交工具产生以后，大量文本被发掘并展示出来，以最便利的方式置于我们眼前，活跃在当下生活领域的人们通过文本建立自己的生活，其程度之深超越了从前。

生活模仿文本或者艺术，艺术或者文本决定了生活，文本成为了生活的源泉，而非相反，这是当下文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回顾文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如今这个理所当然的社会阶段是多么神奇！

三

在最早的时候，文本模仿现实，这已被古希腊的哲学家所阐述，也是后世现实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础。古希腊最早的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人被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后来哲学转向人生社会领域，又转向人造物——文本。早期人类的视野中，自然物是大量的，而文本是少量的，越到后来，文本数量越多，文本开始模仿文本，然后无限衍生。

到了第三个阶段，生活模仿文本，文本塑造了生活。现在的生活领域，文本是大量的，自然物却在生活的视野内减少。文本作用于生活的力量从人类早期就开始形成，但是却从没有构成今天全面性的控制力。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群小城市边缘青年，因为看了香港黑帮电影，而对当地青年文化形成了破坏力的影响，其中一位青年迷恋美国电影《教父》，据说他隔一段时间就重看一次这部影片，后来他成为了这群青年所信奉的首领，我相信那个青年一定从《教父》中获得了道德和行动的指南。这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故事，但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当你去泰山旅游，你会发现几乎每块大型的石头都被镌刻上了各类文本，人们通过杜甫的诗句去感受泰山所提供的伟大视野，仿佛没有这些古代文本的帮助，我们的观看行为就丧失了意义。有意思的是，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她从没有去过泰山，“但我一直感觉我去过”。

在言几又书店的文化活动叫《带上一本书，明天就去利物浦》，我笑称这未免太过于中产阶级趣味了，但萧耳说其实她没有去过利物浦，只是那个影像已经让她置身其中。我则举例说，不久前，在布达佩斯，和一位已经移民到此的同学在街头等车，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建筑矗立在我们周围，我对同学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欧洲很少异乡之感，也许是因为在多年的阅读中，我早已经熟悉这里的气氛，“这大概就是文字的力量吧”！而我这位毕业于电影学院的同学说：“电影也一样具有这种力量。”

当然，萧耳女士显然对文本更加富有激情，安哲罗普斯的电影让她飞往希腊，寻找当年的电影拍摄地。我们曾历经文本匮乏的年代，形成了剧烈的文本饥渴。西方的文字性文本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被大量翻译，据说至今大部分重要作品都已被引介到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制电视剧和动画片逐渐普及；录像带和90年代VCD到DVD的进化史，我们也已经熟悉，DVD的画质提升迅速，使得电影文本对生活产生了更强烈的影响；之后中国的重建影院运动开始了，电影院里的媒介革命继之发生，文本存在的方式被不停拓展；最近几年我们又经历了重建电影院运动的深化——艺术影院运动，还有从小剧场运动到世界经典戏剧引进的热潮。

发达社会的重要特征不只是经济的发达，还有文本的发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似乎所有的文本都被我们收纳进来了。人们的文本狂热一次次展露了出来。我记得最近今年大家对电影和戏剧的热忱，人们疯狂地购票、抢票，从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在交通不畅和雾霾中，人们骂骂咧咧地从一个文本现场，扑向另外一个文本现场，生怕错过好文本的机会。去年定居欧洲的朋友感慨——120帧电影放映的中国优势，使得没有120帧影院的老欧洲被边缘化了！我则认为这事证明了中国发达文本社会的形成。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本史。过去的哲学将这一切看作一个负面的现象，将这看作是“文本的过量”，它号召我们去和“真正的世界”以及自然打交道，但如今文本已经和街道边的绿化树一样，是“真正的世界”的一部分。以社会斗争为例，过去我们历经以阶级、个人财产、官阶等区隔社会的做法，如今文本成为切割社会的利器。我曾撰文论述二次元之后生可畏，不在于他们具有更高的文化修养，而在于他们拥有不同的文本经验，他们从无数动画文本和动辄数百万字的玄幻小说中找到了专属的交流语汇，并以此制造新的文本和排他性共同体，新的社会藩篱由此形成。

文本的战争，也许是未来社会对抗的重要形态。文本之充盈，之茂密幽深难以穷尽，已经在我们身边建立了一个丛林。物性的衰减也丝毫不影像文本社会的运作。文本，而非自然宇宙，成为了哲学的出发点，哲学如今似乎仅仅变成了文艺理论。上帝就藏身于图书馆里，只是尚未被你找到，如果你无法穷尽一切文本，你也就无法验证或者否定文本之中到底有没有上帝。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算是人类的迷失吗？早期的宗教哲学家不就是在文本当中，用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么？

在文本的密林里，我和萧耳女士毕竟拥有不少相同的文本经验，可以建立一个温暖的共同体，这就是文本所具有的整合、联络的功能的体现。《锦灰堆美人计》这本书让我重温了另外一种打开文本的方式，让我换了一个方式和文本相处，同时我的文章也是借她的文本来起飞。行文至此，我看到言几又书店微信号上推出了一篇新文章——《如果说书店是灵魂的避难所，希望你们在这里好好生活》，这个标题与我企图说明的东西是一致的：书店是灵魂的避难所，电影院也一样。我也因此领会到，其实以上所论述的一切已不再具有新意，也不再是哲学上的新发现，它早已经成为新人类的潜在共识，以及每日的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