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小说的表与里

我们今天读书好像形成了一种惯性，不管读一本什么书，先求“里”，相对比较轻视“表”。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表”。我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这绝不是因为我努力让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寻求“表”，而把“里”，把故事背后的东西忽略掉。事实上，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总有一个“里”，总有一个所谓内涵，所谓价值意义、价值体系。小说的整个历史，可能是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小说故事背后的意义才上升到我们今天所重视的程度上。

你可能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它背后会有一种意义，会有它自己特殊的价值，会有它自己侧重的方向，无论这个故事怎么浅显。一个故事诞生的时候，它首先可能更具娱乐意义、娱乐价值。但是，在娱乐之后，这个讲故事的人，或是写小说的人，他肯定有一种倾向，希望这个故事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效果。而他希望的这种效果，就是我讲的所谓意义的这种东西。用我的话说，可能它于故事本身意义重大。它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是民间，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凭空幻想出来的。通常它最初来源的那个点，和讲故事的那个人的某种愿望是契合的，肯定是一致的。

通常我们在看传统故事的时候，一般都有一个阅读定式。比如在传统故事里面，我们知道纲常——我们这个民族还是讲纲常的——纲常、伦理，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都讲伦理。但在不同的地区，伦理这个概念意义也不一样，比如英国，比如墨西哥，又比如尼日利亚。这么多相对应的一些概念可能都在我们讲故事之初，已经在那儿了。某一个故事，无论它看上去多么低俗，多么民间化，多么没意义，实际上讲它的人心里首先都有一个心理指向。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向性”。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著名的《安娜·卡列尼娜》，完全是一个伦理故事。《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故事是由小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讲的。听说他也是最初在大众传媒上——我想是报纸吧，当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应该主要是报纸——看到一个案件，一个女人的故事。当时他讲的，实际上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的其他部分都抽掉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婚外恋的贵族女人的轰轰烈烈，但是最后结局也许又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托尔斯泰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里面，他自己内心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才有后来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个小说了。看过这样的电视剧。这样一个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一直在流传。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从伦理出发又超越了伦理的例子。

在好多小说里都有这个倾向。《复活》也是这样。最初是一个贵族青年，回到家乡看到他年幼时侵犯过的一个女仆沦落成妓女，一开始他想拯救这个妓女的故事。但是后来，这个故事再往前发展，他发现这个故事不是说一个妓女的，而是关于这个主人公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关于伦理的故事。

伦理故事经常要有一个伦理定位。这个伦理定位通常是和我们已经熟知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比如说，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一些不约而同相似的伦理规范。所以在写伦理故事的小说里面，你会感觉到是某种力量在说话，某种力量在告诉你要遵守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

就一般而言，父子之间不能共有一个女人。儿子有了老婆之后儿子也许不在，父亲和儿子老婆发生了特殊关系，这在民间叫“扒灰”，也就是乱伦。这是一般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但是，在个别相对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区，这种父子同妻的现象真的是不足为奇。

也许你去过这些地区，看过这种父子同妻的现象，当你把它写出来，在正常的、我们所熟知的社会里面，让这个故事去传播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故事就已经带有了很强的与我们所习惯的伦理准则、伦理秩序相悖的内容。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心理甚至生理方面不舒服的东西。当然，有些作家可能也是利用训诫故事，这种传统的以训诫为主的故事里面的这个秩序去耸人听闻。比如专门去写什么父女通奸呀，什么“扒灰”呀，什么母子通奸呀之类的故事。反正就是利用我们传统的伦理秩序、伦理准则建立起的这种构架，故意去伤害它，去打碎它，以造成让读它的人、让社会瞠目结舌的效果。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 著

我们熟知很多讲因果的小说和故事。讲因果的实际上是一种最典型的训诫小说。这种小说叫你做好事做善事，因为做坏事要遭报应，做好事会有回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这些。有很多故事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因果关系。我一向十分推崇的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实际上是很典型的因果关系。你看上去那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你细想啊，主人公一个把自己的金表卖掉，去买一个发卡给老婆，一个是把自己满头秀发剪掉，买一条表链给老公，好过个圣诞节。他们两个人在同一时间作出几乎相同的决定，把自己拥有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抛弃，为了自己的爱人。实际上，他们这个圣诞礼物的背后，是因果的关系。在圣诞节之前，他们两个是那种吵闹冤家，就是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啊，彼此埋怨啊。如果总是这么一种情形，就根本不会有那么一个奇特的圣诞节，根本不会有这个“麦琪的礼物”给对方。

通常我们在小说里面，特别是在训诫小说里面，我们肯定看得更多的是这种对是、对善的一种肯定，对非、对恶的一种贬损。这也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惯性。聪明的小说家往往以打破惯例，以打破这种惯性的——比如说特别不传统，也就是特别反因果，特别反传统的意味——方式来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但是非善恶的判断实际上还是依然存在，只不过它已经变换了存在的样式。

所以，有些故事，在它们背后已经在那儿的意义，训诫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我现在知道，有很多小说有宗教内容。甚至有些小说直接以宗教为题材，直接写到宗教人物，直接把宗教历史上的事件拿来拷贝，重新编排、重新组合，作成小说素材。我们知道在西方绘画里面，中国绘画里面，可以说传世的绘画绝大部分是宗教的，也就是说宗教教化在文学艺术里面占的比重非常大。我们今天看到历史上的一些绘画，有的画是一百年前的，有的是一千年两千年前的，有的甚至还要久远，大都不乏宗教色彩。

比如这么说吧，我们可能是居住在一个个村子里，在任何一个村子里，我们都可能看不到艺术画，我是说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画。他们可能偶尔会画画，有的人可能会拿树枝在地上画，如果有笔有墨的话可能会在纸上画，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绘画都不能流传。因为他们的绘画就像（有一点像）自然界其他东西一样，你比如说树叶。树叶这东西它在春天发芽，到了秋天它自然落下去，落下去以后归于尘土。就这样循环往复消失。它不是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实际上民间产生的大量的绘画，都有一点像自然界的树叶，也许它们生命短暂，如果是画在地上也许画过之后就马上被抚平了。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海滩上，如果海滩上很脏，那么一个潮汐过来，海滩就变得特别平坦。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有的人可能更有这种意识，他去找一根树枝在海滩上画，因为这地特别洁净。而且有趣的是，你画过了之后，一个大浪过来，这个大浪可能把你刚刚完成的作品抹去，让它消失。

所以我说，民间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容易就散失掉了。但是在好多故事里，我们就光讨论绘画，它在历史里有多种接触宗教的场所，有多种接触宗教的能力。应该说现代知识的普及，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过就一百多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人类这么长的历史，绝大部分应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是指在我们现在课堂上、书本上，在人类艺术历史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教会、宗教场所一直拥有，你比如说，识字能力、写作能力、绘画能力。在宗教团体、宗教场所里面一直保有这些方面。所以，宗教的历史一直和文学的历史、艺术的历史——一些特殊领域的历史，比如说绘画的历史、音乐的历史——是相关联的。

《窄门》， 安德烈·纪德 著

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所以只能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像一个看戏的人那样看宗教。假如宗教信仰是一部戏剧，我就是一个看戏的人。但是我体会，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让人升华、让人更进一步的愿望在里面。所以我说宗教教化在以宗教为题材，以宗教为要义的故事里面，它可能有很多被圣徒给予的新阐释。毛姆的《卡塔丽娜传奇》就是这么一篇小说，安德烈·纪德的《窄门》也是这样的小说。《窄门》基本上是讲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神在特定的意义上形成的一种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里面，人向上提升。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教化也有世俗化。教化的世俗化如果太过明确的话，对象必然产生逆反。因此我说小说里的教化应该是化在小说里的，它不应该跳出来。如果它太过世俗化，通常会和训诫形成会合。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训诫小说应该是非常多，而且民间流传着很多故事都有明显的训诫倾向。在我的考察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有强烈的教化他人的欲望。那么也就是说，由于人类是肉体凡胎，所以人的行为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局限。对人来说，局限性是绝对的。

比如运动，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有纪录。人在不断把握机会的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人们早就发现了，人完全有可能有一些再也打不破的纪录。比如说一百米。以前说一百米十秒是人类的极限，现在被超过了。超过以后人类发现，原来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兴奋剂，有了各种各样的药物，让人类的能力超过极限。但是这毕竟是借助药物了。

人类的行为在有秩序的相对文明的这个社会里面，性一直是有禁忌的，整个性的历史就是一个禁忌的历史。相比之下，性的历史在它最初的阶段，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有所抑制、有所控制的情形。比如，很多原始部落里面，一些相对比较原始的部落里面，性并不是特别有秩序有规律，可以是很混乱的，可以发现我们称之为乱伦的这么一些情形。但是一个社会有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全世界的类型都差不多，性得首先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有一个长时间完善的过程。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社会都曾经有过自己的清教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性成了一种罪行。

大概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场被称之为性解放的思想上的革命冲击。性突然又回到人类初始的那个状态之中。就是说，性这东西也不过就是跟吃饭跟睡觉一样是一种本能，也没有什么多了不起的，就是只要能把那个（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后果消除，它就没有什么严重，没有什么不得了。性解放，由于性一直是——在性解放之前，一般的社会形态——处在高度压抑之下，都是高度压抑之后才有这个性解放。那么一碰上性解放，清教就会出现很多混乱，出现很多失控，失去节制这么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会使很多秩序被冲破、被破坏、被支解。很多秩序因此受到威胁。

在故事背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历史。历史这个话题我不想多说。因为在寻求故事背后的意义的过程里边，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只能借助历史去讲故事。实际上，每一个时代讲述自己的历史传统意义，讲述自己的以历史为基点的故事的时候，都有现实性。这个现实性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现实性，在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性。

一千年以前去讲《圣经》里面的故事，那时候的作家有基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性的考虑。今天作家讲《圣经》故事的时候，有他们对今天的现实的思索，他们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方式。

上面这几个方面，我想就是小说和一般性故事——我指的就是口头流传之类——的不同之处。

我不知道今天在写作的人是什么心理，但是我知道小说走到今天，小说可能更多的是高出故事。小说不像故事本身那么朴素，故事由人群当中自然而然生出来，成长起来。小说可能已经有太多的目的或者价值意义方面的考虑。小说这个东西今天说可能更多的是突破纯粹娱乐。而传统故事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娱乐，哪怕它有训诫，有教化，但仍然是以娱乐作为最初的出发点。而小说，尤其小说走到后来，已经不是了，已经绝不是简单的从纯粹娱乐出发，而是有更多、更强的所谓目的性。

可以说，小说，虚构写作，肯定是有明确的隐形价值的方向。我愿意把它作为形而上的意义，不是已经在那儿的明白无误的意义，是在这个之上。

我们知道小说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流派。流派最多的，可以说一个时期超过以往所有的总和的是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流派纷呈，小说开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第一个十年，我们知道，乔伊斯他们开始写作。伍尔芙和法国的普鲁斯特，这些作家开始写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作品。他们借助的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些成果。你比如，关于意识流，关于意识，关于前意识，关于潜意识，关于无意识。他们就把关于意识的方方面面，大规模带进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一场里程碑式的革命，意识流革命。

我个人这么想，人类可能一直希望自己深刻，一直不甘于自己已经获取的、通过感官获取的表象。人类可能希望再去获取这个表象之下的意义。

你比如，在乔伊斯之前，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过心理小说这么一种热潮。莫泊桑就写过一部典型的心理小说，《如死一般强》。而心理小说一直没真正突破传统小说的樊笼。我们去读小说历史，去纵向看小说，小说最初肯定是比较有趣，比较好玩，带有明确的讽喻倾向，或者是开玩笑。那么再往后，小说开始有一点不满足于表面的事情了。写表面行为的小说呢，可能同行之间就有点嗤之以鼻。比如历史上特别伟大的大仲马，今天可以被世界上一读再读的这种经典作家，在十九世纪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反动的浪潮，对传统的讲故事的小说的反动。一个人要说什么，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还不够，还希望去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个肯定也是心理小说在十九世纪，尤其是在后半叶的一种流行趋势。你比如说，莫泊桑是个讲故事很漂亮的小说家，他是以短篇著称于世。莫泊桑也写了好几部长篇，而且他的长篇越长越有心理小说写作的趋向。说心里话，我觉得他的长篇价值不算太高。

那么我说，人类希望深刻的这个愿望，也就造成了作家们在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中，掉进了所谓追寻深刻的泥淖。人们在小说里开始不满足于讲一个故事。已经不满足于这个故事已经有的意义，已经在那儿的意义。所以，人类开始在小说写作当中，去寻找意义，去找来意义。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曾经有过很有影响但是应该说是很拙劣也幼稚的长篇。启蒙运动时期的小说，今天看上去非常简陋，应该说，至少从手法上来说很低劣。但是你不能否定它在历史上的价值意义。那个时期的小说，在文学历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位置。

刚才我说过，二十世纪小说的流派很多，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去寻找意义。其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可能当属卡夫卡。这个是今天被谈论得最多的小说家。但当时几乎是被绝大多数读者所忽略的，应该说是被轻看的一个小说家。所以他在世的时候穷困潦倒，以至于他绝望到临死之前曾经嘱咐他的好朋友将他所有的手稿付之一炬。卡夫卡特别绝望。因为写书的人总希望要把自己的心声传导出去，这个愿望所有写书的人都不会例外。而卡夫卡居然有这么奇怪的一个遗嘱。当然，他的好朋友没有遵他的遗嘱。世界上也因此留住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

（选编自《小说密码》，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