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收获》的性格

有时，一个信息会惹起一种情怀，比如忽听说《收获》已经五十五岁了。马上想到这里边包含着的历史的悠长与曲折，此刻的情怀也就来得分外深切。

《收获》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分成两段，中间被“文革”腰斩两段。我是前一段《收获》痴迷的读者，“文革”后我竟成为《收获》复刊后最初的作者之一。这是我青年时不曾想到的。

在作为《收获》的读者时，我只知道它高贵的纯文学的面孔，还有在《收获》里可以读到好小说好文章；后来成为作者时，才体悟到它竟然有一种独自而鲜明的性格。

至今清晰记得1978年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解冻之际，我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北京一家出版社里受阻，搁了浅。一天，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是《收获》的编辑，叫李小林，听到我的小说受困，表示要支持我，叫我尽快把书稿挂号寄给她看。她的声调很高，年轻，有股子激情——那个解冻时代的文学特有的果敢而真诚的激情。这种激情还颇具冲击性地表现在复刊的《收获》上。不久，我的这部小说便与从维熙那部新时期中篇小说的开山重炮《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张抗抗呼唤人性的《爱的权利》刊发在同一期刊物上。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天天塞满信箱。《收获》在我背上这样有力的一撑一推，使我踏上了当代文学的不归之路。由是而今三十多年来，我把自己在这漫长的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部分都留在《收获》里了。

《三寸金莲》冯骥才 1986年第3期《收获》（冯骥才 插图）

《市井人物》冯骥才 1994年第1期《收获》（谢春彦 插图）

当然，不只是我，更有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站在《收获》上的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王蒙、张贤亮、路遥、邓友梅、陆文夫、谌容、张洁等等，还有年轻一些同样杰出的作家贾平凹、铁凝、马原、王安忆、莫言、余华、迟子建、池莉、苏童、叶兆言、王朔、方方、毕飞宇等等。年轻作家的创造才华把《收获》的活力与魅力带到二十一世纪。

有人说，《收获》是一部简写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收获》可以打开当代文学史吗？但要打开当代文学史一定会打开《收获》。

我有时会去重温过往岁月里的《收获》，体验对它的感觉。在我心里，它不仅仅是一份刊物，一份编得很好的刊物，更不是一家老字号的文化企业；半个多世纪来，《收获》从来不缺有眼光、有品位、有发现力的编辑——这不用多说。重要的是它始终站在当代文坛的激流里，把自己化做一个个有思想和艺术作为的作家的“精神空间”。

它始终自觉地把自己与作家、与文学、与时代合为一体。它对文学有承担意识。

因而，《收获》是执着的、不变的、沉静的。

在长期的不间断的交往中，我喜欢与《收获》的编辑讨论我的稿子，他们反对我时从不客气，但他们会同时侧耳倾听我的理由，当我言之有理，他们便转而欣然。我还喜欢李小林直到发稿前还追问某一个用词是否妥当，我喜欢这样的挑剔文字。我更喜欢他们与我思辩一部书稿时所执的思想立场。每逢此刻，我便感受到《收获》不是一家刊物，而是一位朋友。它视野开阔，且具宽广的艺术包容，同时又有原则、有底线、有恪守、有个性，因而有选择。近些年，《收获》多次遇到经济困扰时，从没有“入世随俗”，卖身投靠“市场”，因故始终坚守着自己在文坛纯正的文学期刊标志性的位置。

我想，这一定缘自《收获》的创办人巴金先生。

冯骥才（左一）与巴老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感谢巴老与冰心的长寿，使我们一代能够真切地感受五四活着的生命与灵魂。”巴老以《随想录》把“五四”与当代文学紧紧连成一线，以《收获》把“五四”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连为一体。这里所说的“五四”便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真诚、道义与责任；这里说的勇气，当然不只是艺术勇气，更重要的是思想勇气。

近十年，我被全球化带来的“文明的困境”拉到写作的边缘。一天，又是听从来自《收获》的意见：为什么不把你在田野大地上的种种发现与感动用散文随笔方式写下来，告诉你的读者？因之才有了近几年在《收获》开辟的“行动散文”的专栏。我用我之所长的文学方式，传播我对中华文明当代困境前沿的感知与思索，同时使我没有疏离了心爱的文学与写作。谁会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着想？

惟有《收获》。

我想，每个与《收获》有交情的作家，都会与这个真正的文学上的朋友一直做伴走下去。（文/冯骥才）

（本文撰写于2012年，收入《大家说收获》一书。原文发表于《收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