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资本的限度》，[英]大卫·哈维 著，张寅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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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阶级关系和积累的资本主义原则
马克思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语境下考察了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条根本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植根于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是这种阶级关系的表达。这条结论促使马克思离开了李嘉图，并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核心。但是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是万分谨慎地把阶级概念放到《资本论》的分析中去的。他并没有直接宣告“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类信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把“阶级”作为某种解围神（deus ex machina）引进来，仿佛它可以解释一切，却不需要被解释。阶级的概念是随着他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考察而演化的。一旦得出了一个初始的界定，马克思就可以无可估量地拓宽他的研究范围，把关于阶级关系的一些特定的观点包含进来，并自由地在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之间转移，以便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由此，他才得以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紧身囚衣。
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角色。追求利润的人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舍弃了剩余劳动，却滋养了利润的人则扮演了劳动者的角色。在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把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资本”，并把劳动者仅仅当作一种商品的承担者，即劳动力的承担者57（《资本论》第1卷，第85页）。简言之，他们都被当成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有时会阐述这些不同的角色在社会、道德、心理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有时还会脱离用两个阶级来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观点，这都只是由于他相信这样的阐述和脱离对于分析是必要的。
然而，对阶级概念的这种形式化的、相当严谨的讨论却与一些更为丰富、更为混乱的含义并肩存在，后者来源于历史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注释者都喜欢区分两种阶级概念，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个区分是有用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化的分析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的严格逻辑，剥掉它身上的所有复杂特征。这里所用的概念仅仅预设了对于这项任务具有严格必要性的东西。但是社会形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社会——要复杂得多。在讨论实际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就会使用更加宽泛的、数量更多的、更加灵活的阶级范畴。例如我们在《资本论》的历史学段落中发现，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被当成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个要素，而资产阶级（bourgoisie）指的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发现——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生动的历史分析的典范——为了分析法国在1848—1851年的事件，马克思讨论了流氓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成产业家和金融家两个派系的资本家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农民阶级。这一切大大远离了《资本论》大多数篇幅从两个阶级出发所给出的简洁的分析。
若要充分地解释阶级的概念，关键就在于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概念体系——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只要加以延伸，就成了理解价值本身的性质的关键。但这种联系是很难建立的，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例如在《资本论》的大多数篇幅中，马克思“在理论上把握着”雇佣劳动这个“事实”，当时的资本家则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在实践中”接受了这个事实（《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但在这个理论事实背后潜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货币所有者究竟如何能找到、为什么能找到一名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没有“自然的”基础——它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才出现的。所以在《资本论》第1卷的末尾，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所讲的故事在细节上是有争议的，但它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资本家阶级的兴起与无产阶级的形成是如影随形的。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资本论》第1卷，第271页），因为参与到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当中的人力求找到一种合适的生产方式，并在这个系统性的基础上产生利润。两个阶级陷入了共生的却又无可抗拒的对立。两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可是它们之间又有深重的对抗。它们的协同发展采取了诸多中间形式，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前进的。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在社会形态中获得了霸权和支配地位，因为社会发展的整个结构和方向主要是随着它们的步调起舞的。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有理由把这样一种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关键的要点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和这种关系所表达的价值理论都是历史的创造。
（1）资本家的阶级角色和积累的命令
让我们回想一下，交换领域的特性是个性、平等和自由。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交换领域中（包括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资本论》第1卷，第586页）。那么，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个性在交换领域中显得比阶级更为优先，这又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证明了在交换关系的外表下“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因为“交换价值……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大纲》，第248页）。这种强制出自一种需要：在为他人提供使用价值时，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是由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调节的。这种强制背后的机制就是竞争。
我们有必要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诉诸竞争原则的。他认为，竞争可以解释为什么物品的售价是它们的价值，或者接近它们的价值，却不能揭示价值本身的性质；竞争也丝毫不能说明利润的起源。利润率的平均化可以通过竞争来解释，但是利润的来源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只有一处重要的例外——并不觉得有必要详细地分析竞争。
个别资本家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270页）。个人只要承担了资本家的角色，就会被迫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内化为他们的主观存在的一部分。渴求、贪婪和守财奴的嗜好都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找到了表达的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这些性格特征上面的——正是竞争把它们强加给了不幸的参与者，不论他们是否情愿。
资本家还会受到另一些影响。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可以用自己占有的剩余来做什么。他们可以选择消费或再投资。这里就出现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资本论》第1卷，第594页）。在一个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世界上，进行再投资的资本家在把剩余作为收益来享受的资本家面前就会取得竞争优势。资本积累的热情驱走了享受的欲望。资本家并不是由于天性而戒绝享乐的：
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592页）
可见，在一切资本家的行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则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资本论》第1卷，第595页）。这条规则是由竞争推动的，它的运行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意志。它是个人行为的共同印记，因而把自身印在了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成员身上，成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还将所有资本家结合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让累进的资本积累拥有更好的条件。
作品简介
《资本的限度》，[英]大卫·哈维 著，张寅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9月
在新自由主义迅猛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危机已成世人熟知的名词。而这些概念，在这部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著作中已初见端倪。
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在这部书中，运用商品、租金、利润等基本概念，带领读者逐步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发展和危机的形成；他独具原创性地在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将金融与地理两个维度相结合，更好地解释了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他分析全球普遍出现的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世界市场的发展状况，延伸、修正和改编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为此，这个预言性的文本在当代越发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
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大卫·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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