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少数人的恐惧：印度思想读本》，[印度] 拉纳吉特·古哈等 著，任其然等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印度瓦拉纳西的恒河祭祀 图源新华网
祭司与民众
祭司只有在婚丧这种场合里才会和达利特人有接触。而且他并不是为了教育开导他们关于他所看到的神的精神而来，也不是为了要讲些人们听得懂的话。在场没人听得懂他吟诵的经文，哪怕是一句话。一个把他的信徒（subjects）当作宗教的一部分对待的祭司，必须解释清楚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意识到神圣的灵 （spirit of the divine）。但是人们从与祭司短暂的接触中感觉不到祭司是来教育开导他们的。他默念的每一段经文都是用一种在场没人听得懂的语言。人们不知道祭司到底是在召唤神灵来保佑这对新婚夫妻还是在诅咒他们。但祭司与人们的短暂接触最终会给祭司带来财富。每个祭司在每段经文之后都会说这两个词——一个是“撒穆尔帕亚米”（samurpayaami），另一个是“萨瓦哈”（swaaha）。第一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必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另一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必须把它们都吃进。至于谁能够把它们都吃进，自然是祭司们。在每次婚礼最后，祭司和人们之间都会为了他对这场婚礼的报酬而吵架。他可以拿走米、蔬菜、罗望子、椰子干、腰果和槟榔，即使这穷人家一辈子从没吃过腰果或槟榔。祭司依然不会满足。人们还必须给他一定数量的钱，而他也不会考虑新婚夫妇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反，他会要求他们的经济条件必须达到他的要求。这些家庭婚礼当天的问题倒不是嫁妆而是司仪费（dakshina）。司仪费就像一根刑杖（Danda）。他们请祭司并没有带来欢乐，而是带来了痛苦，可怕的痛苦。
在婚礼棚舍围坐着和站着的人可能是瘦弱的、脸色发白而憔悴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在举行婚礼之前饥饿了很久，他们穿的衣服可能残破了很多年，但是在婚礼当天，他们要么借钱，要么把他们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钱花了，来给自己添置几件新衣。即使在他们“盛装出席”的场合，祭司依然穿得和他们截然不同。他肥大的肚皮、缺乏锻炼而晃荡的肥肉、油油的皮肤、修剪得干干净净的头型（剃头人只有在给他理发时才能触碰他，其他情况绝无可能），你若非亲眼见到，绝不会相信。达利特人庆祝婚礼就好像他们的血被吸进祭司身体里一样。这一切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同质化的印度教下那个叫作种姓的制度内。它能够发生是因为祭司把他们当作了他的宗教的“外人”。他不把他们当作他所信仰的“神的儿女”。他相信他们是外人，并把他们当作外人来对待，因为听他诵经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在他的眼里，他们是他抽取司仪费（dakshina）的对象。在他的眼里，他们只是一条条狗，一条条需要被教导服从他且永远服从他的狗。
在祭司和人们的关系里根本没有什么灵性（spirituality）。在这个关系里的信徒们（subjects）并没有被当作那些“需要睁开眼睛才能看见神光的”人来对待，而是被当作那些眼珠子必须给抠出来的人来对待，以防他们知晓那个叫作祭司的人和他的神之间的阴谋。简言之，在所有那些祭司和人们接触的场合，两者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这层关系比起地主和农奴或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更为糟糕恶劣。地主、资本家对农奴还有工人所说的语言是他们能听懂的。农奴能活下去，这符合地主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异化劳动保证了剥削者的盈余增长。而在印度教的祭司和达利特民众之间，甚至连这层关系都没有。
祭司和人们之间那种非人的关系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剥削而已。它有更深的社会维度。尽管祭司不让人们有灵魂、有灵气，尽量不让他们与祭司所无比信仰的神建立任何联系，他用一种非常容易交流的语言构建他们的社交行为。每当他用不易意会的梵语一字一句吟诵经文时，他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如何让神满意。他让他们生产出一件又一件的物品。他让他们在燃烧的火堆周围坐下、站起来、走七步。哪怕是在今天，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一直声称所有的达利特人都是印度教徒，后者仍然不明白所有这些做法的意义。即使在一代又一代人之后，这种情况依旧持续着。当所有与会者触碰祭司的脚之后，婚礼仪式才算结束，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动作。这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巧妙地操纵和胁迫的。整个达利特社群都被迫遵循祭司的想法去做。如果有谁反抗，不去触碰他的脚，祭司就会煽动周围的年长者，要求他们修正这些反抗者的行为，说他们所做的是罪和反叛，以叛神之罪形容他们的行为。年长者意识到这一罪过，转而逼迫那个年轻人纠正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原本也想反抗。整个社群里的人也因此变得屈从、胆怯和恐惧。
达利特人的婚姻生活和印度教家庭（grihastaas）不太一样。祭司会在婚礼上让达利特人不停地重复三个词：“阿尔迪克菲亚”（ardheecfia）、“卡米查”（kaameecha）和“达米查”（dharmeecha）。达利特人并不理解这三个词，而且对他们来说这没什么实际意义。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婚姻对于达利特人来说就是一男一女聚在一块儿生产食物、用品和商品，当然还有生育。
印度教并不组织信徒从事集体的经济活动。祭司的家庭和他的整个种姓从来不会和达利特人共享生产性的工作 。达利特夫妻也无法享受像印度教爱经学家婆磋衍那（Vatsyayana）所讲述的那么美妙的性生活。让我们先谈谈我们和经济（artha）的关系。绝大多数达利特人住在村子和城市贫民区里的小棚子内。印度农村的生活正是达利特社区的文化及经济的根本 。
生产
达利特小两口在每天早上鸡鸣（Koodikuuta）的时分就起床了。男人直接开始去农耕，女人马上开始她的家务活。这时候他们是没有时间洗澡和祷告的。男人必须去喂牲口并清理牲口棚。一个库鲁玛的男人很少在家里睡。他的羊群睡哪儿，他就睡哪儿。一大早他就起床，把他自己的羊和整个大羊群分开。然后，他把小羊们从一个看管小羊的封闭区域（podhi）放出来，把它们赶到它们的妈妈那儿吃奶。之后，他们开始检查生病的牛羊，给他们上药。古达人（Goudaa）起床后直接换上他爬棕榈树的专用衣服，去到棕榈树林里。他知道他每棵棕榈树的名字，就像牧羊人知道他每只羊的名字，农民知道他每头牛的名字一样。古达人在日出时爬第一棵树，他是那个可以从最高的树上欣赏大自然日出美景的人。他泰然自若地坐在顶部，娴熟地朝可以出棕榈汁的突起处（gela）砍下第一刀。现在还不是把收集到的棕榈汁装到小罐（Kallumuntha）里的时候。现在得先查看棕榈汁是否毫无阻碍地从那个割开的突起处流下来。马拉人（Malaas）或马蒂嘉人（Maadigaas）起床后要么开始清理或是修复皮子，要么开始准备制鞋的皮革。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接着要进入主人的地里，收割粮食或是把它们捆在一起。
在这些人家里，他们每天早上必须要做的事不是由他们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主人决定的。这些家庭的女人起床后就去清理主人的牲口棚，或是去打扫主人屋子周围的区域—但是绝不能打扫屋子内部。她们匆匆回家，等着她们的是需要清洗的炊具和饿着肚子的孩子。她们没时间去想一想神灵或是去祷告一下。之后，女人们会去做点粥（ambali），这是穷人的食物，里面没有任何咖喱。库鲁玛或是古达人家里吃的食物里至少还有一份咖喱。然后，他们就做些流质的食物吞下去。女人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她们必须在破晓以前赶到地里劳作的地方。所有达利特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这么做。他们的劳作从不以晨祷或是冷水澡开始。印度教徒所做的晨祷（surya-vandanam）从来不会出现在他们一天的日程表里。
然而，一个印度教徒——不管他是婆罗门、巴尼亚还是刹帝利——起床之后就去洗个冷水澡，还穿着湿衣服就开始拿起书——《梵歌》——与神建立联系。他向神灵请求当天的吃食、知识（gyana）和个性（sheela）。神对他来说就像一头可以生出任何东西的种牛。所有困难的、需要小心处理的任务都可以交由他照料。因此，祭司也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他。
就像一位泰卢固（Telugu）诗人所说的，在印度教徒的意识里，神驻在心里让它跳动，神驻在花里为它着色，神驻在天空里使它落雨，神使溪水长流，山脉隆起，神能够改造大海。印度教徒在祈祷和冥想中和神建立联系，之后才脱去湿布衣服（tadivastram）换上一件丝质衣服（pattuvastram），而这当然是一个达利特人做梦也穿不着的衣服。
……
男女分工
在库鲁玛，高拉人（golla）、古达人、马拉人、马蒂嘉人和其他种姓，男人做所谓“男人”的工作，女人做所谓“女人”的工作。比方说，库鲁玛家庭里，跟羊打交道——放羊、剪羊毛、挤奶，都是男人的活。女人把羊毛制成毛线，负责很多其他把羊毛做成毯子的活。直到作物到了手上，直到羊有了产出，直到棕榈汁的产量开始变少，直到鞋做完了，这些男男女女才能说他们对工作的完成做出了贡献，并对该职业的成就本身做出了贡献。而对于印度教的妇女来说，做饭、照顾家里、生育都是以神和男人的名义完成的。她们不能宣称自己为所从事的职业做了贡献，不论这份职业是份圣职还是门生意。她们的存在被包含在她们丈夫的存在之中。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男人异常强大而女人异常弱小。比方说，务农的女性有时可以跳出传统的播种、锄地的角色去犁地：库鲁玛妇女可以在男人不在的时候充当育羊人的角色；而一个婆罗门妇女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祭司。一个达利特妇女在她的种姓/阶级里基本上就是作为政治个体、社会个体和经济个体的存在；然而，婆罗门女子却不是这样。达利特种姓在做生产性的工作时的工作理念与印度教徒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关于神的理念而是一个日常的、关于人的理念。它不属于“彼岸的世界”或是“彼生”，而只针对当下世界。这段日常生活是属于现世生活（Janma）的。我们从童年起就被教授这样的理念，而它也渗透进我们对于各自存在的塑造中。我们整个理念可以用一句话表达，不单单是我们，就连婆罗门和巴尼亚人也能懂。但他们并不想认真对待这句话。事实上，他们甚至都不想听见这句话。对他们来讲，这句话提都不能提，不能说，也不能去听它，因为他们自己的理念被神圣的措辞所包围，而这与达利特人的理念恰恰相反。这是一句很简单的句子，并且在不断反复表现达利特人的理念，这句简单的话是“手不劳作，口不可食”（rekkaaditeegaani bukkaadadu）。这句有哲理的话中的“手”并不是罗摩（Rama）握弓握箭的手，或是毗湿奴（Vishnu）和奎师那（Krishna）握环刃的手。它指的是扶犁耕地、握种播撒的手，是确保作物从田里长出来的并且照料它们直到丰收结果的手。
这些辛苦劳作的人是否知道印度教文本之一的《薄伽梵歌》有着与之截然相反的理念？他们是否知道那个文本也是通过一节诗意的文字来讲述它的理念，而那充满哲理的一节文字又是什么？“你们有权劳作，但无权收获它的果实。”如果不是一个外国人把《梵歌》翻译成了英文，我本人也不会理解这节文字的意思。祭司每次来访都会榨取他们的司仪费，但却从未跟他们讲述这句包含在另一群人的理念中的这句话，这是我们民众的不幸。它建立了一套意识形态，它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工作，但是绝不能妄想去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那么这些果实该归谁呢？印度教体系建立一套制度来把人们的劳动成果抽取出来，注入到把劳作看作下贱肮脏的印度教家庭中。除去榨取达利特人的劳动果实而不让大众接触到圣灵以外，另有一个必须由巴尼亚人来操作的巴尼亚生意制度（vaisya vyaapaaram）。也正是通过这种制度，达利特人的劳动被剥削。这个制度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印度教徒》（节选））
作品简介
《少数人的恐惧：印度思想读本》，[印度]拉纳吉特·古哈等 著，任其然等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本书主要选编了包括阿尔君·阿帕杜莱、拉纳吉特·古哈等当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论文，覆盖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们的研究是近几十年印度思想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既与过去的印度古典研究有联系，更与当下印度思想的发展有关，凸显出印度独有的思想特征。
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将会给中文世界的读者带来对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间，在印度成形的敏锐的政治批评学术文化的初步印象。——帕沙·查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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