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青小说集《人事》：在世俗与诗意之间

“与深刻相比，丰富对小说更为重要。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人事》中的11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塞给读者，只是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有味道。这“味道”正是小说的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

李延青的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共收录了11部短篇小说。除个别篇幅超过一万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但就是这几万字的小说，却打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识，令人想起耐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巴别尔的《骑兵军》、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般来说，单篇耐读，整部小说集既检验作者，又考验读者。李延青的短篇小说特点在于其地域特征、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

李延青虽然写的是短篇，却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之前，他出版过一部随笔，书名就是《鲤鱼川》。小说的发生地也在鲤鱼川。这个名字首先是地理的，作者写的是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若用华北平原，地理虽阔，却少了文学意味，而鲤鱼川湿润诗意，有着无限的意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鲤鱼川是文化综合体，在这个旗帜下，可以虚构地理。若把东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华北平原，那是不可能的，一百个愚公也不可。但在文化地理中，作家可以大胆妄为可以肆无忌惮。当然，原有的底蕴不会变，基本属于独家秘笈。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成功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神秘南美、福克纳的约法纳克他帕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莫言的高密和贾平凹的商州等。在自己的领土上，作者当然就是帝王，可任意驰骋自由飞翔。但作为帝王并非易事，并不是说划定一定范围起个与文学有关的名字就可以，文学符号绝不是商标。在这片领地上，飞鸟和云朵、蝴蝶和花草、游鱼和溪水、炊烟和房屋以及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都吮吸着特别的营养，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或者可以这样说，有着同样的根脉。

《人事》的根脉在鲤鱼川。李延青的成功构筑，一个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说出现，这篇是主角，下篇是配角。如银子同时出现在《旧事二题》《饮食男女》等小说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证，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轻易透射乡村的秘密——从人物关系走进伦理深处。或者说，对人物关系的解读就是对乡村伦理的注释。叫银子的女性其他地方也有，但这一个只属于鲤鱼川。另一原因在于，李延青写出了鲤鱼川的风俗礼仪、人情往来——乡村文化正是凭此得以传承。人物的个性自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在相同的地域，言说方式会有相似性，比如银子与豌豆两位经历不同的女性，我甚至能听出她们鲤鱼川味的乡音。乡音是一个地域区别另一地域最明显的特征。再一个原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写时反复出现鲤鱼川，如《饮食男女》《发小们的病》等，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有的小说虽未明言，但通过对庙宇、植物、甚至土炕的描写暗示读者，到了谁的地界。因为曾经到过那里，亲切感顿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几乎一个世纪。人和事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抗日题材还是当代生活，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说抗日题材的小说，《饮食男女》《旧事二题》《胶皮大车》均属此范围。与长篇小说正面进攻不同，短篇小说是轻巧型武器，所以关于那个时代，作者并没有大段描写，而通过人物命运得以窥视，所谓窥一斑知全豹。在对战争的书写上，作家们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俄罗斯作家由保家卫国的主题转到对战争的反思上，另一些作家则关注战争对人的伤害，如《朗读者》，而卡尔维诺的《良心》则思考战争的本质。正是这些变化，让文学绽放出创造的光彩。河北有不少长篇是关于抗日的，李延青虽然也写抗日，但显然与他人不同，他是迂回式的。战争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看遍地炮楼就知道了，都笏村北山炮楼、北盘炮楼、灵堂院炮楼、千根炮楼。鲤鱼川被封锁在中间，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有男欢女爱，有嫉妒有仇恨，自然也有鲜血有牺牲。战争已嵌入了他们的日常，如《胶皮大车》，说的是拉土，却插入一段描写：“此时，太阳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黑色的云层坠去，北坡垴上的炮楼突兀地矗立在余晖中。没有一丝风，竖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燠热的空气里仿佛丧幡一动不动地低垂着”。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战争之外。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命运的抗争。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抗争方式，比如眯缝，两边都不得罪，却偏向西山的八路；比如豌豆，不过是个普通的揣着梦想的妇女，仍然不能逃脱。在李延青笔下，个体命运永远存在于家园命运的羽翼之下。

《匠人》《发小们的病》归属当下系列。匠人是五行八作的家伙，如木匠、油匠等。小说中的周向文在这方面是有悟性的，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木匠的技术，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但他真正的匠人身份、也是作者着力突出的，是背诵语录。虽然远离了那个时代，个人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时代的枷锁套得更牢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遭遇。小说还写了同样爱好背语录的田桂生，与周向文形成合奏关系，暗喻出精神隐疾并非个体，属于那个时代。《发小们的病》则写了乡村的破碎，伦理开裂、欲望膨胀。发小们的病不过是个引子，整个乡村都病了。作者显然不为指出得了病，而是引人思考，关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叙述者似乎是一味药，在叙述中化解了矛盾，但思考却没有随小说结束而停止。

艺术特色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地方，文学的标记不是写了什么，而是艺术个性。一是采用投影法，化繁为简，却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作为短篇小说，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如果繁复，难免臃肿拥挤。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角度进入，既轻又巧，不但让我们看到横截面的纹理，还想象到整棵树的状貌。如抗日，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但就涉及的人物命运，却让读者窥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二是具有诗意的光泽。世俗是小说的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只在世俗内部下功夫，小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李延青显然深谙小说之道，写世俗人生，却呈现出飞扬的姿态，在世俗与诗意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如《旧事二题》中的豌豆，语言、神态、心理都具有诗性美。豌豆离世那天，穿的正是结婚时那件花夹袄。她像预知到一样，花夹袄比队长那一枪更令人疼惜。三是注意意蕴的开掘。与深刻相比，丰富对小说更为重要。深刻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有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只是用几十万字讲述一个道理，一旦被读者说明白，那就不叫深刻。而丰富不同，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这11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硬塞给读者，只是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不少论者认为李延青的小说有味道。这“味道”正是小说的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四是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物形象对小说是重要的。当然，在一些作家的观念理念中，塑造人物显得老旧。确实，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作品中，人物可能只是影子，甚至连影子都没有，但不可否认，许多作家以此作为盾牌，掩饰塑造人物的无力和苍白。塑造人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内功。李延青采用的多是勾勒法，三言两语，人物跃然纸上。如童年的豌豆，别人给她麻花，让她叫爹，豌豆拿了东西却跑开，小嘴蹦出：我是你娘。

写什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永远不能割裂。这是小说形成风格的缘由和魅力所在。（文/胡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