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基本史料

清代史料浩如烟海，具有“多”、“乱”、“散”、“新”的特点。《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有清代书籍9633种，世人讥讽其遗漏太多，不断为其增补，至王绍增作《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加至54880种，仍然远非清代书籍的全貌。不仅书籍卷帙浩繁，清代还留下了大量官方档案。仅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而言，明代以前的档案基本无存，明代档案仅占据1个全宗，总数3000余件，而清代档案达到73个全宗，总数约1000余万件。由于历史原因，清代史料的收藏非常分散。仅以档案而言，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最为集中外，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大连市等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也有相当数量的收藏。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档案40多万件，是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从故宫博物院中挑选的档案精品，包括宫中档、内阁部院档、国史馆档、清史馆档等。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现存明清档案也有31万件，是20世纪20年代罗振玉抢救的内阁大库档案。此外，还有不少档案已经流传海外。

清代档案史料按照行政机构划分，主要可分为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中央档案中保存最为完整、利用价值最高的是内阁全宗、宫中全宗和军机处全宗。内阁为清代行政之总汇，其档案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六科题本。题本是清前期官员上奏的主要文书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宫中全宗主要包括官员履历档案及各朝汉文、满文朱批奏折。官员履历档案包括履历片、履历单和履历引见折，保存了5万余名官员的传记资料，是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奏折具有私密、高效的特点，在出现后逐渐取代题本、奏本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文书形式，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价值不言而喻。军机处档案主要包括满汉文录副奏折和档册等。按照规定，奏折上交后军机处要抄录一份留作副本，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朱批原折已经散失，录副奏折遂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档册包括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报档及各种专档，主要汇集皇帝的各种上谕。

地方档案保存不如中央档案完整，比较系统的包括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及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县一级档案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川巴县档案及南部县档案。通过地方档案，不仅可以考察清政府在各地的施政情况，更是研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演变最原始、最具体和最重要的史料。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都对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出版了数量巨大的朱批奏折、上谕档。特别是自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档案的公布、出版速度大大加快。近年来出版的大型档案汇编包括《清宫热河档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乾隆朝军机处满文寄信档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等，为清史研究注入新鲜史料，有力推动了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

文献史料主要包括编年体史料、政书类史料、地方志史料、文集笔记史料、家谱契约史料、传记类史料、纪事本末体史料及诗画、实物、古迹等史料。

《满洲实录》书封

编年体史料以历朝起居注和实录、东华录为代表。起居注主要记录皇帝除去内廷私生活以外的言论及活动，记载重大朝政，是比较原始的资料。由于其较高的价值，历朝起居注多已影印出版。2009年由北京中华书局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分别据藏于北京与藏于台北的康熙朝起居注影印出版，使康熙朝起居注完整呈现，意义重大。实录是下一代继嗣之君为上一代皇帝修撰的编年体史籍，主要以档案、起居注等为参考资料，内容以皇帝为中心，兼记天下大事。清代共有十一朝实录，总计四千四百八十四卷。除全局总目、序、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纂官等五十一卷外，计《满洲实录》8卷、《太祖实录》10卷、《太宗实录》65卷、《世祖实录》144卷、《圣祖实录》300卷、《世宗实录》159卷、《高宗实录》1500卷、《仁宗实录》374卷、《宣宗实录》476卷、《文宗实录》356卷、《穆宗实录》174卷、《德宗实录》597卷。此外，宣统朝有《宣统政纪》一书，实则是由原修《德宗实录》人员修撰完成，与实录无异，共70卷。尽管在编纂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实录有过一定删改，但仍然是把握清代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东华录》为私修编年体史料长编。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蒋良骐利用担任纂修的便利条件，摘抄实录、红本等档案文献，辑成一部起自天命元年（1616年）而迄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历五帝六朝的史料长编，共32卷，因国史馆靠近东华门，命名为“东华录”，俗称“蒋氏东华录”。蒋录失於简略，但保存了传本所不载的一些重要史料，对研究清初历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光绪年间﹐王先谦仿蒋氏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凡230卷，对“蒋录”则重新加以详编和补充，增为195卷，称《九朝东华录》。後潘颐福辑咸丰朝《东华录》，王氏亦加以增补，凡一百卷。加自辑同治朝《东华录》100卷，合称《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全书于有清一代二百余年间大事，年经月纬，约略可见，在《清实录》未刊行前，该书颇为学者所推重，也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钦定大清会典》书封

政书类史料以《清会典》与《清三通》为代表。《清会典》是清代效仿明代进行会典的体例编纂、修订而成的重要政书，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通过条律汇编详细介绍有清一代行政法规上各项事例。清会典包括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光绪朝5种，统称为“大清会典”。按政府行政机构分类，下述各项法条政事，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职能及相关制度，因各朝政府机构不同，分类内容略有改变。康熙、雍正时期两部会典，将事例附于典条之下。乾隆、嘉庆两朝增设乐部、中书科，并将图示列入会典。至光绪朝又在会典中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乾隆时期会典起，将大量事例分开编辑，除修《钦定大清会典》100卷外，另修《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嘉庆时期延续此制，修《钦定大清会典》80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920卷，并对坛庙、礼器、乐器、仪仗、銮舆、冠服、武备、天文、舆地、刑具等附图说明，修《钦定大清会典图》100卷。光绪会典沿承此制，会典成书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清会典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各级官职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乾隆朝《大清会典御制序文》称：“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飨，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司之掌，无所不录。” 因此，清会典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也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清三通》是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史籍，为《续三通》的续作，包括《皇朝文献通考》300卷、《皇朝通典》100卷和《皇朝通志》126卷。清三通的内容起于清初，讫于乾隆末，其体例、门类大体沿袭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郑樵《通志》，但为适应清朝具体情况，也做了颇多变动。清朝编“清三通”，虽因取材相同，不少篇目近似，但仍各有独自参考价值。后人将《三通》《续三通》《清三通》合在一起，称为“九通”，又与《清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

此外，地方志、名人文集、笔记小说、契约文书等也都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随着社会史的兴起，这些方面的史料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清史研究概况

清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清朝的本朝历史研究。清朝官方曾为修史多次建立专门的修撰机构，如国史馆、实录馆、方略馆等，修撰清国史、实录和方略等著作。私撰的史书、笔记等同样汗牛充栋。不过，由于身处本朝，这些书籍著作存在明显的局限。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清史研究是在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才开展的。

清史研究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49年。这一阶段，为清史研究的起步和奠基性阶段。最突出的成就是《清史稿》的编纂、孟森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出版。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仿前朝之例为清朝修史。由于时局动荡、经费有限、纂修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清史稿》编纂得比较仓促，问题很多。当然，尽管《清史稿》存在诸多缺陷，毕竟是第一次全面、系统记述清代历史，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书封

孟森早年投身政治，自民国初年以后逐渐转向历史研究，尤重清史，产出了一批高水平著作，成为公认的清史学科奠基人。自1914年开始，他以“心史”之名连续发表清史论文，后多收入《心史丛刊》。1930年，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清朝前纪》。自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先后完成《满洲开国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等著作。孟森的著作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澄清了清朝早期历史的诸多真相，对清史真正走上客观研究之路做出重要贡献。

有关清代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为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这深深刺激了萧一山，他发誓写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并要超越日本学者的水平。1923年，年仅21岁的萧一山已经完成《清代通史》上卷，1925年又完成中卷，两卷字数逾百万。《清代通史》体例完备，比较全面记述了清代历史，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难能可贵。不过，由于作者引用较多传闻逸事，存在错讹，这是其不足。

1937-1949年，中国先后经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战火纷飞，对清史研究造成巨大干扰。故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成果较为冷清，较少有全局意义的成就。不过，仍有一些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为郑天挺《清史探微》、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考》等。

第二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清史研究迅速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也受到高度的政治干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翦伯赞、范文澜、胡绳等史学家已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清史，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才全面、深入贯彻至清史研究中来。这一时期还强调阶级斗争，重视意识形态，加之运动不断，特别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严重干扰了清史研究。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清朝入关前满洲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问题。

《清史稿》书封

在这一阶段，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清史稿》同二十四史一道，得到系统点校，改订了诸多讹误，成为目前最为精审的版本。王锺翰还独力点校《清史列传》。一些清史工作者以发掘农民战争史料的名义，整理白莲教起义和天地会起义等档案，日后均得到出版，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第三阶段：1978——迄今。这一阶段，是清史研究逐渐摆脱政治束缚，全面走向繁荣的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氛围宽松，研究禁区越来越少，为研究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领域大为扩展，优秀成果不断涌现，涉及清史的各个领域，如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边疆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都有研究清史的机构或人员，尤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等机构为代表。一些比较重大的课题获得突破性进展，例如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顾诚的《南明史》、冯尔康的社会史研究等都是亮点。2002年，由戴逸总负责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计划完成约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一旦出版，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修史工程。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史料整理出版的速度也空前加快。除上文提及的档案出版外，清人文集、笔记、地方志、民间文书等同样纷纷出版。《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几部大型书目均陆续出版。史料的刊布对清史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同一时期，台湾地区和海外对清史也有较深的研究。台湾地区清史研究机构繁多，主要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辅仁大学等单位，研究领域也非常广泛，尤其重在清代台湾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日本学界对清史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学者比较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与鉴别，研究范围广泛，成果扎实，著名学者如宫崎市定、安部健夫、河内良弘、神田信夫、细谷良夫、岸本美绪等，是其中的代表。美国的清史研究，自费正清以来经过多次变化，其理论上的推陈出新颇受国内学者注意。目前美国学界以“加州学派”、“新清史”较有影响，前者注意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寻找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后者则注重以满蒙藏文字材料和以满洲为中心进行研究，与传统研究有一定差异。（本文摘录自《清史》，倪玉平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