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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杨绛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中,收录了一篇别致的文章《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

 

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潘兆平(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杨绛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中,收录了一篇别致的文章《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说它别致,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庄肃的纪念文章,此文充满大量极富情趣的生活细节,读来钱杨伉俪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作者潘兆平先生退休之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岳父徐燕谋的关系,他与钱锺书、杨绛有着长期的深入来往,对两位老人的生活有着细致的了解。我们采访了潘先生,请他谈谈钱、杨的晚年生活,以为纪念。

读过您悼念杨绛先生的文章,知道您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一直有着往来,被他们亲切地当作可以谈谈知己话的小辈,那么,在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能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

潘兆平:到11月25号,杨绛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了。随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往日的一些片段不断浮现。有些内容涉及私密,我也不便多说,但是有些内容,我想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也作为对她的纪念。

有一次,杨绛先生和我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江青关怀钱锺书先生,而先生偏偏不受抬举的。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南沙沟,钱先生有时需要去钓鱼台工作,两个地方仅仅是一路之隔,上下班也有小车接送。但是因为钱先生体弱,尤其到了冬天,北京的室内外温差很大,受不得风寒,动辄就会发烧,犯气喘病。当时的文化部长袁水拍有一天来找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谈江青对他们的关心和指示,说为了钱先生的健康,他可以住到钓鱼台去,可以不必到室外,就近工作。听到这个指示,钱先生连忙说,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是由杨绛先生照顾,到了钓鱼台之后可能无法适应,这就算是一种客气的回绝。

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说江青同志指示,既然如此,可以让杨绛先生随钱先生入住钓鱼台,以便照顾钱先生。但其实钱先生不愿意去钓鱼台,没办法,他只能提出一个有点不讲理的理由,说杨绛先生的生活也需要阿姨(老保姆)来照顾。听到这个回答,袁部长也只能废然而去。想不到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他说江青同志指示,保姆也可以一起去钓鱼台。如此迁就和照顾,实在超过了钱、杨两位先生的预料。虽然他们一时语塞,但是始终不肯去钓鱼台。 杨先生后来和我说,他们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那位袁部长最后是怎么到江青那里交差的。这个故事对认为“钱、杨两位先生逢迎,巴结权贵 ”的一些舆论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其实是权贵反而要来巴结他们。

说起来,吴学昭先生是杨绛先生的密友,她那本《听杨绛谈往事》等于杨先生的自传了,您与杨先生谈起过这本书吗?

潘兆平:近来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不知道这十大谜案,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但它有个硬伤,作者认为吴学昭是吴宓的儿子,其实她是吴宓的女儿。

吴学昭先生和钱、杨两位先生交往得很密切,由于吴宓先生的关系,钱锺书先生称她为学妹,杨绛先生更直接称她为学昭妹。在纪念钱锺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吴学昭先生出版了《听杨绛谈往事》。杨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素材。后来我和杨先生谈到这本书,杨先生说,她确实有一种担心,怕别人在她的身后乱写,所以有点授意吴学昭帮她写传记的意思。我就和杨先生说了上海著名熟食店陆稿荐的故事,说它在自己的招牌旁画了一只乌龟,后来这只乌龟变成陆稿荐的代表了。我开玩笑地建议,杨先生也在吴学昭先生书的封面上画一只乌龟,杨先生听后之后不停捂嘴笑。

 

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听杨绛谈往事》

从吴学昭先生的《听杨绛谈往事》,可以看出来吴先生和杨先生几乎是无话不谈了,尤其是她家里的历史和经历。我想,在这个互谈的过程中,吴先生也会谈不少自己的往事。

有一次杨绛先生开玩笑问我,你当处长有十几年了,怎么还没听到你有什么进步啊?我说,在中科院机关,你扔一把石子可以砸到一群处长,但是要升局长,那是跳龙门,像我们这种既无背景又无手段的人,就没有这个奢望了。杨先生听了点点头,对我说,论能力、水平、资历,吴学昭早就应该是司局级了,就是脾气太犟。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都会聊些什么呢?

潘兆平:都是闲聊。有一次和钱、杨先生闲聊,钱先生突然问我现在做什么官,拿多少薪水,我说我只是个处长,然后如实告诉他我拿多少工资。钱先生听了乐了,说他和我差不多,但是杨先生的薪水比我少点。我那时很诧异,但是杨先生笑着对我点点头。我很感慨,和他们讲,难怪外面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尽管现在不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了,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一定尊重,但实际上,知识和知识分子还是不值钱的。听我谈到政治,两位老人也就笑笑,不接我的话。

后来杨绛先生去世,在电话里头,吴学昭先生问我,你知道杨绛先生是几级教授吗,是三级教授,我很惊愕。

既然两位先生对政治很敏感,那他们平时会和您聊政治的事情吗?

潘兆平:他们很少谈政治,不是因为不关心政治,是因为太懂政治。他们不屑于参与政治,也不轻易议论政治,但他们对天下大事是很关心的。他们不乱说政治上的事情,一是出于他们的谨慎,二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他们到老年以后还是很关心政治,但是没人可以和他们谈,每次我去,就会问我很多,还和我探讨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都是点到为止。后来杨先生耳朵不太好了,所以要很大声地和她说这些话题,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改用她说给我听,但我用笔写来回复她的方式。

读您的文章,我对钱先生评价日本饮食“小气”、“无聊”印象很深,不知道他对日本人的学问作何评价?

潘兆平:其实钱先生对日本人的学问是看不起的。第一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是抗战过来人,亲身经历了日军侵略,这种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对他有影响。第二个,他看不上日本人的中文水平。他始终认为,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对中国的东西是隔了一层的。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时,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潘兆平:和他们两位聊天是我最开心的事,钱先生更开放,杨先生更谨慎。钱先生和我聊天时,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妙语连珠,和他说话,我常常感到自己脑子不够用。后来我也遗憾,没有把二十几年来和他聊天的内容记下来,不过估计也很难公开发表吧。

每次我进钱家的门,打完招呼,钱先生就往靠椅里一坐,然后问我:有啥消息?我也就搬把椅子坐在他对面,杨先生也把她的椅子挪到旁边,开始听我讲消息。我就从社会上的新闻,讲到我们中科院的事情,甚至街谈巷议的八卦、传言,我都挑有趣的讲给他们听,他们往往听得很开心,钱先生还会不时做点评和补充。当时两位老人家里没有电视,也不出门,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获取信息的,后来我想钱先生应该是每天大量阅读国外的报章杂志,所以他知道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有时候钱先生也会和我说说八卦,有一次他说,你们的谷羽局长治家甚严啊。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是我们中科院的一位老局长。按钱先生和我说的,原来胡乔木在家里的零花钱是有额度的,有时候他要买书或者其他东西,但是手里缺钱,他不向夫人要钱,而是向钱锺书先生借,少则二三百,多则四五百,下个月发工资的当天,胡乔木必定亲自来还钱。这两位往日的清华校友,关系是很亲密的。

我也常和杨绛先生聊《围城》,不管是书还是电影,都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经常有新内容。我们说到《围城》的演员,杨先生很喜欢李媛媛,她不仅喜欢她的相貌和演技,更喜欢她的为人处世。我也挺喜欢李媛媛的气质,哪怕演风尘女子,也很雍容华贵,令人仰视,我看到她,总能想到香港的夏梦,杨先生也深有同感。后来李媛媛为了保住她的孩子,放弃了癌症的治疗,早早离世,杨先生说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说到《围城》,杨先生说钱先生对书中其他人物都是调侃,他只喜欢唐晓芙一个人,后来也有人说唐晓芙身上有杨绛先生的影子。

两位先生和您聊天时是用什么语言,都是家乡话吗?

潘兆平:他们都用上海话和我说的。

钱、杨两位平时在家都是怎么读书的呢?

潘兆平:钱先生一个大桌子,在房子中间看书,杨先生支一个小桌子,在阳台的窗户边看书。他们一人一摊,各看各的书,各写各的东西。

他们的房子几十年没有动过,一直是洋灰地,没有铺过地板。但是家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他们的房子的墙从最初的白色到后来的黄色,再到后来,颜色越来越深。物业后来和他们说,院子里的厨房和盥洗室里的配件都要更新,如果现在不做,以后难以维修,他们这才做了局部翻修。

 

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我们仨”在三里河家中

您所目睹的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潘兆平:他们的日常生活朴素又简单,把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了,有时候我过去,看见钱瑗在家,也是埋头做学问。

他们对吃很马虎,有时候我岳父母周末做两条鳜鱼,一条留家里,一条就让我给两位先生送过去。我一去,杨先生就给我拿碗装鱼,钱先生则拿出冰箱里的凉茶,还帮我扇扇子,不停地说:“罪过,罪过啊。”

钱先生去世之后,杨先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潘兆平:杨先生的晚年还是以伏案工作为主,但她很注重养生和锻炼。她在家里的空地来回走,每天坚持走几千步路。其实她家里很狭窄,我建议她下楼走走,接接地气。后来杨先生说她听我的话,去楼下散步,走几步路就碰到一个老邻居,再走几步又能碰到老友,每个人都要聊上半天。她说,这哪是散步啊,这是下楼开新闻发布会啊。

杨先生睡眠不好,早上起得很晚,我去找她都尽量晚点去。有时她叫我一起吃饭,桌上的菜琳琅满目,二三两重的清蒸鱼段,一碗有肉片的炒素菜,一个蒸蛋羹,还有一些开胃的凉菜,但是分量都非常小。

 

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杨绛百岁后仍然习字不断

杨先生百岁以后,慢慢地虚弱了,也更加视死如归了。有一次我去,聊着聊着,她突然在纸上写“老而不死是为贼”,然后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我是贼啊”。我摇摇头,在后面加了句“贼而不死是为妖”,她一听乐了,在后面又加了句“妖而不死奈何”,写完推给我,让我继续。我就写了“顺其自然”,她看完哈哈大笑,把头靠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说:“好!顺!其!自!然!”

我每次去看杨先生,会带一些她爱吃的坚果和零食,她一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会表示,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逢年过节,我和妻子的单位都发东西,拿过去的东西就更丰富多彩了,有一次过年我去,除了带了日常的东西,又加了白木耳、橄榄油、粳白米、高档挂面等等。杨先生很喜欢我去,一是用她的话说:“兆平来了,我顶开心,我可以讲上海闲话了。”二是我经常和她说笑话,逗她开心。

到了2016年春节前后,杨先生小病不断,经常住院。其实她喜欢住在家里,甚至死在家里也不怕,她很怕医院里切开气管那些事。但是她的保姆小吴阿姨不放心,她宁愿每天来回跑,用保温桶送饭去医院,也要让杨先生住在医院,毕竟医院里有医生护士看护,令人放心很多。最后还是医护人员和小吴的意见占了上风,杨先生就渐渐以医院为家了。

去年的雨水节,北京稻香村推出了雨水饼,我看包装很雅致,就买了一盒,拜托小吴给老人送去。过了几天小吴打电话给我说:”雨水饼奶奶收到啦,让我谢谢你。”那个时候知道杨先生身上虽有痛苦,但并不凶险,并听说不久以后可以回家,想不到过了不久突然病故,这盒雨水饼也就成了我对她最后的孝敬,也不知道她吃了没有。(文/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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