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英]奈杰尔·克利夫 著，朱邦芊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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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那三艘怪船出现在印度海岸附近时，天色已晦，但岸上的渔夫们还是能看清它们的形状。两艘大船像鲸鱼一样大腹便便，其两侧凸出向上收起，支撑着船头和船尾坚固的木塔。木质的船体经风吹雨打变成斑驳的灰色，船体两侧都伸出很多长长的铁炮，像巨型鲶鱼的触须。庞大的横帆在浓重的暮色中翻滚，一块比一块壮阔，每一块横帆上都有一面帽状的上桅帆，使得整套帆具像一群幽灵巨人。这些异域来客既有惊心动魄的现代感，又带着一股粗俗鄙陋的原始气息，但显然是当地人前所未见的。
海滩上一片惊慌，男人们成群结队，把四条又长又窄的小船拖进水里。他们划着桨驶近大船，看到每块绷紧的帆布上都装饰着巨大的绯红色十字架。
“你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小船到达离岸最近的那艘轮船下方时，印度人的首领喊道。
“我们来自葡萄牙”，一个水手答道。
两人说的是阿拉伯语，这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不过比起东道主，访客们略占优势。印度人从来没听说过葡萄牙这个欧洲西部边缘的小国，而葡萄牙人当然知道印度，为了来到这个国度，他们经历了史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航程。
时间是1498年。十个月前，这支小小的舰队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开始了它改变世界的征程。船上的170个人受命开启一条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线，解开香料贸易的古老谜团，以及寻找一位杳无音信的基督徒国王，据说他统治着神奇的东方王国。在一连串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背后，是一项将要真正改变旧世界的议程：与东方的基督徒取得联系，给予伊斯兰教势力致命一击，以及为征服耶路撒冷这座世上最神圣的城市铺平道路。就连这也不是终极目标——但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便是终局的开端，召唤“耶稣再临”和“最终审判”的号角定会即刻吹响。
时间会证明，这次寻找“应许之地”的结果绝不是一场空。但当前，全体船员最迫切的想法是保全性命。报名参加这次驶向未知世界的航行的人形形色色，有饱经风霜的探险家、侠肝义胆的骑士、非洲的奴隶、迂腐的文书，还有抵罪的犯人。这么多人别别扭扭地挤在一起已经有317天了。他们的舰队沿大西洋划过一个巨大的圆弧，接连数月只能看到单调荒芜的大陆边界。他们抵达非洲南端时遭到伏击，被迫深夜登船。他们曾经断粮断水，也曾饱受疑难病症的折磨。他们曾与湍流和暴风雨搏斗，船只和风帆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他们坚信自己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会洗清他们的罪孽。然而就算是最老练的水手也难免会有病态的迷信和不祥的预感。他们知道，区区牙龈肿胀或不远处毫无觉察的暗礁便可导致死亡，而死亡并非最糟糕的命运。当他们在陌生的星辰下入睡，驶进制图人为使地图生动而用青面獠牙的海兽标注的未知海域时，他们害怕失去的不是生命，而是灵魂。
在观望着他们的印度人眼里，这些天外来客，头发又长又脏，古铜色的脸也脏兮兮的，更像是某个原始品种的海豹。很快，当印度人发现可以把黄瓜和椰子以优厚的价格卖给这些外乡人时，他们的顾虑就消失了，第二天，四条小船又回来引导舰队入港。
那一刻，就连最坚忍的水手也不禁目瞪口呆。
对基督徒来说，东方是世界的发源地。《圣经》是它的史书，它的信仰之都耶路撒冷悬于天地之间，而伊甸园——人们坚信它在亚洲某处散发着芬芳——则是它的奇迹之源。有人说那里的宫殿覆盖着金瓦，不畏烈火的沙罗曼达沙罗曼达（salamander），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和地方传说中代表火元素的元素精灵，salamander一词也有蝾螈之意，而欧洲人的确曾把沙罗曼达的神秘属性加在蝾螈身上，并视两者为同一生物。、涅槃重生的凤凰及离群索居的独角兽在那里的森林中悠闲漫游。那里的河水中流淌着宝石，能治愈一切疾病的珍贵香料从树上掉落。长着狗头的人从身边缓步走过，其他人或凭独腿跳跃而过，或是坐下来用巨大的单脚遮阳。钻石在峡谷中随处可见，由蛇守护着，只有秃鹫才能衔回。杀机四伏，近在咫尺的闪耀珠宝更显得遥不可及。
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人知道实情。数世纪来，伊斯兰教徒几乎阻隔了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数世纪来，令人神魂颠倒的谣言与传说融为一体，取代了客观严肃的事实。多少人前仆后继去发现真相，而这一刻的到来竟如此突然。作为世上最繁忙的贸易网络的中枢，卡利卡特卡利卡特（Calicut），现名科泽科德（Kozhikode），在中国明代古籍中被称为古里，是著名的“香料之城”。该城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西临阿拉伯海。这座城市因成为中国明代的郑和与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两位航海家共同的登陆地点及去世地点而闻名。这个国际商业中心随处可见东方的富人，深阔的港口在水手们的眼前延伸开去。
倒也不必匆忙赶着第一个上岸。他们的期待太多，忧惧也太重。最后，第一个上岸的任务派给了一个被收容上船从事危险工作的人。
第一个随船航行并踏上印度海岸的欧洲人居然是个罪犯。
小船上的人直接把他带到两个北非穆斯林商人的家里，据印度人所知，世界的最西端就是北非了。商人们来自古老的港口城市突尼斯，让来客大感惊讶的是，他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活见鬼！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一个商人用西班牙语惊问道。
犯人直起了身子。
“我们来这里寻找基督徒和香料”，他神气十足地答道。
旗舰上的瓦斯科·达伽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位葡萄牙指挥官拥有中等身材，体格强壮结实，红润而棱角分明的脸庞像是用铜板焊接而成的。他是宫廷绅士出身，但他的凸额钩鼻、冷酷的厚唇和浓密的胡须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海盗头子。他在28岁时便承担起国家的希望和梦想，虽然他是意外的人选，但船员们已经了解了他的脾气秉性，他们敬重他的勇敢坚忍，也惧怕他的火爆脾气。
他巡视着自己的移动王国时，那双锐利的大眼明察秋毫。强烈的野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让他历尽险境，穿过了此前从未有人征服的疆域，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大冒险才刚刚开始。
早在故事的脉络成形之前，促成我写作本书的那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年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曾不解，为什么宗教战争的爆发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了解日益加深，我意识到我们是被拉回到了一场古代冲突中，而关于那场冲突，我们集体丧失了记忆。我们以为理性早已取代了宗教，支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战争关乎意识形态、经济和自负，而无关信仰。
历史的进程让我们措手不及。所谓的进步是胜利者自我陶醉的故事；失败者的记忆却经久不灭。某些当代伊斯兰教徒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与西方和平共处，而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用他们的话说，梁子早在500年前就结下了。那时，西欧最后一个穆斯林酋长国被消灭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了美洲——也是在那时，瓦斯科·达伽马抵达了东方。那三个事件在充满戏剧性的十年间依次发生，它们彼此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其源头直达我们共同的过去。
在这关键的十年之前的七个世纪，穆斯林征服者挺进欧洲腹地。在欧洲远西地区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先进的伊斯兰国家，而这个国家为引导欧洲走出“黑暗时代”黑暗时代（Dark Ages），指在西欧历史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段文化层次下降或者社会崩溃的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基督徒和穆斯林们开始遗忘他们以不同方式崇拜的上主原本是同一位神祇时，伊比利亚便燃起了圣战之火。圣战极其残酷，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伊斯兰教的地盘上开疆辟土，而当葡萄牙人开始其长达一个世纪的远大征程——从而开启了欧洲的“探索时代”探索时代（Age of Discovery），又被称作欧洲历史的“地理大发现”，指15世纪到17世纪。该时期内，欧洲的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环绕半个地球去找寻旧主之时，战火仍在炽烈地燃烧着。
时机绝非巧合。数百年来，历史一直是从东方挺进西方的，在“探索时代”的前夜，行军的战鼓敲得更急了。15世纪中期，欧洲最雄伟的城市落入穆斯林之手，穆斯林士兵再一次准备进军大陆的心脏地带。彼时无人能想到还有新的大陆亟待发现，基督徒的救世之愿只能寄望于抵达东方：在欧洲人充满沮丧的想象中，亚洲早已成了一片神奇的疆土，他们可以和东方人同仇敌忾，令普世教会的梦想终得实现。
小小的葡萄牙自行承担起一个真正胆大无畏的使命：成为海上霸主，挫败伊斯兰教。数代人的共同努力使瓦斯科·达伽马的首次航海得以成行，西班牙人也加入了这场竞赛。因为大大落后了，西班牙人决定冒险押注在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意大利怪人身上。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向东驶入印度洋时，哥伦布却第三次西航，最终抵达了美洲大陆。
两位探险家的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既然我们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东方的世界——现在应当总算可以恢复对二人地位的公正评价。为颠覆伊斯兰教对世界的统治，基督徒发起了长达数世纪的反击，瓦斯科·达伽马的三次航海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们彻底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统治时期——西方人称之为中世纪和近代——之间划下了一条分界线。它们当然绝非那段历史的全部，但与我们的选择性记忆相比，它们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探索时代”曾一度被美化为拓展人类知识疆界的一次理想主义冒险。如今，人们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场逆转全球贸易平衡的运动。它两者皆是：它改变了欧洲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认知，同时它所启动的全球势力均衡的转向至今方兴未艾。然而那不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还是对新仇旧恨的刻意清算。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水手们生在一个被信仰分为两极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消灭异教徒乃是正人君子的最高使命。随着船帆上血红色的十字架传向四面八方，他们开启了一场新的圣战。他们自认是曾经征战四个世纪的十字军——以基督之名挥舞着刀剑的勇敢朝圣者——的直接继任者。他们身负重任，即要对伊斯兰教发动横扫一切的反击，并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把欧洲的信仰和价值观输送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这正是区区几十个人划着几条木船驶离已知世界、泊入近代历史的首要原因。
要了解欧洲人怀着怎样的激情驶入远洋——这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回到起点。故事始于阿拉伯的风蚀沙丘和炎热的山脉之间，在那里一个新宗教诞生了，并以令人窒息的速度掠进欧洲的心脏地带。
作品简介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英]奈杰尔·克利夫 著，朱邦芊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这是一部有关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航海探险的著作。历史学家奈杰尔·克利夫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即达伽马水手的日记，以及难得一见的达伽马与印度土邦（现在的喀拉拉邦）首领之间的通信，对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做了全面、根本性地重新诠释。
本书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达伽马印度新航路的开辟如何使葡萄牙——一个当时人口仅为150万的蕞尔小国——很快成为西欧的海外贸易中心，并囊括了东大西洋、西太平洋、整个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的贸易和殖民权利。作者在书中揭示了达伽马的航行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意义，向我们讲述了航海中的一系列事件如何永久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本书荣获2012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优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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