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就要甘于寂寞，或是皓首穷经，或是扎根实验室，‘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12月18日下午，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出版座谈会上，本书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说。
可实际上，黄天华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一年。
为了兑现“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的一句承诺，三十一年里，他夜以继日、全年无休；他不敢生病，小病当没病，大病当不知道；没有科研经费，他就自掏腰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搜集资料……终于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完成了这部500万言的《中国财政制度史》。
为民族立说的初衷、用生命著书的过程可敬可佩，但衡量一项研究价值、一个学者贡献的归根结底还是其学术品质。在座谈会上，来自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全面性、系统性、创新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波澜壮阔的财税史画卷，充分地展示财税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联，填补了我国该项研究的空白。
一句话，半辈子
1978年，黄天华考入原上海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本科的一堂财政专业课上，苏挺老师说起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不休，直到当时都还没有结论，这引发了黄天华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本科毕业后，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该领域著名学者马大英。马大英告诉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黄天华当时听了颇为震惊，不理解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在外国人手里。他下定决心，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后来，黄天华才逐渐知道，有关中国财政史的完整文献、史集资料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法国、美国等诸多国家。
马大英知道作为交叉学科的财政史有多艰难和清苦，担心年轻人坚持不下去。黄天华却毫不犹豫许下承诺：“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就为这一句承诺，黄天华把整个学术生涯都投在了中国财政史研究里，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心血来履行。“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回想起当初有些胆战。
书成第二天，他开始咯血了
全面梳理中国财政史，放在哪里都可以算上一项重大学术工程，甚或是国家工程。这种学术工程，一般是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合多人之力或者几代人接力方能完成的。黄天华想要一个人来做，确实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他也做了规划，对困难有所准备。“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我想用30年时间，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但这条路的艰辛仍远超他的想象。
首先是钱的问题。如此长周期的课题，在高校现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经费可资助。然后是研究难度问题。财政制度史作为交叉学科，研究者必须兼具财政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的科研能力，而到具体问题上，又涉及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几十个专门领域。这些领域的史料遍布于各种古代典籍。最后是个人的生存生活压力。为了在高校现有的考核机制下保住教师的资格，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
没有经费，黄天华就自掏腰包，不高的收入全部用来购买资料和出差。这么多年，仅为了中国财政史花去的资料费就达19万元。妻子虽然委屈，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他，家里的开销都是由妻子负责。女儿长大后，有时也会拿出一部分工资补贴父亲。三十多年来，黄天华最愧疚的就是觉得亏欠了家人，“没有尽到养家糊口的责任”。
史学功底欠缺他就补课，到处旁听，四处拜访求教，他还自学了甲骨文。为了收集史料，他乎每年都往北京跑，尤其是财政部，西安、南京等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他也去抄过笔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被国外的学术研究机构收藏着，他就托人帮忙。就这样，“家里的4个书柜，再加上办公室的2个书柜，几乎都装满了。”
三十一年来黄天华的工作状态近乎“争分夺秒”，他从大年初一工作到大年三十，没有寒暑假，每天5点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写点儿框框架架，8点吃完早饭继续工作，每天都要干到深夜12点的节奏。直到三年前身体不行才改为工作到夜里10点。
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健康危机的出现让黄天华感到有必要和时间赛跑了，于是他就加拼命，结果也可想而知。
“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 当年那个身高180厘米体重133斤的年轻人，现在已是年逾花甲、满头华发，体重也跌到了107斤。
学术精品，关怀之作
安于清贫，皓首穷经，黄天华用整个学术生命为“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的学人品格做了注释。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不是只有“好故事”，《中国财政制度史》的学术品质才是奠定“好故事”的根本。
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财政学领域的科研院校专家学者在感佩其学人风范之余，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馨看来，这部《中国财政制度史》最主要的特点是解决中国财政的起源问题。而这也是黄天华最满意的部分，“这是我一生研究的精华所在。财政的起源包括中国农业税起源、人头税起源、关税起源、商税起源、盐税起源与宗教税收起源，我从多角度分析进而提出了‘原始财政’的理论问题，给予中国早期财政（夏商周财政）应有的历史评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务学教授陈志勇则对该书尝试将每一个王朝独立成章的范式印象深刻，“这规范了以往粗泛的断代财政史划分方法。不仅是财政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燕红忠则看到，《中国财政制度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不仅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但不仅限于财政史，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史等等学科领域都能从中获益。”
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孙开认为，黄天华在书中力求穷尽每个王朝财政收支情况，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也说，如果把不同的财政支出剥离出来，就可以独立成书，比如中国军费支出史、中国皇室支出史、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史等等。
在孙开看来，我们现在很多财政政策、制度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影子，在这个意义上，黄天华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不仅是学术精品，同时也是关怀之作，“可以给我们现在和将来的财政改革提供很多启迪。”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当天颇为感慨，他想到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个说法在他看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中国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而《中国财政制度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版的学术精品。（文/徐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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