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文化与重器：《国家宝藏》中的家国观

《国家宝藏》节目中的编钟表演

央视大型文化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播出以来，引发热议，收获好评无数，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2分，73.5%的评分网友给出了五星好评。

与以往文物节目的偏纪录风格不同，这档节目采取了十分综艺的做法，不仅邀张国立担任讲解员，还请到李晨、王凯、梁家辉、刘涛等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用出演小剧场诠释国宝背后的历史奥秘，因此更受大众关注和欢迎。节目开播以来，相关争议也时有发生，例如明星演绎是否太过夸张？各个文物介绍是否过浅，省略了艺术水平、历史意义等诸多知识性亮点？不过，通过趣味的方式和人气明星，《国家宝藏》确实达到了获得极大的关注度和话题性，达到了文物普及的目的，稍微“不正经”一点，也无可厚非。

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档节目从名称到内容都着力凸显的，同时也是中国文物宣传和推广中极为常见的“国宝”观念：《国宝档案》、《鉴宝》、《寻宝》……在讨论文物的时候，我们似乎对“宝”永远情有独钟。这种国宝情节从何而来？文物的价值衡量为何始终与“国宝”二字息息相关？在文物的知识普及上，是否有其他的角度和可能？

国运、文化与重器：文物中的家国观

在节目的赛制和内容呈现上，《国家宝藏》一以贯之了“国宝”的观念。根据设置，节目汇集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等九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院），每期节目聚焦一家博物馆，由这家博物馆来推荐三件镇馆之宝，交予观众甄选。最终，节目组将以《国家宝藏》为主题在故宫举办一场特展，展品即为最终甄选出的九件国宝。不难看出，整季节目的逻辑是建立在各种文物的选拔和角逐之上的，最终目的是选出最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文物。

在节目的剧情演绎环节上，对文物的价值也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千里江山图》的介绍部分，节目组让李晨饰演的宋徽宗表示这幅图代表的是国家锦绣江山的秀美与万古传承，在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介绍部分，乾隆的“创意之举”更是被强调为是一种对国家精美工艺的认可与国家文化的“集大成”。除此之外，节目介绍的越王勾践剑被认为是中华兵器文化代表，8000岁骨笛和曾侯乙编钟是中华音乐文化代表……类似这样具有家国观念的文物故事汇聚成了节目的主旋律，同样是试图挖掘民族精神和深度。正如导演于蕾所说，节目拥有从历史见家国的觉悟，希望能够通过介绍和展现文物揭示“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以今天的方式存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民族性格”。

当然，作为 “国之瑰宝”的器物作品一般在历史价值上意义重大，在工艺技术上品类卓绝。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国宝”也只不过是工艺品而已。为什么这些工艺品能够代表着民族甚至是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事实上，这种观念与国宝的历史意义以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国宝” 一词出自《左传·成公二年》：“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 按照杜预的批注，这里的“国宝”指的是甗磬（甗是古代食器，磬是古代乐器）这样的商周青铜器，是上古国家朝拜祭祀等礼仪重器，说明了其对国家的重要性。自此之后，国宝几乎指的都是一个国家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器物，展现出的是最早一种朴素的的器物崇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器物崇拜和封建制度中的帝王制息息相关。传统观念中，国为民之大。作为国之重器的国宝也必然被与“家国”之威仪等而视之，成为高于民众的象征。尤其是，古代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都集中在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手里，整个国家中最精美、最昂贵、最耗费人力物力的工艺品往往都出于帝王之家，只有帝王手下的匠人才有材料和时间打造，只有帝王和他的亲属才有资格享用。因此在历史上，国宝和皇权／国家被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包含家国观念，与秩序和统治紧密关联的概念：作为“国宝”的器物既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和审美，也代表着皇权的稳固以及财力的昌盛。《国家宝藏》中的各种釉彩大瓶以及曾侯乙编钟，均为皇室展现财力物力和时代制造水平的典型重器。

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的统治阶层不仅仅热爱制造国宝，也喜欢所统治的辖区进贡国宝。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六记载“ 建巳月，以楚州献定国宝，乃改元宝应”，说的是上元三年，唐肃宗收到献宝，以为这就是一种祥瑞，于是改元为宝应元年，历史上就有了宝应这个纪年的年号。同时，把得宝之地的楚州安宜改名为宝应县。由此可知，古代帝王非常看重国宝对于其巩固皇权地位的重要性，收到进献的国宝是一种证明其统治权威和江山繁荣的重要仪式。

另一方面，国宝不只通过从下而上的进献维护统治稳固，还有从上而下的教育功能。有钱有势的统治阶级通过精美的工艺品从内容和形式上展现权威，征服民众。历史上无数的经典艺术作品都说明，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从来都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委托人”和绝对主题。正如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卷上写道的“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 ”，说明图画已经成为助力国政、教化民众的国家宝物。在《千里江山图》的历史背景中，宋徽宗期望用一幅秀丽庄严的锦绣山河表达国之昌盛，也多有传播政治权威的意味。

综上可见，自古以来，国宝对于家国观念具有深远的意义。一个国家是否有财富和制造能力创作并保存国宝，是衡量其国力与民心的重要佐证。《晋书》卷九写道“条纲弗垂，维恩罕树，道子荒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说明古人认为国宝之聚散可烛照家国兴衰，国强则财聚，国荒则物散。国宝之有无，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家国的有无。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国宝和相关文化作品的一代代传承，也被视为国家文化财富的传承，是国运昌盛的标志。这种思想从古至今延续下来， “国宝”一词就被强化为与“家国”思想休戚相关的词汇。

同时，近代中国历史中文物的流动具有特殊性。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尽管有诸多改朝换代、战乱纷争，但大部分金石书画文玩都在小范围内流动。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基本都在本国不同民族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流动。但近代中国在西方侵略和民众迁徙之后，大量的“国宝”遗失与流散到世界各地，文物的流散镌刻着国家受辱的印记。这种时代背景加深了民族文化心理上对家国与文物的捆绑，历尽磨难得以保存的文物被作为国家与民族传统文脉接续的象征，其意义甚至重于历史上的其他年代。于是，当我们讨论文物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和家国命运以及民族尊严联系在一块，“国宝”自然也就成了衡量一个文物是否最有价值的常见标准。

国宝比拼：文物价值展现的单一化

正是站在“文物——家国”的根本立场上，《国家宝藏》节目组讨巧地选用了剧情重演而不是简单介绍的方式。传承国家／民族文化的过程通过极具戏剧性的直观表演方式（尽管大部分剧情和人物思想是基于虚构或者推测），完成的是从人物个体经历到观众集体历史意识的转化过程，短剧中直截了当地通过台词，将花瓶制造从乾隆个人的审美上升到对国家手工艺的推崇，从古代绘制画卷的材料技术上升到中华民族尊重艺术的精神。由此，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转换成为新的爱国符号，直接借由“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秀丽的江山”等话语，加入民族、情感、命运的缅怀，形成了强烈的吸引，深刻冲击着观众的内心。

此外，由于久远的过去被戏剧化和艺术化了，由熟悉亲切的演员在极具现代感的舞台上加以演绎，观众对历史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从某种程度上消散了。这些摩登化的表演让观众始终处在一种虚幻而又真切的情境之中，从而顺利根据设定完成对历史的想象与参与感，召集着每一个观众内在的对民族精神的认同。这种“借古论今”方式聪明地完成了对辉煌历史的集体缅怀和对民族共同体的召唤。

通过这种形式，《国家宝藏》在借文物之口完成爱国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上毫无意外地获得了成功。与节目相关的评论里，也有非常多赞誉之声与民族／国家情怀和文化自豪相关。这种生动有趣、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方式固然值得肯定，但从文物价值的角度来看，未免和过去的不少文物相关宣传一样，或多或少减少了文物相关知识多样性，呈现出价值的单一化。

由于一再强调文物对国家历史的代表性，在比拼的氛围之中，或多或少剥离了文物背后的人文价值，而是专注于其精美、难得、制作耗时之长久、保存之困难与离奇。例如，节目在介绍千里江山图时，反复强调绘画所用颜料都是顶级的阿胶、绿松石、孔雀石、千年贝母化石，无比奢华。不仅是材料珍贵，手续更是繁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画颜料技艺传承人——仇庆年先生在节目中为大家现场演示了繁复的颜料提取过程，要把矿石敲碎、磨粉、筛细、漂清，磨粉要每天磨八小时，磨二十天。在颜料制成后，绘画工艺则是要经过五个图层，层层叠加、细心涂染才能达到如此精美效果。这些说明中展现的都是技艺的高超和人力物力的耗费，用“千年不变”的奢华颜料来突出《千里江山图》的珍贵和顶尖，表达对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势的赞美，而没有从艺术上进行分析其绘画流派、风格、选材，也没有从工艺背景上探讨中国绘画颜料的发展与变迁。甚至连绘画者本人王希孟的角色，也只是在短剧中短暂出现，“打了个酱油”，主要剧情交给了一再强调自己的国家观念和艺术观念的统治者——李晨饰演的宋徽宗。到了最后，观众对于艺术品本身，依旧是知之甚少。

同样，王凯扮演的清代皇帝乾隆在介绍釉彩大瓶的历史背景时，也着力强调各种釉彩大瓶是中国历史上工艺最复杂的御用瓷器，融各朝各代十七种高等釉彩于一身，集高温、低温色釉及釉上彩绘于一器。观众能从中看出这个花瓶是乾隆在审美上的创新，却不知道之前的审美标准是如何确立和延续的。节目介绍了花瓶工艺之繁复奢华，但也没有解释这些工艺的由来、常见的应用场景、作为装饰的主要意义等等。最为离奇的是，在这个以工艺为主要亮点的国宝背景故事中，工匠的角色同样从中缺失，因为有资格代表国家整体工艺水平发言的是“皇帝”。这些现场演绎和介绍方式无不说明，“国之重器”的单一标准使得财富和技艺比拼成为了文物介绍中的主要关注点，忽略了文物其他值得被大众关注的重要文化价值。

文物宣传方向的探讨与其他可能

事实上，虽然在面向大众的节目或者展览中，文物的“国宝”性质比较严重，但是文物保护和推广的业界早已认为家国色彩以外，文物的推广理应有其他可能。毕竟，感人的情怀或者“最强、最好”的噱头只能短暂维持公众的注意力，并不能达到长久传播的目的。怎样在文物知识普及中引导公众的审美偏向，深度展现文物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做到古今关照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艺术观念和艺术知识普及的角度上，对文物的审美重视非常必要，虽然“国宝”是以“国之重器”为基础的，具有很强的国家层面上的象征意味与仪式感，但确实其中大部分都品类卓绝，是代表当时技艺与审美最巅峰的典范性物件，若从这一角度理解，从历史文物中便可以梳理历史脉络，理解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变革，也可以通过横向对比看出中西方同一时期的不同艺术特色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文化观念。同时，文物中还可以展现当时的工匠对材料的理解和应用方式。在对文物进行文化展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单纯的展示，而是更深入地去阐述背后的各种因素，让人们去理解、解读文化，使观众的艺术审美慢慢被观赏对象激活，最终才能达到经典文化的大众普及。

而且，文物彰显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与辉煌，与当下的情景更是息息相关。某个地区的文物还深刻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文化变迁，结合地域文化探讨文物，或许更能了解其背后的深远意义。在这方面，丹麦有一档名为It Happened Here的纪实文娱节目作出了新的探索：每一期节目中，主持人率领三位历史学家到一座城镇，用三天时间在当地发掘出三段历史，包含文物故事、民间传说、文化变迁等等。到第三天下午，历史学家们把小镇居民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述这些故事，居民投票选出其中最喜欢的，并由当地政府为之制作留念碑。寻觅文物和历史的进程常常一波三折，需要当地民众的协助。在历史学家探访期间，主持人还会采访当地民众，讯问他们对家乡的看法。这种方式不仅仅强调了文物的在地保护，以当地民众的喜爱而不是以材料／技艺来评判文物价值，同时也在了解历史脉络时自然带出古今的状况对照，展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更进一步说，文物背后所彰显的人文情怀才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其实，在《国家宝藏》中，讲述文物今生的故事环节，已经邀请来了诸位文物修护和守护者，无论是亲自采集自然材料复原古画颜料的艺术家，还是一家几代共同护送和清点文物的文物世家，都传递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传承理念。如果能够让艺术家和专家从充满经验的个人角度讲述传统文化延续的思考与关注，就能让文物与人的关系更加鲜活。

一度爆热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收获了好口碑和高点击量，正是因为其以人为中心，不同于宏观历史叙事，不过分关注外部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经济等基础条件，以微观历史叙事着眼于人和历史文物的关系。影片中的修复者充满复杂性与差异性，对文物的理解和态度也各不相同，因为有血有肉，所以更能深入人心。匠人们的故事也时刻提醒着观众思索，面对社会转型发展的巨大变迁，该如何看待自身与过去传统的联系？从长久的“守护”中，我们最应该保存下来的是什么？文物与传统文化中所呈现的历史怎样影响了我们的自我标识与民族身份，也许会在这种思索中得到答案。（文/阿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