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地理研究领域，军事被置于大地之上，谋略则融于山川关险之中，因此天下形胜不仅被书写于兵书之中，也被兵家视作攻守备战之要旨。中国古代，核心政权从中原向四周扩展，存在一个始终追求且贯穿历史的大战略，以及制约大战略的大地理。战略与地理凭借战事彰显于历史舞台，构成军事地理重要组成部分。战事涉及具体的行阵征战之事，关注的是一地一战之得失;而战略则是服从国家或政治集团既定的政治目标，全面规划、部署、运用以军事为基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在内的所有力量的谋略，军事仅是其中的主要手段。因此战略从属于政治，而战争则是政治的延续，即无论谋略还是实现谋略的举措都源于政治，政治又依凭国家利益或政治集团的利益而制定目标。时代不同，政治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农业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看重的是能够支撑农牧业存在的土地，其利益的争夺也仅限于陆上，因此驱使政治决策者制定的利益目标与大战略，自然不能脱离这一时代的基础———对土地与人口的追求。从军事地理视角审度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以及左右其中的大战略、大地理，正如《东西论衡:天平上的中国》中所说:“‘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奇怪，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是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到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这里提到的十字运笔方向不仅与中国历史、经济重心变化吻合，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大战略的空间运行轨迹。那么，十字运笔方向是否能够概括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以及大战略、大地理的全部特点?若从历史上的中国全部境域着眼，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仅存在于以农业生产为支撑体的农耕区范围内，而自燕山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至青藏高原以西以北地区，持非农业经济生活方式的各个民族、部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武力争雄则表现为，自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冲击，这一形势与地质力学提出的北北东向、北北西向两大构造体系营造的山脉走向十分相似。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的主旋律。
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
中国古代历史上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写在史籍上的且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多为武力冲突，冲突的结果又几乎均为西胜东负。一个问题自然摆在人们面前，从西向东空间发展历程的推动力是什么?其结果为什么是西胜东负?答案是地理，一个在今人知识汲取中几乎被忽略的领域。正是地理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自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的著作《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问世，人类生存与地理的关系以前所未有的理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国家、部族均是拥有生命的有机体，生命体的增长必然导致生存空间的扩展。一个国家或部族跨越原有居住范围首先到达的是它的自然界限，此后如果没有强大的相邻势力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因此推动人类最早追求生存空间的动力是人类自身的繁衍。这一阶段应属于史前时期，那时地旷人稀，凭借追寻生存空间的本能，人群迁移与部落空间扩展，由此而导致的冲突与争斗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性质，还提升不到政治与军事谋略层面。
当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具有真正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周人克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于隋王朝的建立，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集团的被取代与王朝的更迭原本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情，然而引起后人关注的是，胜者来向均为一致的自西向东，且胜者一方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史记》所记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周武王凭借不足5万人的军队进击商纣王70万兵众，进而实现以周代商的伟业。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继而率部从陇右迁居关中，但由于国弱兵衰，秦人在商鞅变法之前始终被关东诸侯视作戎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偏居于西部的国家，战胜了拥有十倍于己之地、百万之师的关东诸侯，进而统一了天下。此后不久，刘邦入关中时统兵不足10万，而项羽则率诸侯军40余万入关，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楚汉相争的结果却是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向背始终左右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之所以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地理因素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周人灭商、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是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这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步之地都与位居古代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相关，当代地理学家定义关中平原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东西长约360公里之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
关中地区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首先在于这里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被称为“作战基地”，其实两者具有相同内涵，前者来自中国本土，后者是翻译词汇。《战争论》认为:“一支军队从建立它的地方出去作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这个地方就是作战基地，其价值在于为作战部队提供后勤给养与兵源。军队的人数越多，对于基地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如同一棵树，总是从它扎根的土壤中汲取养分，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移植会比较容易，但树长大了，移植就很困难。
尽管这样，作战基地与根据地还存在一些差异，即作战基地侧重于战役的需求，而根据地则具有战略后方的性质，且不仅服务于一次或几次战役，而是服务于长久的战争，需要具备维持政权立足、保证政治稳定的条件，这就是中国古人理念中的“根本之地”。明末清初人魏禧在《读史方舆纪要》叙中说，“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何谓“根本之地”?清人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诠释，“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显然“根本之地”与筹饷相关，即具有作战部队物资补给的功能。那么除此，就“根本”而论是否还有更深的含义呢?根与本均指树木之根，引申之意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与兵源，还是政权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关中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关中可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上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直至近代，关中一带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即生在这样富庶之地的姑娘绝不会外嫁到其它地方。农业支撑了立足关中地区的政权，关中平原成为其战略意义上的根据地。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还提到另一个问题，即地形与战事的关系:“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远存在的关系，它不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所处时代已经是西洋火器盛行的时代，与此相比，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行动对地形的依赖更强。就地形而言，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而这样的地方拥有支撑军队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础，能 确保其立于不败之地。关中地区即具备这种地形条件。关中地区拥有被地貌学家称为“地堑”的地形，这类地形属于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关中南部有秦岭，北部则为黄土丘陵山地，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仅导致包围在山地之中的平原形成四塞之国，而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凭借如此地形构成形胜之区。关中诸多关隘之中，需 要提及的是控扼黄河与崤山之间险狭谷地的函谷关，这里是关中通向华北平原的必经之路，故也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与崤山素来是界分东西之地，函谷关以西被称为关西，以东被称为关东;若以崤山为界，则有山西、山东之称，《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指崤山以东之地。
关中地区同时拥有“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之称，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如此，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仪为秦以“横”破“纵”，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这种地理形势，成为秦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秦亡，项羽进入关中之后，“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而项羽因“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舍弃立本之地而东去，故韩生留下如此话语，“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不过刘邦也是楚人，北定三秦后，选择何处为立本之地?谋士给予刘邦的建议几乎与给项羽的相同，当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对于将西汉王朝的国都究竟放在洛阳还是关中，正举棋不定之时，齐人娄敬对刘邦说:“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张良也有同样的认识:“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2000多年来，无数人讨论汉胜楚败之因，关中独占的地理优势便是原因之一，这几乎是各家的共识。
地理优势明显的关中成为中国历史早期雄杰之士成就天下霸业的起步之地，西汉文帝时期儒生贾谊在其名作《过秦论》中开篇即点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凭借这样的地理基础，当山东诸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而“秦人开关延敌”，但“九国之师”却“逡巡而不敢进”，于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最终只落得“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结果。随后“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
继秦之后，刘邦同样凭借关中的地理基础赢得了汉家天下。楚汉之争的作战之地不在关中，而刘邦的根据地却是关中。西汉开国后，论及各路功臣，刘邦认为萧何功居首位。与那些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将军相比，萧何虽然无一城一地之功，但在兵源粮饷供给方面却作出了重大贡献。“汉王与诸侯击楚”，相持5年，损兵折将，多次轻身逃跑，萧何驻守关中，不等刘邦诏令，即从关中派军队为前线补充兵源，济其于困境之中;汉与楚在荥阳相持多年，汉军中存粮不足，萧何屡屡从关中转运粮饷，救汉军于乏绝之时。固然刘邦多次丢失山东，但萧何却常保全关中，以待刘邦回归。萧何在楚汉之争中屡屡济困救乏，有力地展现了自己的治国才能，关中之地独占四塞之国易守难攻、天府之国物产富足的优势，是萧何得以施展才能的地理基础。无论秦统一天下、刘邦建汉，还是起步于关中的其它重大历史事件，均没有脱离这里“根本之地”的地理优势。
无疑，关中地区具有当然的“根本之地”应有的地理优势，但是，是否能够成为根本之地，自身拥有优势的同时，“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这就意味着根本之地还需要具备相对于其它地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讨论中国历史自西向东的空间进程，还必须考虑“天下”的地理。以战国时期为例，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商鞅以“武爵武任”“粟爵粟任”为核心的变法，使不为山东列国看重的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这时的秦国完成统一天下之举，若只靠自身的地理优势，仅能做到守本，而起事则需要运用天下之势。如何运用天下之势，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战国时期伴随秦人的崛起，两个立场不同的政治联盟相继出现，以苏秦为代表首倡合纵，继此之后，张仪再倡连横，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而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结盟的对象与目的不同，结果也大有区别。加入合纵之中的盟国，抗秦只是其目的之一，更大的目标在于通过联盟获取自己渴望的利益，一致抗秦仅是暂时之举，内部争斗才是主流，故当时的谋士曾对山东国君说过这样的话:若两只野兽知道老虎逼近自己，绝不会再继续厮杀了，如今山东诸国的国君却没有意识到秦国威胁到自己，仍然互相争斗不止，且两败俱伤，连野兽的智力都不如。连横却不同，联盟的利益核心是秦国，无论盟友是否更移，而核心利益不会改变，因此当山东诸国“从散约败”之时，连横却始终存在，即秦国从来没有失去过追随者，且通过破坏对手的联合，将自己追随者的土地变成对手联盟的障碍，甚至借追随者之力达到削弱对手力量的目的，《战国策》中名为《秦使赵攻魏》的篇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政治之外，面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合纵、连横这两个联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地理。由于利益的基点不同，合纵试图将隶属于不同政治实体的土地与资源整合为一个联盟并不成功，而连横利用秦国的追随者破坏合纵，且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赢得一小块“插花地”，无疑这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军事上仅仅阻挡了合纵的实现，而没有获得对于秦国国力实质性的补充。张仪之后，又一位魏国谋士———范雎来到秦国，他提出了“远交近攻”之策，正是范雎的谋略为秦国赢得了统一，赢得了从关中本土到整个山东地区土地相联、人民所属的结果。
范睢针对秦昭王攻齐这一举措指出，“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且远攻即使成功，土地却不能与自己本土联为一体，反而肥了别国。“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战争的目的在于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并强化自身，远交近攻即为实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目的，秦人远交齐、楚，近攻三晋的同时，也使自己国土从关中伸向韩、魏、赵三国。从地理视角审度，秦人的远交近攻不仅仅是国土的扩展，而且还将自己的地理屏障推至太行山一线。山川是大地上的脊梁，也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屏障。秦人立足于西部，以关中作为“根本之地”，面向山东，其外围就是太行山与豫西山地。太行山与豫西山地既是当代地理学界定东西部的界线，也是古代东西抗衡的战略重地。太行山在三晋土地上，不但成为关中地区的又一道军事屏障，且通过穿行于山中的道路沟通东部平原地带，这样的地理形势成功地保证了秦人走出西部，赢得东部乃至于天下。
具有根据地特征的关中，不仅成就了秦人统一天下的大业，而且在东西交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周武王灭商，此后北周灭北齐，不同历史时期的王朝政治固然有别，但关中的地理优势却始终是促成这些历史事件不能被忽略的因素。因此，在中国历史早期的大地上，画出自西向东的这一笔，起笔之处就在关中。
东西之间的军事较量中，支撑西部赢得成功的因素在于关中的地理优势，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西部的地理核心区也在变化。战国时期山东、山西之界在于崤山，《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位于崤山以东。汉武帝时期推行“广关”政策，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通过这一举措，汉武帝元鼎年间，大关中区域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这次广关之后，太行山是否成为界定东西的分界?《汉书》中的一段记载对于了解这一问题十分有意义:“(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20】此时的函谷关已从今河南灵宝市东迁至新安县，而天井、壶口、五阮关均位于太行山上，战国时期界分关东、关西，山东、山西依凭函谷关、崤山，汉代则移向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界限。这一界分山东、山西的地理界限就此形成，并为后世继承。宋人文谠为唐人韩愈诗句“衔命山东抚乱师”作注曰:“自太行而东皆谓之山东”。即太行山为山东、山西之界。然而北宋苏轼诗句“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后人作注时，山东、山西又有了新的理念:“古所谓山东，乃今之河北晋地是也。今所谓山东，乃古之齐地，青、齐是也。”这是说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而时至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时期则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山东。
凭借函谷旧关(今河南省灵宝市)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今河南新安县)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东退至青、齐之地，则既失战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成为与“山东”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这就是从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至明清两代山东布政使司以及今天山东省的由来。
从国家战略分析，作为西部地理核心区的关中，出于王朝政治的需要而成为都城所在，但也随着国都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经历着西安、洛阳、开封自西向东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了根本之地的功能。随着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成一统，山东、山西仅以行政区名称相属，而无当年东西鼎足相峙之势。
回顾中国历史时期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经周、秦、汉、唐历代对于黄河流域的经营与战略谋划，黄河流域早已走出依托根本之地赢得政权的时代，不仅政治中心在整个黄河中下游经历着自西向东的变化，且这一时期伴随长江流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十”字中由北向南的那一笔开始越来越浓重。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与军事交锋
大约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开始，刻画在中国大地上的“十”字逐渐转向从北向南的这一笔，推动这一战略空间转变的力量仍是土地与生存空间。谋求土地与生存空间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且人类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从未离开过武力争雄，尽管无法找出南北之间军事交锋确切的起始时间，但依托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形成北、南两大政治地域却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基于北、南两条大河的地域空间与经济基础，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不仅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南方，而且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也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率中原衣冠士族以及百姓南渡，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继此之后，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又导致北方人口第二次、第三次大规模南迁。这一系列人口南迁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农业土地的拓展。虽说长江流域原始农业起步并不晚于黄河流域，但进入传统农业阶段，由于劳动力缺乏，长江流域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人口南迁在为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不仅促使该地农田面积扩大，而且不断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人口南迁引发农业生产空间变化的同时，也导致政治格局改变。政治中心或政权中心依凭的不只是政治与军事力量，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重要。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政权也以此为依托将政治中心———国都设置在这里;伴随南方农田的开辟，长江流域为政权的设置提供了越来越具优势的经济基础，于是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之后至南北朝，也被称为六朝时期，先后有6个政权依托长江下游的经济基础将政治中心确立在这里。南北并存的政权因北方人南下迁移而形成，又在人口继续南下的推动中由对峙走向战争。
战争的双方，均存在必须保全的政治中心以及远离核心区的战场。决定战场的位置在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秦岭至长江一线，或秦岭、淮河一线。其中从三国时期蜀汉、曹魏之间以秦岭为战场的征战，至孙吴与曹魏之间以长江为界限的交锋，南北之间的交战地点沿秦岭至长江一线展开。东晋、南北朝时期，在西部，北方政权或维持在秦岭，或一度跨越秦岭进入汉中或川西一带;在东部，则向北伸向淮河流域。南北朝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裂是五代十国以及宋金时期，时代不同，南北政权对峙在秦岭、淮河一线的事实却没有改变。南北对峙，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屡次描绘了“十”字中自北向南的这一笔，而且将南北征战之地清晰地刻画在秦岭乃至江淮地带。当代地理学表明，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里包含着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线、1月份0℃等温线、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难道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地理差异，并用以界分彼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山河均是大地上的界限或障碍，南北战线西端与东段的地貌并不相同。西端为秦岭，这条山脉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东至湖北、河南西部，长约1500公里，海拔多在1500至2500米，主峰太白山(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境内)海拔3771．2米。秦岭的地理特征使其在古代的交通技术与作战条件下，自然成为南北之间的障碍，因此历史上但凡南北之间交战，南北双方均难以逾越这道山脉，于是秦岭各条山口构成的道路与关隘均成为战场。南北交战的东段从山地进入平原，分布
结在淮河一线，即淮河最终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南北之界。探究其中的原因，决定战线推移的是能够支撑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地理空间，黄河、长江所代表的区域具备独立支撑政权的地理基础，而淮河流域却没有这种条件。
先秦时期出现了江、河、淮、济“四渎”的理念，古人认为“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所谓“四渎”即四条独流入海的江河。淮河跻身“四渎”之中，在古人观念中有着与黄河、长江同样尊贵的地位，但从史前时期开始，无论文化序列还是经济发展进程，淮河流域均与其它江河流域不同，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经历了从文化独立性到经济边缘性的变化历程，正是这一变化历程导致南北之间的战线从长江一线转向淮河一线。
史前时期淮河流域重要考古文化类型为青莲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和江苏省北部汶、泗、沂、沭诸水与淮河交汇地区，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青莲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前者分布在以淮河下游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后者则分布在以豫西、关中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及其毗邻地区。青莲岗文化不仅有独立的分布空间，而且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这说明淮河流域有着不同于黄河中游的文明历程。西周时期，淮河流域文化的独立性更为明显，西周初期武王、周公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诸侯受封地从晋南、豫北、豫中向东方延伸至今山东境内齐、鲁等国。分封除展示了西周政治控制的基本范围之外，也表明了异己势力的区域;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中原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不仅属于独立于西周政治控制之外的重要势力，也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立性。
在历史早期，淮河流域能够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该地的地理环境相关。清人胡渭《禹贡锥指》认为，“淮南北近海之地，皆为淮夷”，与淮夷相关，《禹贡》徐州贡物中有“淮夷蠙珠暨鱼”，胡渭引“正义曰:蠙是蚌之别名，此蠙出珠，遂以蠙为珠名”。将蠙珠与鱼作为贡物，说明淮夷是一处水环境十分突出的地方，《禹贡》用壤、坟、涂泥将九州土壤归为三类，三类土壤代表的环境完全不同，壤所在地为农业生产比较容易利用的区域;坟为下湿之地;涂泥则属于典型的水乡环境。淮夷所在淮河流域不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一个以涂泥为主，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群立足的基础，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王朝对于淮河流域进行政治、军事征服的同时，还需要较长时间去适应其生存环境，也许正因如此，淮河流域得以在相当长时段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空间的完整性。
淮河流域失去文化独立性走向经济边缘性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相关。伴随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中原政权南向发展中将控制范围逐渐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流域。淮河流域被纳入中原势力范围的初期，在空间上处于中原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区，以后中原政权若继续依照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自北向南，完成政治扩展历程，那么淮河流域将逐渐从边缘变为腹心，但这样的空间发展至春秋时期中断了，崛起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挡住了中原政权南下的步伐。楚国核心在长江中游，吴国核心在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期两国先后向北发展，且楚国势力北向发展中一度将政治、经济核心转向淮河流域，尤其战国后期楚都迁陈、迁寿春对于沿淮地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时段并不占主流，多数时期淮河流域也同样成为长江流域政权的边缘。
至秦汉两朝，在统一帝国之下，淮河流域边缘化的特点有所淡化，但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此次黄河决口泛滥20余年;新莽时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这就是为后人所认定的黄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夺淮泛滥达60年，黄河数次决口，长期泛滥于淮河流域，不仅中断了这一地区农业发展进程，而且再次强化了其边缘区特征，黄泛区的存在虽然不能改变淮河流域介于江、河之间的地理位置，但自然灾害却使这里成为农业生产缺乏连续性的区域。
在两汉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长江流域政治上的对立，不仅为长江下游的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而且使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进入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边缘性的地位基本成型。北方黄河流域历代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江下游平原地带则具有经济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处于南北地区之交，介于政治与经济重心之间，其边缘性不仅越来越突出，而且对于江、河两大区域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因如此，不仅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在新的行政区划中，其流域的完整性也不再保持，而是分属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
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流域整体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上游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伏牛山脉构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岭;中下游地区处于平原，没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较高的地物为河流两岸的人工堤，如黄河南岸大堤为河淮之间的分水岭，大别山以东岗丘连绵，向东北延伸至洪泽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左右，洪泽湖以南人工堤再次发挥江淮分水岭的作用。淮河流域不具备明显的地理边界条件，其若作为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形势不仅不具备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形胜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使淮河流域成为南北交战时期双方共同的战场，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正因淮河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出现“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明末清初人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数江淮地理与战守关系。总结顾祖禹引述各个事例，大凡归为两类: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以江为界，孙吴未经营淮河流域，曹魏邓艾却在此屯田驻守，最终魏胜而吴亡;而东晋南朝乃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均拥有淮地，因此得以长久与北方政权抗衡。其中，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与朱全忠清口之役，这些以少胜多的战例，关键也都在于获胜方控制了淮河的关要地带。
若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发展进程分析，在长江流域建立政权的孙吴时期，仅是这一流域农业开发的初期，其政权尚没有能力治江又理淮，而此时的淮河流域既是黄河流域的延伸地带，也是军事上的屏障;随着北方人南下数量的增加，与移民自北向南迁移路径对应，东晋、南朝时期江淮联为一体，淮河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延伸部分，于是南方政权不但得以保存，且在南北军事交锋中屡获胜利。
回顾历史，无论河淮相连，还是江淮并属，仅就地理而言，淮河流域毫无争议地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不在于河，也不在于江，只在于淮。淮河流域的归属，几乎成为天下谁有的关键。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不只限于秦岭、淮河一线，但必须承认这里留下“十”字中自北向南最浓的一笔。
长城的地理学意义
作为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从农耕区伸向非农耕区，最初几乎完全被动，中原王朝面对来自西北、东北方向的军事压力，均以防御为主，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以守土为要旨主动出击，在此后约2000年的历史中，伴随中原王朝国力的盛衰，被动与主动相互交替，攻防的起点与落点均处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围绕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疆土伸缩，结束于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对西北军事的成功，使农耕区以外的草原、森林、沙漠被稳定地纳入中央政权管辖范围之内，为泱泱大国奠定了基本版图。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与明长城几乎处于相同的位置，而农牧交错带不仅是农田与草原两种不同环境的过渡地带，也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结合部。历史上，在这一地带发生的战事中，双方的交战不同于农耕区内部东西、南北之间的争夺，而属于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军事争锋。民族的分异，首先体现在依赖自然环境而建立的经济生活方式上，其后才是习俗与宗教方面。农耕区的西北、东北先后成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纥、薛延陀、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以及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非农业民族或部族的活动区域，这些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军事争锋，与地质力学提出的北北东向、北北西向两大构造体系营造的山脉走向以及应力方向十分相似，无论出击者还是还击者的来向与去向，均在西北、东北之中，而长城即横亘在农耕区的北边。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工程，就像它脚下的土地一样，无论为人知与不知，当你走进它的时候，其深厚的历史永远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令人驻足、深思。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名为《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著作问世，这是一部围绕长城讲述中国北方边地的著作。拉铁摩尔的著作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文，最早的译本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译者为赵敏求，这一译本的书名为《中国的边疆》;2005年唐晓峰的译本出版，书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无论哪种译法或原著的本名，均没有离开“中国的边疆”这样一个主题。一部以长城为核心的著作，为什么会以中国的边疆相冠?拉铁摩尔的立意非常清晰，长城南北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长城以南有密集的人口、适宜耕种的农田；长城以北人口稀少、草原荒漠之上民生系之以畜牧业，长城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带。此处拉铁摩尔话语之中的“中国”并非主权国家的中国，而是手持农耕生产方式的汉民族所在区域，“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包括清初18省”，正因如此，以长城为边疆也并非国家的边疆，而是种植业生产区域的界限，或农耕民族政权的边界，这一界限以北即长城外还有东北、蒙古草原、新疆以及青藏高原这些属于中国的土地。
长城坐落在农田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拉铁摩尔文中提到长城“是环境分界线上社会影响的产物”，他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环境分界线，在当代中国年降雨量分布图上，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东段与明长城走向惊人的相似，这说明，正是降水这一制约种植业的关键因素决定了长城所在位置拥有过渡地带的特征。
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是农耕生产对于水资源需求的底线，这条年降雨量线以东为半湿润区，以西为半干旱区，两个不同性质的环境地带，在雨量因素的制约下，不仅表现出农田与草原、荒漠的差异，同时也造就了农民与牧民的区别。长城界分农、牧，而自己却身处真正的过渡地带，这里既不属于农耕民族，也不属于非农耕民族，无论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还是社会风貌，均具备明显的农牧兼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
在这样的地带修筑长城，从战国时期直到明代陆陆续续延续2000多年，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学界已经留下了许多话题，传统且主流的观点认为，长城为抵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屏障，拉铁摩尔则认为长城是国家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被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起源均在上古时期，文化同样久远，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不同，在文化上表现出差异。长城坐落在环境过渡地带，几乎是在战国至秦代农耕民族的空间推移中完成，汉族向草原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每一个区域，都会通过汉化将少数民族改变为汉族，而在这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背后才是真正的戎狄。从这一角度而言，汉人与真正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界北移了，且最终确定了作为过渡地带——长城的位置。因此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若站在完整的长城地带以历史角度审度拉铁摩尔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仅是长城位置确定之初的一幕，此后长城脚下上演了以“武戏”为主的种种剧目，且武力争锋的主要来向为自外向内，另一位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书写了其中的主角与重要的几幕。
拉铁摩尔的观点抓住了将长城修建在农牧过渡地带的决定力量来自于农耕民族这一关键之处，汉民族的活动范围决定于农耕生产的适应环境，因此长城的位置既是汉民族以及被汉化的少数民族依托农耕生产定居的底线，也是农耕生产的底线。汉民族试图用长城这一人为的工程挡住北方民族南下的马队，但历史证明，长城的出现并没有真正终止农、牧两种力量的较量。自战国至秦汉时期匈奴人带着草原民族特有的雄豪，跃然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之中，此后乌桓、鲜卑、柔然、羌、氐、吐谷浑、突厥、回纥、吐蕃、铁勒、契丹、女真、蒙古、满人……，这些来自于长城以外，活动在草原上、森林中的非农业民族，倏忽之间来到长城之下，又旋即而去，不仅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留在塞上，而且也为后人留下许多思考，历史时期长城地带的战事究竟是土地之争还是民族之争?
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立足于不同的环境之中，自身的生产品不同，固然均能自给，但对方的物质创造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非农业民族对农耕文明积累的各类财富需求更强烈。对此巴菲尔德在其著作中如此书写: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利最终建立在对日渐积累的剩余粮食的控制之上。
……草原统治者则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之中，因为草原经济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动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一基础之上，游牧财富无法有效地集中或贮存……这些内部的脆弱性迫使那些成功的游牧国家统治者建立一种更为安全的经济基础。在内陆亚洲，通过从草原外部获取资源并为游牧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实现。匈奴帝国政府将游牧部落组织为一个统一力量，被单于用来从中原攫取商品与贸易利益。在战时，单于发动突袭，为他的追随者和匈奴国家提供战利品。在和平时期，单于扮演了中原与草原之间中介者的角色，进行贸易，并通过贵族制度对汉地物资加以再分配。通过从草原外部攫取资源，匈奴国家获得了其他政权所未曾获得过的稳定性。
巴菲尔德在论述中用“外部边界战略”概括了匈奴之后，长城以外其他非农耕民族南下动机的一致性，显然这一动机与资源索取、物资需求相关。但在长城内外的战事中，出击的一方并非仅来自于非农耕民族。面对草原民族的南下，经营定居生活的中原王朝最初并无力出击，长城即成为其战略守势的产物，当历史进入西汉中期，汉武帝“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设置河西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如此举措，导致“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的战略在于断匈奴右臂以绝其援，此后唐王朝乃至于清朝更是在拥有草原并阻遏草原骑兵南下的同时，实现版图的扩展及其雄伟的政治战略。经过近2000年的努力，如法国学者格鲁塞所言，只有至乾隆年间才最终将大清帝国的版图稳定地扩展至亚洲西部山地与草原的边界，并实现了“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显然，长城所在之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首先成为农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线，然后成为农牧双方交锋的战场，鲜卑、匈奴、氐、羯、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曾南下突破这条界限，在农耕区建立过政权，固然中原王朝也曾时断时续将权杖伸向草原，但最终越过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将田园与草原统为一体的却是来自东北森林草原地带的满人，这发生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空间进程以及那些战略与战事早已远去，无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还是自西北、东北向中原，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的基本轨迹表明，地理不仅直接作用于战略、战事，而且导致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重新组合，地理不仅是展现历史的舞台，也是推动历史的基础。而真正的地理既可以显山露水，也可以蕴藏在人们生产活动的摸索之中，长城恰处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区域即是如此。把握地理之根本，将其运用于战略之中，不仅可克敌制胜，亦能成就宏基伟业。（作者/韩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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