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揭示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本文摘自《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强朝晖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 图片来自网络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写下这段话的作者所表现出的远见，在英国外交部官员当中是罕有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

这起事件的发生地是上海，在其中扮演巴士底狱角色的是上海公共租界里戒备森严的老闸捕房。引发示威者怒火的，并非是古老腐朽的帝制政权，而是以固有形态登场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人口由1850年前后的50万增长到250多万，相当于原来的5倍，并以此成为中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也变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业寡头在政治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与184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不同，上海从来没有成为正式的殖民地，但是事实上，它很早便落入了外国人的掌控之下。上海是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享受条约规定的特权，其中包括自由贸易权和司法豁免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上海作为远洋港口，其位置靠近中国第一大通航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是通往辽阔富饶、人口众多的内陆腹地的一座门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很快便显现出其他通商口岸无法比拟的优势。贸易与航运一向是上海繁荣的基础，从1919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上海贸易和航运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此外，自19世纪末起，外国银行和企业大规模涌入上海。尽管中国本土企业家也成功参与了上海的工业化，然而在20年代中期，大型生产企业却主要掌握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手中。近半数产业工人受雇于外国雇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2家日本棉纱厂。纺纱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日本纱厂的生产能力占总产能的52%，在这些厂里工作的男女工人和童工超过了6万人。

宽阔的林荫大道、鳞次栉比的商店、后殖民风格的华丽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使这座城市展现出一副西方现代大都市的风貌。但是，生活在这里的非华人居民实际却仅占少数，并且几乎全部集中在毗邻黄浦江的两处外国飞地。1925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公共租界（官方名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居住着约3万名外国人和81万名华人，法租界的外国人和华人数量分别为8000和28.9万。上海40%的居民生活在外国的管辖之下。即使在两处飞地，外国居民的比例也不足3.5%。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政治上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日本和俄国侨民。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则是由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大约8000名英国人所占据。在公共租界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群体中，英国人同样也占多数：约2700位“纳税人”（ratepayers）凭借其拥有的大片地产，获得了推选由9人组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SMC）的选民资格。工部局是主管上海中心城区的最高行政当局，在其下设的由近千名洋人组成的总办处中，大部分也是英国人。在邻近的法租界里，法国总领事享有处理和掌管租界内近乎一切事务的权力。而相形之下，公共租界的外国政府代表并不具备正式的全权职能，尽管英国总领事作为最大军事保护国的代表，在上海政治中自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以英国人为主的商业精英组成的上海工部局董事会无须对任何上级机构负责，无论是大英帝国首都的殖民部还是议会，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更无须一提。

上海公共租界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帝国中的帝国”。由外国财阀主导的上海工部局自行制定和颁布各种法规，有自己的警察，可以肆意征税，并且设立了自己的法庭——会审公廨（Mixed Court）。自1911年起，外国法官和律师参与会审公廨的所有诉讼审理，其中也包括华人之间的官司。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单薄的法律依据和模棱两可的妥协作为基础，这些妥协是清廷自1845年之后在外国的胁迫和讨价还价下做出的。中国对全上海的主权从来没有在纸面上被解除。没有哪一部“不公平”的国际法条约规定了公共租界的割让，外国在上海的领地仅仅是以私法的土地世袭租赁权作为保障，而中国政府仍然是名义上的主权人。由于中方只收取微不足道的租金，因此，1880年前后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并没能使中国财政获得任何形式的收益。

1854年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列强为靠山，利用中国当局的软弱，不断地扩大自身特权，扩张租界的地盘。1899年，租界的规模达到了顶峰。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型体制，即准殖民资本对城市的统治。与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有责任意识的父权式殖民主义不同的是，上海的准殖民统治较少因顾忌而有所节制。当然，在西方人主持下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的确给上海大多数居民带来了益处，它使得租界环境明显优于相邻的旧城区，但是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在于提高上海外国侨民的生活质量。直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仍然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缺少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为占人口多数的贫苦民众提供教育机会，仍然是私人慈善业的职责。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这些白皮肤的“上海人”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副“天下大同”的形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本地人的种族歧视仍然是司空见惯之事。例如，公共租界内的主要公园在1890年至1928年明令禁止中国人进入（日本人不受此限！），不过，那块传说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未真正存在过。

不仅是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上海的繁荣，并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枢纽和吸引内地移民的磁石，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被视为屈辱的政治地位，同样也对上海的兴旺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自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这片在外国军舰保护下管理相对有序的领土，成为数十万难民逃避内地战乱的避风港。在两处外国飞地，人们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即无论中国朝廷，还是其倒台后的军阀以及中华民国的革命领袖都不懂得尊重的“法治”。因此，上海不仅是有钱人为保护其流动资产不被政府肆意剥夺而投奔的地方，而且也吸引了各种异见人士和自由思想者。尽管没有人能绝对保证他们不被“引渡”给中国当局，但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激进的文学家和反政府人士提供了自由空间。因此，正是以上海为中心，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报刊业和出版业。公共政治在公共租界里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向全国扩展。尤其是在1912年至1937年，上海堪称“中国政治的大舞台”。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之都，与基督教传教士在教育领域的积极投入是分不开的。大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是对发展农民教徒进展缓慢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是受新的传教潮流——由单纯的传播福音转向社会改革与教育——的启发，一些教会团体开始将精力投到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建设上。尽管上海的教会大学无论在排名还是声誉上都不及美国人在北平创办的燕京大学，但至少有两所大学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全国顶尖学府之列：一个是由新教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另一个是法租界内由耶稣会（Societas Jesu）创建的震旦大学。学者兼传教士马相伯（1840～1939，又名马良）曾是1898年震旦大学建校时的功臣。1905年，马相伯在教会势力之外创办了另一所大学：今日沪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1919年，这里成为激进派学生政治的中心。141922年，复旦大学的部分爱国学生脱离原校，创立了上海大学（以其简称“上大”闻名）。这所大学明确将献身革命事业与反对通商口岸制度作为纲领，在这里，上海的部分青年学生在戴季陶（1891～1949）、瞿秋白（1899～1935）等教师的引导下，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戴季陶最初是一位国民革命者，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激烈的反共理论家；瞿秋白日后曾任职中共总的书记。15满怀民族主义信念的大学生、专横跋扈的准殖民统治者、热衷示威抗议的工业无产者，以及对外国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特权越来越不满的中国资本家：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成为1925年5月30日这场事件中的抗议力量。

作品简介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强朝晖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

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