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咖啡馆：端起鸡尾酒，聊聊存在与自由

本文摘自《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英]莎拉·贝克韦尔 著，沈敏一 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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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萨特与波伏娃的去世

20世纪后半期风起云涌的存在主义运动中，曾出现过一批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在未读刚刚推出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群生机勃勃、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存在主义者，并且专门辟出一章，讲述了他们的去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中三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去世的前后。

加缪的去世

1960 年1 月4 日，阿尔贝·加缪与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他开的车）在车祸中丧生。汽车撞向一棵树后，翻滚着撞到了另一棵树上，发动机被抛到了树的另一侧，而加缪则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远处的烂泥中，人们找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The First Man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讲的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

波伏娃从克劳德·朗兹曼那里得知了加缪的死讯。当时她正在萨特的公寓，颤抖着放下电话后，她告诉自己不要难过。好了，她自言自语道，你和加缪早就没那么亲近了。接着，她站在萨特家的窗口，望着夕阳徐徐落在了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后面，但她既无法好好地哭一场，也没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她认为，她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46 岁的加缪，而是战争年代那位年轻的自由斗士—一位他们早已失去的朋友。萨特也这么觉得：对他们俩而言，真正的加缪是抵抗组织和《局外人》时期的那个加缪，不是后来那个。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们一直都没有原谅他，不过萨特倒是在《法兰西观察家》（France- Observateur ）上发表了一篇充满了溢美之词的讣告，将加缪归结为法国伟大的morolistes 传统的继承人—这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意思既包含了英语中的道德主义者，也指人类行为和性格的好奇观察者。萨特说，他用身上那种“顽固的人道主义，那种严格又纯洁、朴素又感性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的事件发起了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同年，波伏娃在接受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为美国某电台所做的采访时，总结道，加缪是伦理思想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但她也承认，年轻人从这两种途径中都能获益。

萨特的去世

20 世纪70 年代，萨特的身体官能进入了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沮丧的衰退，逐渐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在他的文件中一页未标日期的纸上（可能写于1969 年7 月登陆月球后不久，因为头两个字是“月亮”），他言简意赅地记录了他已经有五个月没写过东西的悲哀事实，并列出了他仍然想完成的计划：福楼拜的书，一篇关于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传记文章，以及《辩证理性批判》。但他不想写，而且担心他再也不会想写了。对于萨特来说，不写作就跟没活着一样。他写道：“好些年以来，我都没有写完任何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我知道：因为科利德蓝。”

对科利德蓝和酒精的长期成瘾，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多困难，但他的写作之所以停滞，还因为用那只好眼看了那么多年东西后，这只眼现在也快瞎了。其他的健康问题也越积越多；他中了风，记忆开始衰退， 牙齿也有了问题。有些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完全恍惚。一次神志不清时，波伏娃曾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不在这儿了。”他总是把意识描述为一种虚无，但实际上，他的脑袋里总是挤满了言语和观念。以前的他每天都在往外倾倒工作，就仿佛他已经满了，需要卸货一样。可现在， 虽然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用来说话的能量似乎已经快要耗干了。那些照顾他的人心里开始暗暗希望，他可以迅速而没有痛苦地死去—或者如他的朋友奥利维尔·陶德说的，像加缪那样。看着他这样慢慢垮下去太让人难过了，陶德写道：“萨特， 小伙伴，不要这样对我们啊！”但萨特还在继续战斗着，用他伟岸的公众形象，继续撬动着那具倔强、瘦小的身躯。

1980 年3 月19 日晚上，有好几个小时，他都独自一个人待着—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结果在这期间，他开始呼吸困难，最终昏了过去。被送往医院后，他在那里又挺了将近一个月。不过，即使在他弥留之际，记者和摄影师也不放过他，有的记者还冒充护士，进入了他的房间，有的摄影师跑到对楼的屋顶上，用变焦镜头隔着窗户拍到了他。4 月14 日晚，他因肾脏衰竭和坏疽陷入昏迷后，于第二天最终逝世。

波伏娃痛不欲生，但她思想上的正直，禁止她改变自己的终身信念：死亡就是结束，是入侵的和可憎的事物，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超越的可能。她写道：“他的死亡确实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不会让我们再相逢。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和谐地一起生活这么久，本身就已经美好至极。”

波伏娃的去世

萨特去世后，西蒙娜·德·波伏娃活了整整六年，几乎一小时都不差。

在这些年间，她继续担任着《摩登时代》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开会地点就在她的家里。她不但继续阅读手稿、书写信件，还帮助了很多年轻作家，尤其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其中之一是美国人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她每年都会去波伏娃的巴黎公寓拜访，根据她的描述，这间公寓里，摆满了书和朋友们的照片（“萨特、热内、加缪和其他人”），以及“一些模样可笑的沙发，50 年代的那种风格，上面摆着天鹅绒的垫子，在她买来和装饰的那一年，这些很可能是爆款吧”。米利特评论道，波伏娃的卓越之处，在于她不折不扣的正直，在于她“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特质，一种道德威信”。

和萨特领养阿莱特·埃凯姆- 萨特一样，波伏娃也收养了她的伴侣和继承人、与克劳德·朗兹曼和其他朋友一起照顾她的西尔葳·勒庞·波伏娃（Sylvie Le Bon Beauvoir）。波伏娃饱受肝硬化的折磨，这与多年的重度饮酒不无关系。1986 年3 月20 日，她因相关的并发症住进了医院，但在术后的恢复过程中，肺部又出现了瘀血，经过几个星期的抗争，她最后陷入昏迷，于1986 年4 月14 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方便日后的火化，她的遗体也被安放在了大棺材里的小棺材中。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注视着她的灵车驶过，而一如当初萨特的灵车那样，上面也高高地堆满了花束。这场葬礼或许不如萨特的盛大，但仍有大量的哀悼者聚集在公墓入口处，造成了交通堵塞。守卫担心太多人挤进来，不得不关上了大门， 但一些人还是从栅栏和围墙上翻了过去。在墓边，朗兹曼朗读了她自传的第三卷《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 ）中一段反思死亡、生命和失去的文字。她是这样写的：

我悲伤地想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书，所有我看过的地方，所有我积累的知识，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所有的音乐，所有的绘画，所有的文化，那么多的地方：突然间便烟消云散了。这些东西，它们不能酿出蜂蜜来，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营养。如果我的书还有人读，读者顶多会想：她见识过的还真不少啊！ 但是，这些事物的独特总和，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全部的有序与无序—京剧、韦尔瓦竞技场、巴伊亚的坎东伯雷舞、瓦德的沙丘、瓦班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着五十万古巴人讲话、云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里升起的红太阳、托切罗岛、罗马、我谈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没说的那些事情—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它们重生了。

作品简介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英]莎拉·贝克韦尔 著，沈敏一 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2月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在本书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纷争不断、技术驱动的世界里，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绝对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问题时，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