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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女德班”也是新儒家尴尬的一面

孔子画像,“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或“忠孝勇恭廉”等标语,通常是“女德班”的现场布置工具。络绎不绝的“女德班”向我们不断发出提问。

孔子画像,“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或“忠孝勇恭廉”等标语,通常是“女德班”的现场布置工具。络绎不绝的“女德班”向我们不断发出提问。

我们或许需要追寻一个更基础的的问题,像百年前一样,重返“传统与现代”命题而再次直面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任剑涛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提出,当今儒家在两个层面得到呈现:一是“法乎下”即大众的、粗糙的儒家活动,包括打其旗帜的“女德班”,目的是重建日常伦理秩序,表面上在满足中国社会克治浮躁的社会心理需要,二是追求人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新儒家”,目的是从儒家古典资源中“开出”现代方案。

然而,现实却颇为尴尬。

任剑涛:“女德班”也是新儒家尴尬的一面

任剑涛:“女德班”也是新儒家尴尬的一面

新京报书评周刊“我有嘉宾”第19期

嘉宾:任剑涛

栏目编辑:阿东

新儒家与“现代方案”

Q

提问(柳懿):在现代化社会这样一个语境中,如果可以将新儒家定位为一种理念化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这对于破解新儒家的迷局是否有帮助?当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只是去深入挖掘一下内在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任剑涛

在现代化处境中,社会需要高位的理念化精神牵引。倘若新儒家将自身确定在理念化的高位,既开掘传统的精神资源,又矫正现代的缺失,它肯定能有所作为。

问题的关键是,新儒家是否愿意将自身定位在理念化的位置,并满足发挥一种矫正现实的作用。颇有雄心的新儒家,总是在尝试以新儒家的方案替代现代方案。这就将新儒家放到了实际生活中浮现的、种种竞争性的实践方案平列位置,结果让新儒家失去了理念化的高位特性。如何将新儒家从旨在替代现代主流实践方案的现实执念中拯救出来,打开理念与现实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立体化空间,可能是新儒家既凸显传统精神旨趣,又牵引现代健康发展的必要突破。

Q

提问(刘名涛):任老师,您好!本人是中国哲学在读硕士,很关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西哲学比较问题。根据我目前还相对有限的观察,我很认可您的观点,当代的新儒家(港台美国为主)主要是追求传统儒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往往偏理想主义,缺乏现实性;大陆新儒家更侧重政治方面,但是却又往往流于抱残守缺。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是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政治价值观的,而实现这样的政治价值,需要公民发挥主体作用。因此有人提出,儒家在当今不应该继续与治国精英阶层相捆绑,而应该下沉到民间,启发民智。对于这个看法,您是否认同呢?

任剑涛

我认同你的基本判断。当代新儒家呈现的两大流派,即港台海外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各有特点,自有贡献。这是需要高度肯定的。港台海外新儒家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坚守传统,倾情传统,阐释传统,创造转化传统,无论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学理上,还是在以传统促进中国现代转变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大陆新儒家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当下,试图打破单一现代性的局面,创新现代转变的路径,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值得赞许。

但两者的局限性也是需要正视的。港台海外新儒家的着眼点在文化拯救,这就与目前中国文化的世界处境相去甚远。大陆新儒家旨在提供新的主流政治的儒家替代方案,与现实政治状态完全疏离。前者成为一种比较单纯的文化尝试,后者成为一种拘执传统的政治姿态。后者尤其是表现出一种你所说的拘执于精英政治权力的精神旨趣,这就妨碍了新儒家建构社会导向的权利哲学。面向民间,沉入基层,开启民智,归宗现代,可能是新儒家发挥现代功能的出路之一。

Q

提问(李岳明):随着时代变迁,儒学本质已然发生变化,并成为一种较为小众的历史文化,为什么女德班现象却没有像传统封建儒学一样趋于销蚀呢?

任剑涛

你对儒学当下状态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在中国走出传统的当下,儒学确实是小众的文化。但儒学的历史文化影响直击当下,并不限于志在秉承儒学精神的小众。由于传统儒学既是一种统治观念,又是一种制度设计,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现代发挥的作用,也就从这三个方面同时展现出来。因此,女德班现象不能被目为一时的怪异现象。小众的儒学精神阐释,与大众的女德班尝试携手同行,也就在情理之中。

你认为女德班是与传统封建儒学伴随的现象,似乎存在商榷余地。一是你使用的概念“传统封建儒学”,封建一词略显不当。二是小众与大众分立的儒学现代处境的判断,似乎忽略了二者间的联系。小众不见得影响即小,大众不见得全无精神支撑。二者的相关性需要重视。可能这样才能认识清楚儒家文化现象的持久性,以及改良儒家的艰巨性。

儒学与“女德班”

Q

提问(白如珺):任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公婆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看王大惠的恶人报告,我婆婆非常信丰三从四德,她对我家大女儿就经常试图进行女儿经的教育,都被我警惕的隔离了。所以我不得不做全职妈妈,以减少孩子和奶奶的接触。我公婆家的有线电视早已经取消,他们拒绝接触主流媒体,只看那些所谓佛友之间结缘的光盘,但是那些光盘跟小手抄报一样,内容没有人监管,其中不乏封建迷信思想,打着宣扬传统文化的幌子给人洗脑。这类私下传播的光盘危害很大,想请问下,这种光盘和印刷制品监管难度应该很大,都是佛友自己花钱印制免费发放的,他们称这种行为是积功德的。但是内容偏激的不乏少数,是否该引起政府重视!还有像王大惠,净空法师这种经常出现这类光盘中的名人,主流媒体根本不接纳他们,是否对他们的言论也予以监管。想当初2012年,净空法师的世界末日言论玄乎其玄,对社会造成恐慌,我公婆听信他的话在家里预备了很多箱矿泉水和压缩饼干,还和亲戚朋友宣传世界末日言论,造成恐慌,事后世界末日并未出现,就说因为念佛的人彻夜不眠,精进修行才避免了灾难,这种说话不负责的人是否应引起政府重视。

任剑涛

你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全心扑在孩子的教育上,并且尽力维护孩子成长的健康精神氛围,令人钦佩。在今时今日,佛教修行与儒家说教成为流行文化,也是一种奇景。但往往佛教修行的正道不行,邪门歪道广被;你所说的佛教光盘宣传的可能正是这种异化的佛教。而正广泛流行的“佛系”生活方式,可能是另一种异化现象。至于打着儒家旗号的种种欺世盗名之举,也怵目惊心。

但我不太认同你的解决方法,即将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完全放在政府的监管上。一是因为政府监管总有不及的方面。这些不及,既是因为政府不是全能的,难以做到什么事情都有效监管;也是因为政府监管难免有权任性的粗暴,单纯的权力压制解决不了精神问题。有效的办法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给中国提供的方案:提供思想市场,让各种观念与行为模式相互碰撞,理性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呈现它的力量。一个封闭的社会,是很容易被歪门邪道宰制的。

Q

提问(荀宇伟):女德班的出现尽是糟粕吗?还是也表明了当今社会人们在希望重建传统价值的过程中出现了偏离。

任剑涛

女德班的出现,确如你所说不能简单目为糟粕了之。今日中国,是急遽转型的复杂社会。此所谓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矛盾丛生、犬牙交错。在某种意义上,女德班是处在转型社会旋涡中的女性寻求当下出路的一种急迫尝试。在女性解放和女权伸张之际,女性的德性如何塑造,要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在伦理学与道德实践上都没有现存答案。善意理解女德班,它可能是适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紧张尝试。

但从总体上讲,女德班的取向让人存疑。一是它以压制女性权利为导向,认定女性权利应屈从男性权力,这是一种不尊重女性的表现。二是它以既成的权力结构为塑造女性德性的旨趣,因此未能顺应转型社会的需要,无法为多元社会的女性伦理提供出路。三是它可以与现代主流价值拉开距离,因此成为一种反男女平权的反现代价值取向,它对现代社会的撕裂作用也就难以避免。这就是你所说的、在人们试图激活传统价值时出现了偏离。适度的纠偏因此变得必要。

Q

提问(臧万龙):任教授,现在国学、儒家文化等,都很流行,各种各样的课程也特别多,老师讲的也是五花八门。我曾经在一所高校听过一节儒家文化的课,老师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内容更是不必说了。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国学到底是什么?儒家文化又是什么?在当前这种追求法制建设和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我们所宣扬的儒家文化到底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呢,还是我们根据当前形势演绎出来的伪儒家文化呢?

任剑涛

你讲如今的国学课、儒学课,五花八门,事实确实是如此。相当多的国学课、儒学课教师都是临阵磨枪的人士,可能几年前他们完全是国学、儒学的门外汉,一看国学、儒学热起来,便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儒学专家。这些冒牌的专家,实在败坏了国学、儒学的声名。但如果佛门对国学、甚至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人士讲述国学、儒学,这倒是正常现象。儒、释、道三教合一,构成国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通人打通门户来讲述,倒是好事。

国学、儒学是什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简而言之,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儒学就是儒家之学。但国学、儒学的现代兴起有当年“国将不国”的背景在,因此国学、儒学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很强。国学、儒学常常让某些有政治情怀与社会关注的人士倾注了非国学、儒学的复杂因素。国学、儒学的变形走样势不可免。至于儒学自身,历来将纯儒、杂儒、陋儒皆归属于这一范围,不免鱼龙混杂、难辨真伪。

在现代处境中,民主与法治应是主调。推崇这些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国学与儒家中人,常常被认为是现代国学与儒学的标志。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能被目为伪国学、伪儒。这与国学、儒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精神气质有关。死守自闭的价值与制度,是与国学、儒家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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