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河南郑州一个保姆在电梯里连续殴打她所带幼童十四拳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网民留言痛骂她“禽兽不如”、“天理难容”……实话说，笔者倒有些看多了的麻木感，类似这样的新闻近两年像开了春的蛇洞，一条又一条地冒出个没完没了，除了说明人性丑恶和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得力措施加以管控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像幼儿园虐童和养老院虐老一样，无论我们对此多么的愤怒，都对两件事心知肚明：第一、这样的恶行广泛存在，暴露出的只是极少一部分；第二、这样的恶行永远没有“最后一次”，它还将不断涌现出来更加残暴、丑陋的升级版……
相比之下，古代笔记中极少见到这样的案例。虽然史料上记载，那时负责照顾孩子的保姆——尤其是奶娘，也存在着“必高其值，且恒以去挟主人，而又不尽心哺儿”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她们还是尽职尽责，甚至舍己育儿，留下了很多温情无限的故事，被古人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记录在了纸上和心头。
一、事之如母：隐瞒身世十几年
“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郑板桥这首名诗所吟诵的，正是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郑板桥三岁时，生母就去世了，家中又贫寒，生活十分拮据，所以史料记载他“少孤寒”，全靠一位姓赖的乳母悉心哺育才活了下来。有一年赶上饥荒，大人都吃不上饭，小孩子更是嗷嗷待哺。赖氏每天早晨要去集市卖东西谋生，便把小郑燮（板桥本名）背在身上，用一文钱买一个烧饼，放在他手里让他慢慢吃，再去忙其他事……直到晚年，郑板桥回忆起这一幕，依然泪如雨下……
郑板桥画像
在古代，像赖氏一样的乳母或保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咸丰庚申（公元1860年）年间，中国陷入全面战乱。在南方，太平天国连续作战，攻下江苏多座重要城市；在北方，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而战火纷飞下的黎民百姓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
《清稗类钞》记载，当时吴中有一户姓程的人家，家中有一婢女，嫁给了当地一位姓叶的农民，生养了几个孩子。太平军攻来时，程家所有人都逃到乡下，暂居在叶家，“财物悉寄焉”。农村生活本就艰苦，战乱更使得饥饿、瘟疫接踵而至，城里人受不得这个苦，“不数年，程家属相继死，仅遗一幼子，在襁褓中”。不久，叶姓农民也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一大群孩子——其中包括程氏的遗孤。
从此，这个寡妇便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抚养这些孩子，对其中程姓的遗孤格外的好，要求也特别的严格。而遗孤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跟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管她叫妈妈。
时光荏苒，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寡妇“为程子聘邻村一女为妻”。成婚这一天，按照规矩，媳妇要拜婆婆，程子把寡妇请出，“将以新妇见”。而寡妇出得屋来，却对着媳妇拜了两拜，满堂的客人都惊呆了，程子更是大惊失色，寡妇说：“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婢也，主人不幸遭乱，流离死亡殆尽，我以郎君年幼，无人管束，故十余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实耶！”
接着，寡妇把十几年前程家的遭遇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又将程家寄托在叶家的钱财统统拿出来归还给程子，“程子欲分其半以与婢，不受”。程子拗不过她，于是坚持奉养她终老，“乃使其妻以姑（婆婆）事之，而己仍呼为母焉”。
同样与被哺育者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后来却“事之如母”的，还有不少。清代有位名叫陶东明的名士，他的儿子陶开永，从三个月开始就交给一位姓周的奶娘照顾，“抚之如己出”。在当时，奶娘这个行业也是“稀缺资源”，前面讲过，往往存在着要高价、动不动就以离职要挟主人的情况，而这样的奶娘又很少尽心哺育孩子。周氏则相反，只要合适的费用，“多给之不受也”。几年之后，陶东明去世了，其妻张氏想不开，“以身殉”。那时陶开永只有八岁，全靠周氏抚养成人。而陶开永娶妻生子之后，一直感激周氏的恩德，“奉养如慈母”。可是周氏只要闲下来依然跟着其他的杂役婢女一起做工，陶开永流着眼泪请求她不要这样，周氏说：“我就是个劳碌命，不干活反而不踏实。”陶开永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后来就让周氏帮助自己操持家政，“有条不紊，不知者以为母子也”。
二、秋菊抚孤：坚决不嫁“肮脏翁”
电影《秋菊打官司》很有名，不过清代笔记中也有位秋菊，却因抚养遗孤而出名。
江西崇义县有位名叫王德化的医生，年过五十了还膝下无子，老妻做主为他讨了一房小妾，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在孩子刚满一岁的时候，王德化夫妇相继去世，其妾“典钗珥营丧葬”。丧事做完了，家里也就穷得不剩下什么了。其妾抱着尚在幼年的孩子在墓地痛哭失声，恨不欲生。家中的婢女秋菊毅然决然地对她说：“主人只留下这么一点血脉，你现在假如寻了短见，让孩子怎么办？九泉之下见到主人，他也不会原谅你的！不如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虽然家中贫困，免不了恶衣粗食，但有我来帮助你们，再苦的日子总能熬过去的。”其妾含泪谢之。
感谢归感谢，但既然做妾，又以生养孩子为主，所以莫要说外出做工挣钱了，连家务活都已生疏。自此，这个家只能靠秋菊了，“秋菊日出为邻家操作，夜归，织屦灯下，得值以赡口食”。一旦挣到了钱，就扔进屋里一个瓮里，这么攒了五六年，瓮中的钱居然已经多到快要溢出来了。
不久，小妾去世了，秋菊出钱把她的丧事办了，自己这佣人兼保姆也就算没事可做，可以回家了，正值青春年华，大把的好事在前面等着呢。可是回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和孤苦伶仃的孩子，她犹豫了，自己要真的这么甩袖子走人，这个小娃娃可怎么办呢？于是秋菊送孩子上私塾念书，塾师也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娃娃，不计较学费多少，让他在学堂就读。
从此，“秋菊旦送儿往，暮迎儿归，形影呼吸，相依为命”。不仅如此，她还请画工绘出王德化以及其妻妾的画像，悬挂在中庭，“旦夕命儿瞻拜，一室中俨如主人在焉”。遇到孩子不好好读书，秋菊就对着画像悲啼，“儿为之感动，一意力学”，十七岁时那年终于考上生员。
秋菊十分欢喜，去查看这些年努力在外面做工挣的钱，又有好几瓮了，于是她“为儿整庐舍，洁衣冠，将择妇”。乡里乡亲的觉得王家早已败落了，如今就剩下一个当年的婢女秋菊，“薄其孤寒，鲜与论婚者”，只有曾经给孩子当过启蒙老师的塾师觉得此子将来必有出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婚礼这一天，已经长大成人的王公子携媳妇来到中庭，给自己的生父母叩拜完毕，回头就要叩拜秋菊，感谢她多年养育之恩，秋菊坚决不同意，王公子又要从此对秋菊“事以母仪”，秋菊更加反对，奈何塾师也在旁边力劝再三，她才勉强答应了。此后秋菊“不敢自怠，恒纺织以佐薪水用”。
当地有个中年油腻男，刚刚丧偶，“闻秋菊贤，遣媒聘”，大概是托媒人许下了什么锦衣玉食之类的诺言，被秋菊一番嘲笑：“我要是想嫁人，早就嫁了，何必等到现在嫁你这么个‘肮脏翁’呢？我现在自己有个家，家里的孩子早晚会有出息，我宁可织布自己养活自己，也不会依赖你的。”而王公子没有辜负秋菊的厚望，后来举举孝廉，“适秋菊六十初度，郡邑楔旌其闾”。
三、千里哺乳：趋人之急胜游侠
如果说家里聘请的保姆和奶娘尽职尽责是一种“职业道德”，那么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录的“临时奶娘”故事，表现出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崇尚的“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的合体。
道光年间做过直隶永定河道的戴鸾翔，有个儿子当广东县令，上任不久就突然发急病去世了。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期间，而家中贫寒，不能在广东久居，考虑到老公公当时正在汴梁做官，于是戴妻便大着肚子扶柩北归，去投奔公婆。行至湖南，在一处旅店休息的时候，突然肚子疼了起来，然后产下一个男孩。
为去世的丈夫诞下一个后代，戴妻喜不自胜，然而又陷入愁苦之中，一来自己毫无育儿经验，任凭孩子哭哑了嗓子也没办法，二来自己全无奶水，结果导致“儿日夜啼，妻亦抱儿而哭”，吵得旅馆里外的住户都不得消停。有个妇人气哼哼地过来，发现是怎么回事之后，责备孀妇：“你不就是没有奶水吗？雇个奶娘不就是了，让小娃娃这么没完没了地哭，我们其他人还睡不睡了？”戴妻哭着说：“我是带着我丈夫的灵柩到汴梁去，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找奶娘，何况我丈夫生前做官清廉，如今撒手人寰，我连去汴梁的路费都是借的，哪里还有钱雇奶娘，可怜我丈夫就剩下这么一点骨血，儿死我亦死也！”说完哭得更加伤心了。
那妇人听了，皱着眉头责备她道：“你一个当妈的人了，别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然后一把抱过孩子，敞开怀就把奶头塞在了孩子嘴里，孩子有奶喝，马上就不哭了。接着妇人对目瞪口呆的戴妻说：“我是本地人，几个月前也生下一个孩子，所以奶水足，不过我家温饱无忧，所以我是不给人当奶娘的，这样，我回我的客房里跟我丈夫说一下，看能不能帮你在附近雇个奶娘。”戴妻自然千恩万谢。
等孩子吃饱了，睡着了，这妇人回到家里去，支使丈夫去找奶娘。结果问了一圈，乡里乡亲的倒是愿意给本乡人当奶娘，但听说是要跟着去汴梁，路途遥远，没人愿意做。丈夫回家跟妻子一说，那妇人蹙眉良久道：“这样的话，只好我跟那孀妇跑一趟了。”丈夫一听大怒：“咱们家不愁吃不愁穿的，怎么能去给人当奶娘？！”妇人把眼一瞪：“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那母女二人一个饿死，一个哭死吗？这件事情事关人命，我说怎样就怎样，你不要管！”
于是她花钱雇了个奶娘，将儿子托付给她哺乳，“而自从戴妻以行”。戴妻小心翼翼地问她：“这一趟您跟着我需要多少钱啊？等到了汴梁，我一定如数给您……”那妇人火爆脾气又犯了：“从这里到汴梁，从汴梁回这里，所有费用我自理，一分钱也不要你的！”然后拔腿就走。
“遂发湖南，道湖北，而至于汴”，一路上多亏妇人哺育和照顾，戴妻和孩子才平安抵达汴梁。戴鸾翔见到儿子灵柩，悲伤不已，见到刚刚出生的孙子，又无比欣慰，对那妇人感激不已，要给她丰厚的报酬，那妇人坚辞不受。戴鸾翔让老伴“盛服拜谢之，又具盛馔，与之宴饮”，临走时说：“你回湖南的路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夫人高洁，超迈寻常，然而要是这点路费都不收，我们老夫妇实在太过意不去了。请千万不要再推辞了。”那妇人只好收下，抱着自己哺乳了一路的小孩子亲了一下，就毅然离去。
“余谓此妇所为，类古游侠之土，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谓奇女子矣！”俞樾在文章的最后由衷地赞叹道。
今天的中国，既无战乱，也无饥荒，按理说是有史以来物质最丰盛的时代，但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却屡屡冒出虐童这样堪称在人性上突破底限的丑闻……是贫富差距引发的心理失衡？还是弱势群体受气后报复更弱势群体？问题是这些情况在古代也存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猛料”爆出来呢？也许有人会说，只是信息发达、媒介形式的丰富让类似事件获得曝光的机会更多罢了，那为什么那些善良的奶娘、仁厚的保姆、侠义的妇人却难得一见，没有获得曝光的机会呢？看来正确答案不是那么容易得出的……不妨换个角度想想，我们都盼望社会多一些好人，但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做个好人，假如不愿意，为什么？那么答案就算不中，亦不远矣。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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