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观红楼1：欧丽娟讲红楼梦》，欧丽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87版红楼梦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阅读心理：现实的补偿
弗斯特认为，对于人们喜爱读小说的原因，我们需要一种较不接近美学而较接近心理学的答案，因为：
人类的交往，……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浅或泛泛之交；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对别人推心置腹；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说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小说里也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补偿。
也就是“阅读”所具有的这种心理补偿功能，使读者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在书中寻找认同（identify），于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在小说中心灵呈现得透明清晰的人物，让我们没有因“不了解”所引发的种种障碍问题，而补偿了现实人生中追求互相了解、抹除人际隔阂的挫败，因此我们可以彻底解除心防，与他们合而为一地同喜同悲，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接受度；即使不能认同，也总不失同情，甚至因了解而同情，又因同情而支持，于是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观照立场和价值观的偏向，从而在美学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以《红楼梦》中最具代表性的钗、黛褒贬来看，如果说，黛玉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用“探照解剖式”的，着力于层层挖掘透底，使人物里外敞亮明晰、一览无遗，让读者可以得到完全的了解，因此是叙述观点与人物观点合一之后的产物；则相对而言，宝钗乃是“投影扫描式”的，或说是“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的叙事角度。因为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忠实再现了现实人际关系里“守”与“藏”的本貌，其摹写仅止于外表的浮现，只见其言语行动而隐藏心理转折，致使读者不免陷入于认知模糊的状态，以及由它所带来的混沌不明和距离感，使人无法透视了解、逼近深入，因而不自觉地引发读者的防卫心理，无法真正与她同情共感，终究导致情感认同的背离。
这种人物塑造方法之不同，也直接导致了读者在喜好上的偏向：大部分的读者偏爱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林黛玉，却质疑、甚至反感于现实中较接近于一般人的薛宝钗。同理可以推诸其他人物，凡是阻挡我们延伸自我的角色，就会引起厌恶与排斥；而能够满足自我需求的角色，就会获得赞同，无论是否合乎情理。这确实是一种强力支配阅读反应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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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弱点：同情弱者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就已经注意到，“同情弱者”是如何地影响文学分析的客观判断，《文心雕龙·才略》说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也就是说，魏文帝曹丕因为是政治上的成功者，于是读者就以“平衡原则”降低对其才学的评价；而陈思王曹植因为现实的失败，以致读者便透过“补偿作用”而提高对他的肯定，这种非理性心态被严谨公正的文论家批评为“俗情“未为笃论”。
可惜的是，这种“同情弱者”的心理本能是极为普遍的，所以说“雷同一响”；而且所造成的结果不只是“以位尊减才”“以势窘益价”而已，往往还牵涉到道德判断，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每个人看事情的倾向都是在强大之中看到有罪的人，而在弱小之中看到无辜的受害者。
就在这种本能倾向下，读者就很容易发生涂尔干所说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容忍一些人类通常都有的弱点、缺陷，例如自私、软弱、偏见、固执、好色，但一旦这些弱点带来了甚或仅仅是伴随了严重后果，人们往往就无法容忍这些弱点了。而且，戏剧效果越好，艺术感染力越强（越‘真实’），观众就越容易为这种情感左右，就越不容易理性、冷静体察和感受裁判者的视角。一种强大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会推动我们去寻找和发现敌人，创造坏人。”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红楼梦》的人物论中，何以总是以黛玉、晴雯为“无辜的受害者”，忽视她们性格中的缺点甚至负面成分，并由此在“发现敌人，创造坏人”以寻求情感宣泄的情况下，将宝钗、袭人贴上有罪的标签，而横加贬抑。夏志清（C. T. Hsia, 1921—2013）也认为：“由于读者一般都是同情失败者，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概将黛玉、晴雯的高尚与宝钗、袭人的所谓虚伪、圆滑、精于世故作为对照，尤其对黛玉充满赞美和同情。”于是“除了少数有眼力的人之外，无论是传统的评论家或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宝钗与黛玉放在一起进行不利于前者的比较”，透显出“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可见同情弱者的心理本能是如何将读者带离“理智”，而失去客观公允。对于《红楼梦》这部戏剧效果绝佳、艺术感染力超强而十分“真实”的作品而言，感情用事的非凡程度也就不言可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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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心理：投射与认同
与“现实的补偿”这个阅读心理有些关联的，是读者很容易会对小说中的主角产生心理投射与认同作用，藉由主角所发生的人生遭遇，一方面可以满足当主角的渴望，一方面则可以扩充生命经验，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现实中自己的平凡无奇的一种补偿。在《红楼梦》的阅读史中所出现的一些极端现象，如邹韬《三借庐笔谈》卷四所载：“《石头记》一书，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余十四岁时，从友处借阅数卷，以为佳；数月后，乡居课暇，孤寂无聊，复借阅之，渐知妙；迨阅竟复阅，益手不能释。自后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馆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闻乾隆时杭州有贾人女，明慧工诗，以酷嗜《红楼》，致成瘵疾。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气噎而死。苏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颠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无常，卒于夜深逸去，寻数月始获。这些都是投射与认同的极端例证。
除了认同主角之外，读者也往往倾向于认为主角就是作者的代言人，并进一步在主角视角的诱导之下，去进行对人事物的判断。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作者=小说主角=正义化身”的推演脉络，以致采取主角的眼光来看待其他人物和事件，结果就是：与主角亲近的就是好人正事、与主角冲突的就是坏人∕恶事，从而失去了局外人所可以拥有的客观立场。清代解盦居士所谓：“此书既为颦颦而作，则凡与颦颦为敌者，自宜予以斧钺之贬矣。”
最足以反映此种阅读心理。赵之谦就曾经对这类的《红楼梦》人物接受现象有过疑惑，并通过思考，对于此一现象有了极佳的解释：《红楼梦》，众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书，自有看此书者，皆若一律，最属怪事。……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
正是在“人人皆贾宝玉”的心理投射下，不仅宝玉年少时期的淘气任性被视为英雄革命，传达了所谓的反传统思想，而其所钟爱的黛玉更成了完美的女性，共同为超时代的“新人”；只要涉及作者对他们的负面描述，都会用“贬而后褒或贬中含褒”的立场进行讨论，如同凡遇到小说中明确是赞扬宝钗之处，则以“褒而后贬或褒中含贬”的逻辑咬定是贬抑。但事实上，所谓的“褒中贬”“贬中褒”本质上还是建立在“褒贬”之价值判断的语词，并不是对人格特质的客观分析；而“褒贬”的判断标准最终还是一种简化的二元观。若我们对这些语词的使用情况细加检验，就会赫然发现：“褒中贬”之说一定是用于宝钗、袭人身上，“贬中褒”之说则全数见诸宝玉、黛玉身上，由此可知这仍然是二元观的产物，其终极立场仍然是以黑白二分法看待人物特质，因此对前置语“褒”“贬”所代表的客观叙事予以刻意否定，而以代表个人价值观的后置语“贬”“褒”取代之，以符合自己的主观好恶。
作品简介
《大观红楼1：欧丽娟讲红楼梦》，欧丽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部《红楼梦》，如何真正进入曹雪芹的红楼梦世界？
台大中文系欧丽娟教授穷十年之功，潜心研究，读出那些隐藏在《红楼梦》文字之间与文字之外的声音，得出了自己最真切的感悟：
《红楼梦》是追忆之书，也是忏悔之言，书中字字是泪，饱含对诗礼簪缨世家光景不再的无尽伤感与眷恋。书中对清代贵族世家生活与场景的还原堪称巨细靡遗、入木三分，加上作者对于无法挽救家业衰败的自我疚责构成了《红楼梦》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世家公子叙写世家大族的小说。因此，只有回到传统中国的世家文化之中，体认清代贵族世家的心理感受乃至精神高度，才能避免“庄农进京”式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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