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种独特的显影剂,没有人能够靠近它而不付出代价: 很少有作者能够描述它而不显露自己内心的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谈论中国的人也就是在谈论自己。
--西蒙·莱斯
林纾这个名字对您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应该从很久以前就出现在所有文学史的教科书里。林纾出生于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这位自学成才的饱学之士是清代人,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他是画家、书法家、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他实际上是从十九世纪末,中国第一批文学译著的译者,当时的图书馆里没有这样的书--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是由古文的评论文章组成,而不是引进外来读物。 所以林纾为给中国读者介绍十分富有异国情调的作者和著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首先主要是来自英国的,后来是来自法国、美国、瑞典和德国的。然而,林纾却既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一门外语。他首先让一位翻译助手朗读并口译文本,这位助手至少是从理论上掌握原文的语言并能不太困难地大胆尝试将文本口译为普通话。根据他为数不多的几位细心的诠释者的说法,林纾把一切用古文重新写出,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相比于文本的韵律、节奏和风格,他更注重于故事的情节。林纾,只允许自己用惊人的才能去通过别人的眼睛阅读任何一种语言。
在十九位助手的帮助下,他翻译了,更确切地说重写了近两百部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包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大小仲马、托尔斯泰、狄更斯、歌德、史蒂文森、易卜生、孟德斯鸠、雨果、 契诃夫、洛蒂。 在二十世纪初,这其中的一些译著在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比如《茶花女》,又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更有吸引力和神秘的是,这些译著中有五十多部没有出版,这些文本的作者和语言都无法验明。这些遗失的手稿中有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杰作。
林纾的译著常常巧妙地另辟蹊径,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文学史上,甚至是写作史上,并不缺少这样的例子。年轻的艾萨克·巴甚维斯·辛格,克努特·汉姆生、罗曼·罗兰、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的依地语译者,似乎一点儿也不懂挪威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他是根据战前在波兰流通的德语译本进行翻译的。维托德·贡布罗维奇是另一个有名的例子。他在阿根廷,在维珍留·皮内哈(Virgilio Pi?era)和温贝托·郝德格·陶莫(Humberto Rodríguez Tomeu)的帮助下,把他的《费尔迪杜凯》用西班牙语重写 ,而这两位古巴作家连一个波兰词语也没听过。然后再在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盟老师的帮助下把这个版本译成了法语,也就成了莫黑斯·纳豆(Maurice Nadeau) 在1958年出版的第一个法文版的《费尔迪杜凯》。
1921年,林纾决定根据约翰·奥木斯贝(John Ormsby)1885年的英文版来翻译《堂·吉诃德》。(或许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有个名叫哈依姆·比力克(Ha?m Bialik) 的人,他也不懂西班牙语,从1912年起用同样的方法根据一个俄语版译了一个希伯来文版。而讲西班牙语的艾利桑德·哈卡维(Alexander Harkavy)的依地语版在1897年时就已经在纽约流通了。)他的曾在英国留学的助手陈家麟能够给他朗读,用一种已经成熟的巧妙技艺。但他只译了一个不完全的版本,不仅添加了新的对话,还删减了包括有名的序言在内的许多章节:也就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杰作的第一卷相应的285页--不得不提一下有个叫皮埃尔·梅纳尔(Pierre Ménard)的人,根据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说法,曾悄悄地大胆重写《堂·吉诃德》的第一卷。
这本《疯狂的骑士传》(另译作《魔侠传》)于1922年在上海出版。上海,中国图书业的门户,因它的出版商、印刷商和文学咖啡店而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林纾,因病于两年后去世,带着半本《堂·吉诃德》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堂·吉诃德》讲的正是一个沉迷于骑士小说的老病人的故事,而这些情节是一个阿拉伯语文本的翻译,塞万提斯认为一个伊斯兰历史学家是这个文本的作者。从十四世纪开始,假译者的花招在骑士文学领域屡见不鲜,作者常常声称他们的文本实际上是托斯卡纳语、塔塔尔语、希腊语、匈牙利语,甚至是没有被识别的语言的译文。文学现代化在1605年以一本著作而开始,而这本著作是一本译著,并且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小说读者。真是环环相扣。
一部译著,或说是忠实的重述,和原作肯定不同。何塞·奧德嘉·伊·加塞特认为这样做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原著的路。不可置信的巧手林纾的小说骑行,在他忠实助手陈家麟的辅助下,不但不能揭示这种翻译手法的误区,而相反是令人难以应付的阐明。
2017年于巴黎
(译者:刘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