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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悲歌:被错放到皇位上的风流才子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史家描绘其容貌:“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

导读

“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父子,在历史上却是以文学史人物著称。王安石曾与黄庭坚谈“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荆公则认为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而我们知道,这些妙句都分别出自李煜和李璟之手。若以王国维的观点,则是李璟“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在“小楼吹彻”之上,“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第一流的词人,治国理政又如何呢?他们的本职毕竟是帝王。本期这篇文章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角度讲起:南唐三帝,除开国皇帝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外两位都仿佛投错了胎——明明是风流才子,却被放到皇帝位子上。

南唐悲歌:被错放到皇位上的风流才子

南唐先主李昪钦陵 李洁非/摄

国家大一统的历史,垂今七个半世纪以上。自元七百余年来,中国有内战,终未再现分裂格局。故而今人想起“中国”二字,都是幅员辽阔、江山一统的概念。然若回到历史中看一看,不免讶然发现,有史以来,大一统在中国约摸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夏、商情形,史料较少,但肯定不能称之大一统形态,因为彼时连大一统的理念犹付阙如。两周虽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其行封建制,方国一面尊王,一面从政治上独立,到了东周,更是连尊王礼制也颓坏了,列国逐鹿,造成持续数百年的大分裂。始皇创制中央集权,汉祖仍之,至此,中国始真正建起大一统国家。随后却是三国鼎立的分裂期。之后,中间夹着一个短命晋朝,又陷入更严重分裂——先是北部“五胡乱华”,继而东晋也在南方化为宋、齐、梁、陈。隋唐将此乱世终结,从而迎来前后不足四百年的统一期。逮于唐末,中国再度分崩,中原地区次第出现五个嬗替的政权,中原以外,尚有十个偏安小国,史称五代十国。随着宋代建立,殄灭其他地方政权,一般认为中国恢复了统一,但实际相对唐疆,北宋仅得谓之区域性统治者,之外有辽和西夏,惟汉人囿于正统观念,刻意抹煞“夷狄”,贬低辽、夏,以至于把宋说得好像已经广有四海,认真来论,当时北宋连西夏都无法搞定,对辽更只能甘拜下风;继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女真人旬月灭辽之后,再将宋人驱至江淮以南,中国又归南北划治格局……总之,从唐末崩坏算起,迄乎蒙元灭宋,此一分裂期断乎不是到五代十国为止,而是绵延有四百年。历史上统一之中国,真正稳定下来,实自元代起,以后分裂匿影,纵使易代之际有内战与割据,如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相争,以及清初浙闽桂滇之南明流亡政权、民初之军阀混战,皆十来年而寝,神州不复蹈于多国并存、分庭相抗旧辙。

长达七百余年的稳定大一统,熏陶我们情怀,而不知不觉限制了历史视角、趣味与认识。其中,对大一统王朝厚予青睐,视区域小国历史蔑不足称,是比较普遍的。几次主要分裂期,除魏、蜀、吴三国一段广受关注,余则知者寥寥,惟少数治史专门家默默做研究。应该说,这是世人对中国史知识的一个明显不足。一来,中国历史不光有“分久必合”的一面,也有“合久必分”的另一面,比例似乎还以后者为大,对此事实,我们应有概念。二来,非大一统的区域政权历史不但是中国史的部分客观存在,其情形值得认识,而且内容之精彩,也未必逊于大一统王朝,有不少可观可览、可嗟可叹的人与事,任其湮没不闻,实属可惜。

比如,五代十国里为宋所灭的南唐。说起南唐,今偶有知之者,大抵只限于“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了,后主李煜尤知名。然而他们为人所知,根本不因为自己国家和历史,知名惟赖诗与文,换言之,仅仅以文学史人物留了下来,而他们生平最重要的方面,即作为一国之君之经历,世人多半眙愕不能言。设想一下,若是某个大一统王朝之君,身后事迹何至如此寂寞。但李璟、李煜还算幸运,彼父子二人文才天纵,国虽灭名以文传。又有多少和他们一样的非大一统王朝之君,虽当世叱咤一时,甚而卓有所树,却并没有别赋异具能使后人犹诵其名,从而渐被主流历史挤至犄角旮旯,无人问津。总之,中国史此一层面,颇待检视。笔者于兹,借南唐为一隅,略事述陈,以示样例。

唐朝末年,彭城亦即徐州,有个孤儿名唤彭奴,据说姓李。唐僖宗光启四年(西历888)十二月二日生,六岁丧父,被伯父带到濠州收养,未几,母亲刘氏亦卒,彭奴彻底变成孤儿。“彭奴”大概非其本名,“彭”字或即指彭城,“奴”字则也许是对他失怙失恃、孤苦伶仃情形的描绘,总之,很像是路人的随口所呼。母亲一死,不知何故,彭奴便从伯父家离开,“托迹于濠之开元寺”。濠州就是凤阳,日后还曾出过另一位皇帝朱元璋。无独有偶,朱元璋少年时亦曾托迹于濠州一座寺院。

过了十年,天下已经大乱。军阀、宁国节度使杨行密攻濠州。这个杨行密,庐州合肥人,盗匪出身,为刺史郑綮捕获,奇其貌而纵之,随即应募为州兵,渐以功升,直至创建“十国”中的吴国,死后由次子杨隆演上庙号太祖。吴太祖下濠州,得彭奴,和当年刺史郑綮见到自己的反应一样,他对彭奴也是“奇其貌”,就因这个,收为养子。此为彭奴一生之转机。然而“杨氏诸子不齿为兄弟”,杨行密儿子们全都瞧不起彭奴,耻于和他做兄弟,大概没少和父亲闹意见。杨行密被闹得吃不消,遂找来一名重要的部将徐温,说:彭奴这孩子状貌非常,我担心杨渥(太祖长子,后继吴王之位,庙号烈祖)弟兄终不能容,所以求你收养。于是,徐温便收下彭奴,随其姓,还给他重新起了名字叫“知诰”。李彭奴就此变身徐知诰,直到以后受吴主之禅、当上南唐皇帝,始复其旧姓李氏。

李乃中国大姓,如今极寻常。然而彭奴原本姓不姓李,却很有争议。因在当时,李乃唐室皇姓,人谓彭奴自称姓李,系别有用心。《吴越备史》云,彼实本姓潘,湖州安吉人;吴国有一将领叫李神福,在湖州作战,掳之以归,“为仆隶”,徐温拜访李神福时得见,“爱其谨厚,求为养子”,日后彭奴就因“始事神福,后归温,故冒李氏以应谶”,冒充李姓以编造自己是唐室后裔的谎话。此说不但抹煞彭奴姓李,且连如何被徐温收为养子的经过,也另述一段故事。真相如何,无从断之。但我们知道《吴越备史》是敌对方所撰,钱氏吴越国早在杨氏吴国时期即为宿敌,他们一口咬定彭奴与李姓无关,用意自很昭彰;而且在否认彭奴姓李的同时,顺带把他的隶籍也从徐州改为湖州,而湖州在吴越国版图下,这不啻是说,南唐开国之君真实出身乃吴越国的一个低贱臣民。

《吴越备史》之说,诬蔑可能性大。但南唐国姓之有疑点,终不能消除。笔者认为,南唐不妨姓李,但所谓李唐后裔这一点,应是彭奴杜撰出来的。正史方面,薛居正等《旧五代史》记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欧阳修《新五代史》记为“唐宪宗子建王恪”“四世孙”,但都注以“自云”、“自言”、“自以为”字样,以示并无谱牒为据。这种把戏,本无新意。蜀汉昭烈帝刘备便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司马光《资治通鉴》一面予以照录,一面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亦即刘备祖父以上家世,只字无存。

眼下,彭奴暂且姓徐,且有了一个听上去官味儿十足的新名字“知诰”。作为徐知诰,他将在世间存在二三十年,直到即皇帝位之后第三年,改复李姓。先前,徐温育有四子,依次为知训、知询、知诲、知谏。从起的名字看,前三子可能生于其未显之时,起名仅具孝道之义,到了第四子,他大概已经发达起来,于是使用了有政治气息的字眼;此时新收一义子,同样循此思路为之取名。

史载“知诰天资颖悟,奉温尽子道”,而我们加以体会,天资颖悟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想必是幼年即孤的经历令他早熟,更知隐忍。总之,知诰对于徐温,表现极为谨顺。因非亲生,徐温对知诰喝叱随意。一次随养父出兵,途中稍不如意,徐温“杖而逐之”,用棍子把知诰赶走,等徐温转回府上,却见知诰“拜迎于门外”,“义祖(徐温庙号)惊曰:‘尔在此邪!’烈祖泣曰:‘为人子者,舍父母何适?父怒而归母,子之常也。’”孩子离开父母能上哪儿去?父亲生气赶我走,我就自己回来找母亲了。说得楚楚可怜,徐温很受用。徐夫人也姓李,“以同姓故,鞠养备至”,加上妇人心肠多半软一些,对知诰态度较好,这是徐温撵他走,他却能折回求李氏收留的原因。

知诰事温极谨,非一朝一夕,而是十几年如一日。后来,徐温生一场大病,卧床不起,知诰“躬侍左右,至于粪尿皆亲执器,动至连月。逾时扶掖出入,或通宵达曙曾不解带,或夜闻謦欬乃率妇同往者数四”。徐温于床上,闻帐外人至,问“谁在哪儿啊”,答必是“知诰在此”,再问“还有谁啊”,答必是“知诰之妇”。知诰所做到的,徐温亲生诸子无一能做到。久而久之,徐温对知诰“亦颇钟爱,抚养无异”,以至犹胜亲生。及知诰十几岁,徐温为之娶妻,又慢慢让他在家里主政:“温知其必能干事,遂试之以家务,令主领之。自是温家生计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颁赐物段、出纳府廩,虽有专吏主职,然能于晦朔总其支费存留,自缗疋之数,无不知其多少。及四时代腊,荐祀特腯,醼馔肴蒸,宾客从吏之费,概量皆中其度。逮嫔婢嬖姥,寒燠衣御,纯绮币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给,家人之属,且亡间言。”徐家井井有条,上下都挑不出毛病。吴太祖杨行密看在眼里,也对徐温翘大拇指:“知诰隽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随着知诰益受器重,以及徐家在吴国权势更大,几位兄弟嫉忌之心与日俱增,尤其徐家长子知训,亟以知诰为患,“尝召知诰饮酒,伏剑士欲害之”。但此人骄淫失众,在扬州被大将朱瑾所杀。知诰得讯,即领州兵入广陵定乱,为知训复仇,于是反立大功,取而代之,接过了知训的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之职。不久,又有人数劝徐温“以亲子知询辅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诰通过耳目,侦知此事,准备上表“乞罢政事”,请求调往远处的江西出镇,“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徐温死后,次子知询嗣为金陵节度使、诸道副都统,频频与知诰争权;此时,知诰不再相让,设计诓知询至金陵,把他软禁起来,“悉夺其兵”。

自徐温起,徐家在吴国已势焰熏天,杨氏久为所挟。到了937年,徐知诰遂受吴王之禅,得其国。所谓“禅让”,不过是政变的美化说法。冬十月,徐知诰即皇帝位,初改国号为“齐”,改吴天祚三年为昇元元年,尊徐温为“太祖武皇帝”。 这时,轮着徐家人拍马屁了——昇元三年正月,徐温两个儿子江王知证、饶王知谔上表,请求皇帝“复姓李氏”,宋齐丘等一班臣子亦各上表敦请。据说徐知诰扭捏作态,“犹怀徐氏鞠养之惠,不忍改之”,但半个月之后,也就“勉从”了。二月,宣布复姓李氏,再改国号曰大唐,为生父生母发哀、服孝,而将徐温庙号由“太祖”改为“义祖”。至于徐温所起的名字知诰,也肯定要改;曾拟名“昂”、“晃”和“坦”,经人指出各有所犯,最后定下来以“昪”为名。

因了徐知诰变身李昪,我们素知的“南唐二主”,始得成为李家人。否则,他们史上所留之名,有可能是徐璟、徐煜。

除开姓名换来变去稍嫌不堪,李昪别的方面都还让人称道。吴国从杨氏立国,到徐氏擅权,再在李昪手里变成南唐,总的看,三家以李家表现好,较不昏戾。这片区域,为今苏、皖淮河以南,武汉以东之湖北,河南东南角,江西全境,后来还包括福建西部。李昪称帝后,此地趋于安静。李昪的安静,一因有自知之明,二是比较体恤民情。南边的汉国(今两广一带)曾遣使来,约伐西边的楚国(今湖南),然后平分其地,“帝不许”。宿敌吴越国都城大火,群臣纷纷认为其机可乘,要求发兵,“帝曰:‘奈何利人之灾!’”,反“遣使厚持金帛唁之”。李昪不肯以邻为壑,并非对敌仁慈,而是忖度过本国实力,不怀不切实际的梦想。臣子们出于对通常帝王心理的揣摹,每奏请:“陛下中兴,宜出兵恢拓旧土。”旧土,是指大唐疆域;南唐既称李唐后裔,诸臣便拿这话拍李昪马屁。南唐名臣冯延巳,也常唠叨“广土宇”之事,说“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三国即南方之邻吴越、楚、闽,要求至少把它们先拿下。李昪全都拒绝,坚奉睦邻政策。陆游述之:“在位七年,兵不妄动”,《江南野史》则历数,李昪“自握王权至禅位,凡数十年,止一拒越师,盖不得已而为之。”史家认为李昪不好大喜功,系因“少遭迍乱,长罹兵革,民间疾苦无细不知。”对于挑动他兴师之人,总答以:“吾少在军旅,见兵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当大乱之世,能对百姓体念若此,洵属难得。

陆游《南唐书》李昪本纪,于其宾天时评论:“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这几乎是古文人心中最好的帝王了。李昪爱民厚生之德,除体现在当着战乱之际敛武去兵,还包括其他事,如“登位之后,遣官大定检校民田,高下肥硗皆获允当,人绝怨咨”,只有真心与民休息,才会这么做。奉己则至俭,平时穿草鞋为主,器皿去奢、多以铁制,婢姬“服饰朴陋”,也不兴宫治,除个别细节“终不改作”,宫内隔板只用最廉价的竹子,李璟做太子时曾提出换为杉木,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

但他却有一事糊涂,就是迷信丹药。服药后,起初表现是“性多躁怒”,对臣下态度不好,不久便丧命于此。濒殂,已知悔悟,唤李璟入内,嘱之:“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又告诫遵守勿轻启战端的一贯政策:“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最后一句是:“它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对儿子言及此,李昪“啮其指,至血出”,以使他牢记。

李璟继位后,为父亲上庙号“烈祖”;李璟则由李煜上庙号“元宗”。这两个称呼,宋代都不承认。因为“宋承五季周统,目为僭伪”,不认李氏父子为帝,仅视为“国主”。故宋代史书,例称李昪“先主”、李璟“中主”(或“嗣主”)、李煜“后主”,惟陆游《南唐书》一反此例。换言之,如今我们“南唐二主”的叫法,乃是袭自宋代官方。

李璟为李昪长子,二十五岁立作皇太子,固辞。几年前父亲为齐王、犹未称帝,李璟被立为王世子时,就曾一再推辞。其说:“如臣兄弟友爱,尚何待此。”背后原因,诸书记载是李昪颇属意于四子景达,“欲以为嗣,难于越次,故不果”。然而,似亦与性情有关。据说,李璟“少喜栖隐,筑馆于庐山瀑布前,盖将终焉,迫于绍袭而止”。年少时,就向往世外生活。藉是以观,南唐李氏血液中、骨子里,生来有文人味儿,而不喜经济治政。李昪崩,“受顾命,犹让诸弟,辞益坚”,直至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节,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这才只好即位。或许,不肯当皇帝,在李璟出乎真心,并非故作姿态。

改元保大。关于此年号,《钓矶立谈》谓:“元宗之初,尚守先训。改元保大,盖有止戈之旨。”先训者,即烈祖临终所嘱“守成业”“善交邻国”云云。这一点,当代发掘已获直接证据,唐圭璋先生说:“近年南京发现李昪陵,有玉哀册,保大之‘大’字分明作‘太’,或保持太平之意,与《钓矶立谈》止戈云云亦合。”唐先生所指陵墓,即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系李昪、李璟葬处,分别发现于1950年、1951年。2010年秋,笔者曾往探访,当时仍在修葺,未开放,然因游客罕至,不设防阻,我意外深入内部随意察看,且得与技术人员有所攀谈。

但李璟恪守父亲旧策,时间不长:“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未及十年,国用耗半。”李璟943年登基,殂于961年,在位凡十九年。其间,南唐维持烈祖原态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之后便开始不安分、生事。攻楚伐闽,甚至结怨北周、援其叛将,虽然将福建西部收入版图,但“境内虚耗”“国势遂弱”,而李昪谨慎治国留下的家业,则挥霍殆尽。确言之,南唐走上亡国之路,正自李璟始,只是亡国之君的滋味却由李煜去品尝而已。

至其末年,北周大举南伐,周世宗柴荣二度亲征,南唐均大败,州县连陷连降。到了958年,柴荣又次扬州、耀兵江口,李璟终于上表请为附庸,自去帝号,易称国主,奉北周正朔、弃交泰年号改称显德五年,凡帝者仪制皆从贬损,甚至将己名由“璟”改“景”,以避郭威高祖之讳。至此,南唐已呈枯坐等死之状。

又二年,赵匡胤篡周,宋朝诞生,英主临世,南唐迎来倒计时。李璟情知不妙,翌岁执意迁都洪州(今南昌),避其锋锐。迁都不足两个月,“南都迫隘,群下皆思归。国主亦悔迁。北望金陵,郁郁不乐。”于是复议还金陵,未及行,寝疾,连饭都吃不下,勉强靠啜吸蔗汁补充养分,是年六月死于洪州,年止四十六岁。

他的死,纯属忧虑所致,但所有局面,皆其自铸自招。他内心也是悔惭交加,自觉无颜回金陵见先帝,遗言留葬洪州,“累土数尺为坟”,如平民般了此一生。然李煜岂忍从此遗言?迎柩还于金陵,为之营陵。又告哀于宋,为父泣请追复帝号,赵匡胤倒也通情达理,许之。这就是今人在南京能够见着李璟陵墓,且规格维持皇帝等级的原因。

接着,该我们一位顶级的天才人物登场了。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史家描绘其容貌:“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红楼梦》写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也是“广额丰颊”的意思。宝玉形象,汇聚了古时对聪明、俊秀、多情男子颜姿的理解,我以为曹雪芹构想其形象气质时,肯定想到过李煜。常人单睛一个瞳孔,偶有人却有两个,谓之重瞳,古人以为是异相。从嘉两只眼睛有一只如此,他的表字重光,不知是否因此而来。这个异相,给他带来了一点麻烦,“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从嘉乃李璟六子,本轮不着他当太子,他亦无意于此,但被立为文献太子的哥哥,仍以貌忌之。从嘉用潜心读书,表示对政治不抱兴趣。然也怪,他的哥哥们,逐个谢世,包括那位强势的文献太子。文献太子死后,从嘉即居东宫,但直到961年,李璟迁都的时候,始正式立为太子并留金陵监国,而仅仅四个月父皇崩于洪州,从嘉遂在金陵嗣位。

即位为君的同时,他替自己更名煜,于是我们文学史上才有了一位名叫李煜的大词家。

李璟御国十九载,南唐不单沦为别国附庸,经济也坏了,国库空虚。李昪死前曾告李璟:“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留有厚实家底。打仗最花钱,李璟频年用兵,把钱都花光了。李煜登基第三年,开始铸铁钱,实质犹如今之滥印钞票。铁易得而铜相对稀少,以铁制钱自然能够多铸。初,铁、铜钱并用,每十文以六文铁钱、四文铜钱相杂。“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市面上铜钱几无踪影。去哪儿了呢?“逮民间止用铁钱,遂藏铜钱靳弗出。”都被国家悄悄储存起来,“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官家等于利用权力操控金融,让百姓承担损失,为国库输血。“末年,铜钱一直(与“值”同)铁钱十。”相当于先前的一元贬至一角,物价之腾贵可想而知。但这剥削百姓的罪名,尚不能由李煜担负,他是花花公子兼书呆子,想不出这种高招,计策只能出自大臣们;然而大臣们亦系无奈,库帑虚乏,国家还要维持,虽是坑蒙拐骗,该做的也得做。除滥制铁钱,官家盘剥民间的手段,还少不了苛税。如《邵氏闻见录》载:“李国主国用不足,民间鹅生双子、柳条结絮皆税之。”诚然奇闻,实不知此税以何名目。宋人《独醒杂志》所记一事,尤具史料价值:作者家乡南华寺,保存着从杨行密吴政权到李氏南唐的税票,“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

百姓怨声载道,李煜浑然不觉。他犹有闲情逸致,去做看上去仁慈、很有爱心的事。一次游猎之余,“还憩大理寺”,或因亲睹所羁罪囚惨状而不忍,他一时兴起,自居法官,“亲录囚徒,原贷甚众”,赦免了许多人。又比如,“宫中造佛寺十余,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悉取给县官”,还与小周后一道,“顶僧伽帽,服袈裟,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这么做,倒不是乔模装样,而确系宅心悲悯;可他不曾想过,那些“慷慨”施舍之钱,毫厘皆夺诸民口。此人心地不坏,只是在锦衣玉食中长成,对世事实在一无所知。

如此纨裤子,摆在一国之主位子上,结局可料。974年,宋太祖着手解决南唐问题,发兵南下。李煜象征性地表示不满和反抗:去开宝年号、宣布金陵戒严。因太祖有“慎无杀戮”之嘱,宋师长围金陵,并不强攻。翌年十一月乙未日,城陷。李煜率群臣袒降于曹彬军门,随被解往汴京。赵匡胤封他“违命侯”,赐第养之。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李煜死在汴京;“是日七夕也,后主盖以是日生”,生死竟为同一日,时年四十有二。

南唐三帝,除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两位都仿佛投错了胎——明明是风流才子,却被放到皇帝位子上。李煜之秀外慧中,自不必说,那仪容气质,活脱脱是现实版宝玉。乃父李璟,同样一表人材、貌比潘安,史家形容他“音容闲雅,眉目若画”,这八个字,用在一位帝王身上,总觉得怪怪的。西邻楚国有使者来,归去逢人即说:“东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岂止惊为仙人,简直是连神仙也比不了。如此颜值,天钟地秀乃一方面,更内在的,应来自卓而拔俗的人文润滋,秀隽之貌与文雅之心,彼此生发,相互浸染,而莫分彼此。“好读书,能诗”,是李璟标志性特征。附庸风雅的帝王,历来不少,比如清高宗,以好吟出名,一生有诗据说多至数万,然无一句流传。李璟“能诗”,断非附庸风雅,而是诗性天成,他作为诗人与其帝王身份绝无关系,纯以诗质厕身顶级诗人行列而无愧色,如“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诸句,景意俱妙,空灵闪熠之思令人魂绕。王安石与黄庭坚谈,问后者“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妙’”。前者我们知道乃李煜《虞美人》名句,后两句则分别出自李璟和冯延巳。王安石对诗词炼字炼意,功力之深,素负盛名,他的品鉴自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王国维则认为李璟另一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犹在“小楼吹彻”之上,“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李氏三帝,两人为诗界翘楚,历史上除“三曹父子”差堪并论,盖无二例。对此,我们不免叹其基因之殊异;然基因之外,又有别的缘由可寻。李清照推究其因,讲过一番话:“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倘她说得是,根子我们应到李昪那里找寻。李昪自己并不像其子孙以文才鸣世,但他的价值取向,明显偃武修文,这在当时很突出。故而烈祖诸子,非止李璟有“好读书”之癖,他的几个太弟也都慕好风雅、亲近儒士,此必家风之所致。李煜从小即在此氛围中浸染,加上帝王之家尽揽一时人物,谁又能有这种条件?所以他的眼界见识得天独厚,被造就成那样一个人物,亦可谓不足为奇。

南唐三朝的尚文慕雅之风,再承以东晋以来衣冠南渡、风流文采渐以金陵为一新中心之遗韵,遂使此域在五代十国那种武人嚣张的乱世,别开生面,成为文教放兴、艺囿独秀之地。近体诗为长短句所代系我国诗史一重大流变;后世多以“唐诗”“宋词”并称,却不知所谓“宋词”是因凭五代词人开山辟林而来,而五代词林的发育,根本在中原以外。时有两处重镇,一为西蜀,一为南唐。西蜀有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南唐则有璟煜父子和冯延巳三大家。两相比较,南唐又以帝王径充词坛泰斗,更显气象迥越。尤须强调,南唐文气之盛,不止显于辞章一端,而是书、画、乐等各种门类艺术,争奇斗妍、巨擘辈出,呈现全方位繁荣。有则轶闻,将此一时之盛彰表无遗,睹之令人屏息敛气、目眩神迷: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诗咏,徐铉为前后序。仍集名手图画,书图尽一时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钜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皆绝笔也。

此作汇聚南唐画苑各方高手,人物、音乐、建筑、植物、动物各种影像,专人绘之,俱系“绝笔”,惜今不存,中国痛失一瑰宝。南唐画艺之高卓,现在可以瞻睹的,有顾闳中绝品《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开宋元山水先河的董源画作。实则李煜能诗之外,亦精书画,其书之法时称“金错刀”“撮襟书”,“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似乎宋徽宗有取法于此者,其画则善墨竹,“称翎笔墨竹”,至徽宗时,内府犹存其画作《秋枝披霜图》等九幅。又,纸砚之精,一时无出其右,他所专用的“澄心纸”,宋代“百金售一幅”,欧阳修、梅圣俞、苏轼皆曾有诗咏“澄心纸”之珍奇;其砚,妙绝无伦,某《砚谱》记其中一方,“水常满,终日用不耗”,具有奇特保润作用,滋墨不涸。又,洞晓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绝”。还有,南唐皇家图书收藏之富,冠绝一时,璟煜父子皆“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李煜还精于鉴赏,所藏均亲自过目鉴定后用印,宋初“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讐校精审,编秩完具”。所有这些,从善本书籍到钟王墨宝,以及李煜真迹,后被金人破汴京时席卷北去,从而下落不明、烟消云散,实乃中华文明一大浩劫。

欧洲史上,法兰西王室以雅尚艺术,造成一个时代;在中国,如欲寻觅一相似政权,我们认为唯南唐李氏,可以并论。

其实,南唐还有许多悲欣故事可表,比如李煜与小周后之苟且和浪漫,又如《默记》所述李煜为宋室毒杀之迷案,或韩熙载其人其事等,囿于篇幅,这里都暂且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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