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六朝史时，我们应该谈论些什么？

自己统计了一下，本年购买和师友所赠，大概有190多种书。读完的书，接近240种——去年是108种。

之所以突飞猛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读书环境有所改善——女儿上了幼儿园，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大把的时间。二是读书目标有所改变。此前还是在六朝史里打转，有点儿意兴阑珊。今年有意识地开始看唐代的材料，挨着刷完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全唐诗》、《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全唐文》还在进行中。这些对我而言都是新鲜的东西，所以看得津津有味，摘录了好几本笔记，感觉特别充实。

除此以外，大概都要算是课外书了。课外书大都杀了书头，看完的只是少数。有的是不好看，丢下就再提不起兴趣。有的是太好看，需要暂停消化一下，但最终也就不求甚解了。

在读书之余，我时常会想：是什么吸引自己关注六朝史？自己幻想中最理想的六朝史研究应该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六朝史的魅力何在？什么样的研究才最能够展示出这种魅力？

再或者，套用雷蒙德?卡佛的句式：当我们谈论六朝史时，我们应该谈论些什么？

卡佛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林出版社，2010年），我没有看完。不过，我记住了其中的名句：“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一样。”

我觉得，当我们谈论“某某制”、“某某集团”、“某某变革”之类的东西时，说起来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在谈论六朝史一样。其实，这些抽象名词在研究里好像是长了腿的活物，被赋予了生命，自我生长、发展、衰落。它们脱离了历史本身也能存在。

我觉得，弄懂一百个这样的抽象名词，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历史。就像研究了垒墙的砖，弄清了间架结构，背熟了建筑学名词，其实不等于了解了一所建筑。你唯有走入其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就比如我想了解宋代的官制，可能读完了《宋代官制辞典》，其实还是不甚了了。所以，这方面我很高兴读到了赖瑞和的《唐代文官》三部曲（《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唐代中层文官》，中华书局，2011年；《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2017年）——我并不需要知道某个官职的细节规定，这个官职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这当然是外行人的感受。行内人可能觉得，等你读完了基础史料，你自然就会感受到时代氛围。其实未必。在一段历史或者一种生活中淫浸太久，得到的往往只是无力而庸俗的概念，丧失的却是敏锐的感受力。所以，我很有兴趣地看完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江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寻路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甲骨文》（八旗文化，2011年）。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时代场景，通过他的转述，带出了自己并未感受到的意义。

研究历史大概也是如此，只有变换视角，或者努力感受，才能真正接近历史。在视角变换方面，关于方法的书，王明珂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运用方面，我觉得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特别值得推荐。但在感受历史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可能还要更多。

什么是感受历史？最近翻了《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13年）、《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年）等几部图文并茂的外国书，觉得很有感触。同时，我也读了罗新先生的《从大都到上都》（新星出版社，2017年）。比起考证性的文章，这本徒步游记所描述的沿路景观和作者的身体感受，带给我的是更为直接的历史氛围。在这方面，可能文学家的感受和描述更有张力。或许考证清楚了唐代两京的所有坊市，还不如王小波的一篇《红拂夜奔》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鲜明：

李靖他们住在洛阳城里时，这里到处是泥水。人们从城外运来黄土，掺上麻絮，放在模版里筑，就盖成了房子。等到房子不够住时，就盖起楼房，把小巷投进深深的阴影里。洛阳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时候的雨水多，包铁的木车轮子碾起地来又厉害，所以街上就没有干的时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东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顶上在阳光下干裂了，底下还是一堆烂泥，足以陷到你的膝盖。那些泥巴就这样在大街上陈列着，好像鳄鱼的脊梁。

罗新先生在《从大都到上都》的后记里写到他在地铁里与一名满身脏污的打工者挤在一起，有一瞬间彼此注视——“我和他贴得那么近，我却分明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沟”，“我忽然意识到，对于他，我是一个旅行者。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tourist），只是观光客”。

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只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发朋友圈求赞的观光客。甚至只是二手、三手转发这些照片的人。而不是真心想去感受它的旅人（traveller）。

所以，勒高夫在《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商务印书馆，2014年）的前言里的这段话让我很受触动：

我希望历史在变得更加学术化的同时，仍旧能够保持为一门艺术。它滋养人们的记忆，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

他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对史学的无知、对想象与文笔的蔑视能够造就优秀历史学家的时代”。

这本书我只读完了前言和第一篇《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的研究充满了肆意的想象和文学笔法，而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研究者所排斥和鄙夷。但勒高夫指出，米什莱所描绘的中世纪，“惊人地适合，我并不是说适合我们的潮流——那是可笑的——而是适合历史学家特别是中世纪研究者的那些最站得住脚的倾向，适合他们最深层的需要”。考据家通过实证研究想要得出的结论，米什莱已经透过自己的感受力得到了。

勒高夫说，“米什莱是第一位书写历史沉默之处的历史学家”，是“耐心找到一种方法来让历史的沉默与默默无闻者说出话来的人”。

应该从历史的沉默之处感受历史。历史中最沉默的是没留下声音的普通人，是天地不言的山与川，是白纸黑字里的“言外之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7年）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同前）今年重印了，我没有看完，却记得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里提到，有人批评他是“没有人的历史”。对此我没法评判。但我看了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在佩服之外，确实是不太能感受到“人”，多是一些物品和名词在宏大的布景中纵横捭阖。不过，同样是年鉴学派写法的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却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和人。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感差异。

今年在济南的旧书市上淘到了张金光先生（1936-2013）旧藏的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张先生会读这本书让我很惊讶。因为在他生前与他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都是很有泥土的气息。这不仅是从他的出身和外表来说的——他从不讳言此点，而且他在各种场合，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私下闲谈，都常义正言辞且坚定地大声说明：“我就是个农民！”说实话，学生时代的我，对此并不理解，觉得这是跟不上“学界潮流”的过气表现。

但我翻开张先生这本满是茶渍、油渍，用各种笔迹写满批注的“洋书”的时候，我有些理解了他。这是一部站在农民的立场研究农民的生存和反抗的社会学著作。农民的各种忍耐、挣扎和反抗，各种难以被理解的“短视”和“劣根性”，只是为了保住生存，因为他们“就像一个人长久的站在齐脖深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张金光先生在书的边角里批注了他对先秦秦汉农民问题的思考以及预备撰写的题目，并写下大量诸如“近代农民最为痛苦，压力日加而又无路”之类的感悟。读了这些批注，我才理解为什么他要在《战国秦汉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商务印书馆，2013年）一书里写下那些不太合乎“学术规范”的章节：“实践历史学”、“生存权利第一：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官逼民反：中国古代官民博弈的收盘结局”。因为他对历史研究的追求早已超越了“考据”。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用他最后一本历史著作，述说了他的人生境遇，同时也是那些沉默而痛苦地生存着的近代农民的境遇。

勒高夫引述了米什莱的一段自省，让人感佩：“我在人民中出生，我心中怀有人民……但是它的语言却非我所能及。我没能做到让人们开口说话。”我觉得张金光先生也是如此。努力用人民的语言谈论人民，让沉默者发声。历史研究应该投入感情。哪里存在什么“客观”的、“定论”的“历史研究”？为什么只有用矫揉造作的词汇堆砌出的一堆死气沉沉的流水线产品才能被称作历史研究？

至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感受历史氛围要比发现历史“规律”更为本质。就六朝史而言，官制、政治、战争、家族、民族，肯定都是六朝史的面目。但我觉得大多数研究并没能让我感受到六朝史的魅力，或者说“美感”。斗来斗去、杀来杀去，这制度、那制度，诚然精彩刺激，但最起码这不是六朝史吸引我的地方。六朝史吸引我的是此间美丽的风景、普通的民众、平凡的生活、含蓄的风度、细腻的情感……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魏斌老师关于六朝山岳的研究。今年发表的《山中的六朝史》（《文史哲》2017年第4期）是他近年研究的总论。如果要用一个地方来代表南朝建康，我不会选政治史上的台城或者军事史上的石头戍，同魏老师的研究一样，我也会选择建康的东郊。同样，如果要选取一个场景来代表南朝的特质，我不会选择宫斗、战争，我也会选择南朝的山岳。对我来说，在用考证和概念构建历史脉络和框架之外，去感受六朝史的氛围和美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就像有朋友问我，道经断代应该如何进行？我真诚地告诉他：我第一步是靠直觉。（文/孙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