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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精于在无事的轻逸里写出愁绪的沉重，擅长捕获那种短暂情感和琐屑日常的肌理温度，毫无夸饰的矫揉，叙述与描写无不流动自然，微澜起伏就像音乐里的“主题再现”。但是，故事又从不缺乏“重音”，突转和高潮总是冒出一下，复归悠长愁绪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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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帕·拉希莉这位美国当代女作家，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更重要的，她是靠处女作摘得该奖。很多人并不在意这种“信息”，认为它不过就是腰封的宣传语言。然而，从“最年轻”和“处女作”，我们至少能窥见两点：一是“祖师爷赏饭吃”的天赋，二是起点就是巅峰的水准。这类作家，大多有早熟的自然天成感，他们的写作倾泻喷薄，并非缓慢精进；他们往往直觉狠切敏锐、情感深阻莫测、观察老辣柔腻。在我看来，这可称为“作家型人格”，后天修炼的只是技艺，却学不来人格。萨冈、杜拉斯如此，张爱玲也是如此。
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到底是擅以长篇杠鼎，还是靠短篇取胜，就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音域抱有自信。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她天生就是“短篇圣手”，包揽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可谓“短篇大满冠”作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充分呈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如果概括而言，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书写诱惑与隔阂。
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他们总在文化、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本土化”背后的“美国梦”、“移民梦”，迫切渴望成功，获得认同，创立家业，安身立命。另一面，是文化基因潜藏的“异质性”，它来自“迁出地”若有若无、模棱两可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解说疾病的人》中文版
拉希莉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小说里的二代移民与作家情形高度契合。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停留在符号之上，缺乏“原生性认知”，仅有一种“二手”经验：父母的讲述、家族的消息、日常的习俗、返乡的旅游。印度对于作家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他者，是充满诱惑的“异域”、一种“遥远的目光”。这是《解说疾病的人》所收故事共有的语境基调。
只不过，作家把这种类似“东方学”的后殖民意识，完全隐匿在家庭的日常和男女的私情之中。这就有了隐喻的“层次感”和“互文性”。一种是生在印度、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一种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他们被“异域的影子”诱惑，充满了探寻欲。这是美国和印度在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在微观上，故事又展现了家庭生活以及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在我看来，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困惑和倦怠。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艰涩、煎熬。
某种意义上，拉希莉的创作围绕一个“转译”的主题。不仅文化、语言需要转译，私人情感更需要，因为它是维系亲密生活的基础。然而，所有忧伤故事都源于转译的无力、无解和谬误。她自言，“集子里收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困惑与艰难”，“即便是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同名短篇《解说疾病的人》表面看就是一对美国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印度探亲加旅游的故事。旅行中导游的讲解、游客的攀谈，再稀松平常不过。然而，拉希莉却从百无聊赖的尘埃里捕捉“一闪而过的情感”，它微妙、变化、无以名状。在慵懒倦怠的生活里原来一直就潜藏着能量的压抑和对秩序（表面平静生活惯性）的狂乱颠覆。达斯先生和太太米娜带着孩子们去太阳神庙游览，开车接送的是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卡帕西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和评价目光。在他看来，“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却是外国人打扮，孩子们穿着色调鲜亮的紧身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而达斯夫妇三十岁不到，缺乏为人父母的素养，就像是“大号的孩子”。“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姊妹”，“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
作家不经意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那种不知从哪儿随身自带的“西方自信”。“‘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达斯先生朗声回答，忽然透出一股自信，‘那里生，那里养。我父母回来了，就住在这儿。他们退了休。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这种描写是富于暗示的——他们已不是移民，他们是美国“土著”，长着印度面孔的美国人。从而，整个故事充满了毛姆那种“南太平洋故事”的气味。印度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异域景观”，如同小说里不断冒出的“哈奴曼”（猴子们），满足着他们的好奇想象。“一个赤脚男人戴着脏头巾，坐在那堆麻袋顶上，人和牛都瘦弱不堪。达斯先生拍了张照片”。
细想这些描写，都恰到妙处，耐人寻味。更有意思的是，最终，卡帕西先生也成了米娜的“猎奇对象”。所谓“解说疾病的人”，就是医患之间的翻译，把语言不通的病人症状解释给医生听。这种寻常无聊的工作，却被米娜视为“浪漫的”。它既要转译各种症状，又不能像词典罗列释义，只能精确选择一种“义项”描述给医生。“你可以告诉医生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吸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达斯夫人的兴趣和赞语颠覆了卡帕西对自己庸常生活的认知。解说疾病与外交使节平息民族纷争，向恋人家人表述私人情感，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靠精准的沟通。
然而，达斯夫妇之间却失去了这种“浪漫的能力”。微妙就在那一刻后发酵。卡帕西在一个“年轻人妻”那儿得到了赞许，他情不自禁地想和米娜通信，独处，给她留下小纸条，细心写上通讯地址。米娜则向卡帕西透露了出轨产子，给了丈夫“绿帽”的最大隐秘。她控诉着早婚早育的不知所措、夫妻难以交流的煎熬、拘于家庭喂养孩子的烦躁……那个美国家庭表面的慵懒平静背后却压抑着对家庭的厌弃和诅咒。两个原本以为能袒露、理解的陌生人，不过换来一次误解。卡帕西错以为是个人魅力吸引了米娜。其实，她只是渴望这个像父辈的男人提供一个劝慰说法。然而，卡帕西建议她应该坦白，诚实才是最佳的策略。这种强烈的道德训诫感激怒了她。那张留有地址的纸片随风而逝，便是深沉象征：你永远抵达不了一颗异域的灵魂，无法完成交互理解的愿望。
在《停电时分》里，也有相近的故事形态和格局。读者也许会发现，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有一种苍白无力感，不是自然学科的老师，就是还在上学的“老博士”。他们大多有些共同特点，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失位”，在情感交流里“失语”，在两性关系里缺乏照料与情趣。《停电时分》讲了一对小夫妻生活情感的磨蚀和褪色，从身体的性爱激情到青春的悄然逃逸。胎儿的早产夭亡，成了横亘在夫妻内心深处的“铁幕”，压迫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妻子修芭待产时，丈夫不在身边，在开学术会议。晚上停电维修的契机，给了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沟通的场景。他们玩起了互相坦白秘密的游戏，这让他们享受彼此的释然，重拾沉醉的须臾。就在看似找回热恋的代入感时，妻子却道出了真相，游戏只是为了最后说出“她的决定”：她要另寻房子分居。这陡然生成了一种报复的刺痛感，就像穿过丝绸的针尖，平滑间却被扎到。痛和爱总是相伴相生，丈夫用更残忍的事实震颤着妻子，他告诉了她永远不想知道的答案：死掉的胎儿是男婴。
拉希莉的故事有一种魔性，就是能重释一个“形容词”。就像《解说疾病的人》里提到的“浪漫”，《性感》则描述了性感的精神体验，那就是“喜欢上一个陌生人”。从而，原本一个男人婚外出轨、情人幽会的烂俗故事，突然拥有了一个心灵体验和文化追寻的内核。我很叹服作家的手笔，故事完全是以女性和孩子的视角，反思了出轨做爱，喜欢一个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22岁的麦蓝达在商场购物时邂逅一个印度裔男人德夫，一见倾心，成为周日的伴侣。麦蓝达忍不住他的三重诱惑，一是来自肉体和相貌，一是对他妻子形象的好奇，还有一层是对他背后异域文化（神秘印度）的想象憧憬。她可以一边听着闺蜜对姐夫出轨的诅咒吐槽，一边勾引着有妇之夫，尽享欢愉。然而，当一个小男孩说出和德夫一样的耳语“你很性感”时，她彻底震颤失落了。性感原来并不是“专利”，它就是喜欢陌生人的欲念，和容貌美艳并没有必然联系。
《森夫人》则透出了作家与印度隐约暧昧的亲缘联系，那种文化上的感应、同情。故事都以儿童的视角展开，也别有特色，因为儿童还没有思维定式、文化成见，能够以纯真的目光看待异域。这或许也是作家渴求的一种姿态。森夫人是一个负责接送托管孩子的保姆，她的家族在印度，保持着所有和印度有关的衣食起居的习惯。她的疏离、失落感是每个离开故国、重建新生活的移民们共有的不适。她被迫要学会开车，吃不到新鲜的鱼，家信的稀罕、丈夫的无暇顾家，更加剧了她的怀乡之情。作家精于在无事的轻逸里写出愁绪的沉重，擅长捕获那种短暂情感和琐屑日常的肌理温度，毫无夸饰的矫揉，叙述与描写无不流动自然，微澜起伏就像音乐里的“主题再现”。但是，故事又从不缺乏“重音”，突转和高潮总是冒出一下，复归悠长愁绪的况味。就像用针挑破的“脓尖”，总会结痂吸收一样，拉希莉写出了一种“生活的痊愈感”，痛苦和煎熬无法阻碍继续生活的惯性，因为无奈和感伤就是日常底料。（文|俞耕耘）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月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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