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中国古代国家统一战略的决策及其实施（上）—— 关于有关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模式问题之考察。
摘要：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的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已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的一致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定于一”、“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等等，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形象表述。在有远见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看来，只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有最大的安全，民族才有应有的尊严，民众生计才有较好的保证，天下方可长治久安。因此，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统一观念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实现和维护统一的历史。统一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诉诸武力：古代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
大致而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七雄逐鹿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三国对峙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第三次是由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四次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五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统一。除了上述最为著名的统一事件外，其他王朝在建立与巩固过程中，大多也经历了曲折与艰巨的从事统一的斗争，如西汉刘邦战胜项羽完成国家统一，东汉刘秀控制河北、占据关东关中、平定陇蜀完成国家统一，唐代李渊、李世民父子击破群雄定鼎天下，明代朱元璋削平各割据力量、驱逐元朝势力开创一统局面，清代统治者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最终实现大一统，等等。
这些统一斗争的进程、规模、形态以及影响作用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一致的，即它们呈示出一个带共性的实现统一的基本模式：政治相对占有优势、军事力量相对强大、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正确的一方，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
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比如楚汉战争期间，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挟背水阵破赵之威，传檄平定燕地；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内在原因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道理很浅显，被统一的一方是绝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交出土地、民众、财富，而接受敌对一方的统治的，尤其是对于其统治者来说，社稷倾覆、国祚中绝意味着自己统治权益的彻底丧失，转眼间从富贵的云端跌入阶下囚的深渊，使自己的财富和个人的生命完全为他人所主宰。历史表明，亡国之君的命运总是极其悲惨的，很少能逃脱受辱横死的下场。
即便是以宽仁著名的宋太祖，在对待南唐后主李煜时，也竭尽凌辱、折磨之能事，最终以“牵机药”鸩杀了结。所谓“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论》），正反映了失败一方普遍的惨淡前途。在斧钺阴影底下，能够象梁武帝那样强装豁达，自我解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的，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他们一旦预感到亡国后的悲惨命运，就自然而然要作出鱼死网破的决定，负隅顽抗，苦苦挣扎。于是用武力最终解决统一问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了。
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当然，面临被统一的一方仅仅有抵抗的意志与决心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统治者自认为尚具有抵抗的一定资本。这首先是他们还掌握着一支可用于沙场决一雌雄的军队，能够背城借一，与敌周旋；其次是他们尽管深知自己总体实力处于劣势，但是却认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的长处，如可以利用江河大湖的险阻，抵挡住敌方的进军；再如某些兵种（舟师）在本土作战，易发挥特殊的优势，等等。
这方面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东吴之所以顽固抵抗西晋的统一压力，就是仗恃着自己拥有长江天险，且舟师实力较为强大；“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斗牛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晋书》卷四十二，《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南朝陈国的情况亦相仿，其抗拒王师、维系分裂的主要资本，同样是“恃九江五湖之险”（《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认为倚仗这些地理上的优势条件可以防守自固，免于灭亡之厄。至于蜀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在面临覆灭的形势时，也无不企图凭借地理环境、水师实力等等以作困兽之斗，因此，历代国家统一战略的实施者只能运用武力战胜对手的顽抗，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
南唐亡国的形势图。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事业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几近绝迹。相反的是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成为最普遍的模式。
对此，历代从事统一大业的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等，但这仅仅是作为口号用以鼓舞士气、瓦解敌方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统一目标这一点上，即所谓“出师授律，应机诛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应该说，这样做也是合乎中国的文化特色与思维逻辑的。从历史考察，中国人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习惯于区别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确定最高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是所谓“取法其上”；又立足具体目标，用以履践实行，这是所谓“得乎其中”。前者是说的，后者才是做的。
如孔子虽主张“祖述尧舜”，崇尚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但他真正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实现“吾从周”的“小康”目标；康有为追求“大同”，但实际致力做的是“变法维新”，孙子倡导“全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最重视的却是“战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均是证明。这在历代统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和平统一是旗帜，武力统一才是现实。
楚汉之争。
“无限战争”与“有限战争”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下，实施统一的一方还往往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家统一的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毁其国，堕其城”，实现统一的目标。在历史上像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陷入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绝境，日暮途穷，不得不自刎乌江；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尽歼敌之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的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彻底粉碎陈朝方面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都是这类“无限战争”在统一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
历史上关于项羽的传说汗牛充栋，其中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
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即“因剿寓抚”，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于是在具体的战略实施过程中，采取文武并用，恩威兼施，刚柔相济，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胜利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这方面较显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曹魏翦灭蜀汉之役中，邓艾军在绵竹消灭蜀汉诸葛瞻之部后，兵临成都城下，逼迫后主刘禅自缚出降；又如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兵临建业（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濬、司马伷 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再如北宋灭南唐之役中，宋军在歼灭南唐军主力，攻占采石等战略要地，渡过长江，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后，赵匡胤遂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诸将暂缓攻城，遣归南唐使者李从镒劝说李煜投降。此事虽最终未成，但北宋统治者以战迫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思路却是殊为清晰的。
然而无论是从事“无限战争”也好，开展“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国家统一大业完成过程中，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汉初年著名思想家陆贾言“逆取顺守”，所谓“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统一，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例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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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黄朴民，男， 1958年生于浙江绍兴市，1978年至1985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解读》、《黄朴民解读论语》、《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大写的历史》（系列三种）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学术月刊》、《中华文史论丛》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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