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北大学生刊物，《新潮》经费就比《国民》《国故》要充足得多

学生办刊，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经费。经费问题又分为二：一是开办时的启动费用，一是维持刊物的常规开支。三种刊物中，《新潮》存在的时间最长，《国民》次之，《国故》寿夭。这种分别与各自刊物的影响力和销量有关，北大校方的不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刊物的命运。

《国民》杂志社成员较杂，而且办刊相对社会化，北大校方不许他们在校内挂牌，《国民》杂志社只好在离北京大学不远的北池子五十三号租了一大间房子（自1920年10月二卷三号开始搬到骑河楼妞妞房二号）。国民杂志社的启动资金主要从“会费”上想法子。规定入社社员缴纳“入社金”四元和“常年捐”一元（1919年11月修正的组织大纲改为二元），这样，学生救国会各地会员加上杂志社成员一共两百多人，合起来凑了1500多元。可是到了出刊前又出了问题。杂志社总务股主任鲁学淇挪用了经费五、六百元，结果，本来计划于1918年10月（一说8月）出版的一卷一号，不得不推迟到1919年1月出版。鲁学淇也被国民杂志社开除。

《国民》杂志

《国民》杂志1919年5月停刊，至11月复刊，经费又成了一个难题，也没有材料证明杂志社真的收到过“特别捐”和“社外捐助”。二卷一号出版于1919年11月1日，而二卷二号延至1920年6月1日方才出版，“本社启事”上虽然声明原因是“学潮关系及印刷事件”，但更可能是经费不足之故。“启事”末称：“兹印刷发行，均已改由泰东图书馆经理，以后当能按期出版”，之后《国民》上开始大量刊载泰东书局出版目录和广告。这也进一步表明当初的延期有经费问题的因素。

但这并未能挽救《国民》，二卷三号本原定1920年7月出版，结果又拖到了10月，杂志社的解释是“嗣因受学校暑假及政府变迁之影响”，已经很难有说服力了，《国民》撰稿人并非全是学生，政府变迁与出版刊物何干？二卷四号更为难产，直到1921年5月1日才姗姗面世，并且就此成为绝响。这里面有社员星散，主要负责人如许德珩、陈宝锷等出国，高尚德、邓中夏等参加社会工作的缘故，但依靠泰东书局投资，凡事仰人鼻息，应该也是后继者对将《国民》办下去缺乏兴趣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合影

《新潮》和《国故》都属于同人性学生刊物，不可能依靠会费或外界资助。“这时原发起的几个人差不多都是苦读书的穷学生，家庭负担学膳等费已很吃力，再要为办杂志向家庭伸手，是有困难的；即使束紧裤带，节省出一些钱来，拼拼凑凑，也凑不出许多。”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团体，出刊物、办活动，校方一般也不予资助。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相熟的老师作为特例向校方请求援助。

《国故》月刊通过刘师培、黄侃等人向蔡元培陈述，蔡元培答应“经费垫办”，开办费300元，“俟社中经费充裕再行偿还”，而维持下去的办法也无非是“经济由本社募捐”。

相比之下，《新潮》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新潮社找的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他“正提倡新文化”，居间说合作保的还有胡适。本来说好由学校出资，但是北大杂志团体方兴未艾，“一时出了几个，更有许多在酝酿中的”，校方不可能一一补助，但又不能过失公平，“于是乎评议会议决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但是傅斯年等人写信给评议会，强调《新潮》销路很好，而且学校答应《新潮》出资在前，议案在后，最终评议会同意维持以前的方案，即“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李大钊还从图书馆的房子里拨出一间来作为新潮社的编辑部。而且《新潮》经费比起《国民》和《国故》来都充足和稳定得多。

新潮社成员合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主其事者，大部分是《新青年》的同人。《新潮》从人员组成到出刊宗旨，都与《新青年》最为接近。领导者也很受学校负责人的赏识。而胡适对《新潮》的创办“出力最大”，后来评议会维持对《新潮》资助的原案，胡适在其间也起了很大作用。正是依靠校方和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才能维持创办时“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资助”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