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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 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温尼贝戈族酋长邀让·尼克雷前来做客。尼克雷知道绝不能失礼,因此出席这场为他而办的盛宴,出现在数千名远道而来的宾客面前时,他穿上他行李里最体面的衣服:绣了花鸟的中国袍服。

本文摘自《维米尔的帽子》,[加] 卜正民著,黄中宪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第三章(节选)

欧洲人对中国传说中的富裕深信不疑,因此费尔南多二世才会同意资助哥伦布第二次西航。随着欧洲人更了解全球地理,欲抵达中国的热情更为强烈,这心愿更可能成真。在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培尼狄克宣称,宁可去“从蒙古大可汗的脸上拔下一根胡须”,也不愿跟她讲话,借此拒斥与贝特丽丝为伍。伦敦观众懂得莎士比亚要表达的意思。若说那句话大概是男人所能许下最难办到的誓言,他们大概会同意,但那并非办不到。16、17世纪之交,这一传说中的国度在欧洲人的脑海中非常鲜活,让希望到中国发财致富的憧憬变得更为强烈。当时一则有关中国的谚语称,中国人有两只眼,欧洲人有一只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盲人——明褒暗贬那些执著于单一看法的人。

因此,尚普兰才会溯圣劳伦斯河而上:他要找出横越大陆抵达中国的水路。这是当时人已然深信的想法,因为安特卫普的制图大师亚拉伯罕·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在印制于1570年的一张地图中,以红色标出这样一条水道。甚至在尚普兰之后,这看法仍存在于1634年《环宇水道测量图》(Universal Hydrographical Chart)中的北美地图上。这张地图是法国的地图绘制员让·盖拉尔(Jean Guérard)所绘,他在五大湖西边的空白处加注指出,“据信从这里可通到日本”。

尚普兰问了土著人可以走哪条路前往中国,但是得不到答案,于是转而问他们哪里有咸水。1603年夏,在圣劳伦斯河上游,有位土著人告诉他,从注入下一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的那座湖(伊利湖)再往上的那座湖(休伦湖),湖水是咸的。这正是尚普兰所企盼的消息,但那个地区的其他阿尔贡昆人的说法与此相反。他仍继续问人。有个阿尔贡昆族青年说,他第一个会碰到的那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最西端的湖水微咸。尚普兰就需要这个叫人振奋的消息。他保证会回来亲自尝尝那湖水,但最后,他深入内陆,已是几年后的事。1613年,埃蒂安·布赫雷(Étienne Brûlé)——也就尚普兰用来当人质交换奥查斯特奎思的义子——告诉他,休伦湖不是咸的。又过了两个夏季,尚普兰才亲自造访这座湖。他尝了湖水,发觉douce,意即“甘甜”,证实一个令人气馁的事实:休伦湖并未与太平洋相连。

尚普兰是地图绘制员,第一次航行时,他就靠地图绘制本事,首次得到上司的注意。他一生替当时称作新法兰西(la Nouvelle-France)的那个地方绘了好些张详细地图。他的第三张地图绘于1616年,是史上第一张描绘休伦湖的地图。他把那湖称作Mer Douce,意为“甜水海”,一方面确认那个新发现的事实,同时可能在提醒自己,探寻之路还未结束。在这张地图上,尚普兰有一个含糊不清之处,还有一个夸大之处。含糊之处在甜水海的尽头:他让那湖延伸到地图左侧之外,做法叫人费解,难道是因为没人知道它通往何处?夸大之处在北侧:他把北冰洋的海岸线画成往南延伸,非常逼近休伦湖——那里某处必然有通往海洋的通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无非就是:只需锲而不舍的探查,法国人(他)就会找到那条横越大陆、连接法国与中国的隐藏通道。

十六年后,尚普兰出版他最后一张描绘新法兰西的地图。这张地图更完整描绘了五大湖区,但伊利湖、密歇根湖仍然未出现。这时候,尚普兰已知甜水海并未往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而是有尽头的(不久之后,甜水海这名称就会式微,为休伦湖一名所取代)。但在这淡水湖的尽头之后,还有一大片水域,大小、面积都不详的大湖(今天的苏必略湖),靠一连串急流与其相接:有朝一日,这个位于系列湖泊中的另一座湖,说不定就被证明是通往中国的路径。

尚普兰从未踏足苏必略湖,但让·尼克雷(Jean Nicollet)却曾经去过。尚普兰旗下有好几名负责深入林区搜集皮货的皮货商(coureur de bois),让·尼克雷就是其中之一。尚普兰出版1633年地图的一两年前,尼克雷碰到一个欧洲人从没碰过的部族,他或其他人就将那部族称作皮安人(Puants),意为“发恶臭的人”。在最后一张地图上,尚普兰标出那个部族,指出有个“皮安族”,即“臭人族”,住在最终注入甜水海的湖泊边。法语的“臭人”一词乃是对阿尔贡昆语“脏水”一词的讹译,而阿尔贡昆族用“脏水”形容微咸的水,也就是尝起来带咸味的水。这个部族不自称皮安人。他们是威尼皮古人(Ouinipigous),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温尼贝戈人(Winnebagoes)。但是因为一番曲折复杂的推理,欧洲人始终坚称地平线另一头的下一个水域必定是咸的,必定是“臭的”——必定是太平洋——的推理,于是,这个名称就冠在他们头上。

温尼贝戈族酋长邀让·尼克雷前来做客。尼克雷知道绝不能失礼,因此出席这场为他而办的盛宴,出现在数千名远道而来的宾客面前时,他穿上他行李里最体面的衣服:绣了花鸟的中国袍服。

像尼克雷这种活跃于内陆的代理商,不可能自己弄到这件衣服。他不可能有机会接触这种东西,更别提有钱买。那件袍服想必是尚普兰的。但尚普兰如何弄到那东西?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直到17世纪初才从中国流入欧洲北部。这件衣服今已不复存在,我们无从追查它的来处。它很可能来自中国的某个耶稣会传教士,那传教士把它带回或寄回欧洲,以证明他是为那个有教养的文明国家奉献一生。英格兰旅行家约翰·伊弗林(John Evelyn)在巴黎见到一批中国袍服,大为惊艳。它们是“非常漂亮的长袍,缝制、绣制在金布上,但色彩非常鲜艳,那种光彩、艳丽是我们欧洲人做不出来的”。尚普兰待在加拿大的头几年,在巴黎不可能弄到像尼克雷所穿袍服那样的东西,因此他想必是在1624至1626年这两年赋闲时,以高于行情的价钱买来,因为他深信这东西对他在加拿大的冒险事业很有用。他知道耶稣会士上朝时一身中国官服打扮,而如果他本人没有机会穿那件中国袍,他的使者可能会有。毕竟要上朝,穿着就要得体。结果,得以见到这华服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温尼贝戈人。

尼克雷的袍服只是说明尚普兰梦想抵达中国的另一个象征而已。从一开始赴北美洲冒险,那梦想就在他脑海中盘旋。他有个朋友是诗人,曾为他1603年的第一部自传写诗题献,在那首诗中,那位诗人称尚普兰矢志于“走得更远,传教,发现东方,不管是经由北方或南方,以抵达中国”。他的所有探险、结盟、战斗,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尚普兰湖岸,尚普兰冒生命危险射杀三名莫霍克族队长,就因为他想抵达中国。他要控制供应欧洲毛毡制造商所需毛皮的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得找出通往中国的路线。尼克雷的袍服是实现那梦想的工具,维米尔的帽子则是那追寻的副产品。

作品简介:

维米尔的帽子: 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加] 卜正民著,黄中宪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军官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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