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越过一山，又是一山》，[美]特雷西•基德尔 著，钱基莲 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时隔六年，法默（Paul Edward Farmer）医生提醒我：“我们是因为一件无头尸案认识的。”
那是1994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事，在海地中央高原一个小镇。小镇临着一条名为米尔巴莱、有铺面的道路。小镇中心附近是海地一个陆军哨站，哨站以一道水泥墙分隔道路，里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阅兵场、一座监狱，还有一座芥末色的军营。我当时与美军特种部队上尉卡罗尔坐在军营二楼的阳台。天色向晚，正是镇上最舒适的时刻，白天炎热的暑气已消，温和宜人，兰姆酒店里的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声和穿梭镇上的载客卡车喇叭声齐扬，肮脏贫穷的景象渐渐隐没在暮色中，包括未加盖的阴沟；夹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伸长了手、可怜兮兮地说着 “Grangou”的老年乞丐。
当时我被派往海地采访美军的新闻。两万名美军被派到当地铲除军政府势力，恢复海地的民选政府。军政府之前曾强行废黜民选政府，以极残暴的手段统治了三年。卡罗尔上尉只带了八个人，暂时负责维持十五万海地人民的和平，这些海地人散居在面积约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农村。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然而在这座中央高原上，政治暴力好歹算是结束了。过去一个月以来只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手法令人发指。数星期前，卡罗尔上尉的人从阿蒂博尼特河捞出了米尔巴莱镇长助理的无头尸，他是已恢复政权的民选官员之一。涉嫌谋杀的是一名军政府官员，叫作贾斯特，是个令当地大多数人闻之色变的乡村治安官。卡罗尔和手下讯问过贾斯特，苦于找不到任何具体证据或证人，无奈放人。
卡罗尔，二十九岁，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基督教浸礼会的虔诚教友。我挺喜欢他的。据我所见，他和他的部属在认真地改善海地这个地区，然而华府方面下令，这个任务不包括“国家重建”，所以不给予任何有关支持。有一次卡罗尔下令陆军一架医疗后送飞机运送一名身体不适的海地孕妇，辛苦一场却换来长官的申斥。就在卡罗尔上尉在军营的阳台上大吐苦水之际，有人进来说，门口有一个美国人找他。
访客有五个人，其中四个是海地人，站在军营前面的阴影中，他们的美国友人则走向前来。他告诉卡罗尔上尉他名叫保罗·法默，是个医生，在米尔巴莱以北数公里远的一家医院工作。
我记得当时心想，卡罗尔上尉和法默医生两个人看起来真是截然不同，而且法默相形见绌。卡罗尔身高约一米八五，肤色黝黑，身强体壮。他像平常那样噘起下唇嚼着烟草，并不时转头吐掉。法默的年龄与他相仿，但是看起来斯文得多。他的头发短而黑，腰高腿长，双臂细长，鼻子尖削，站在卡罗尔身旁显得清瘦苍白，然而他流露出的那种勇气十足、满怀自信的样子，却深深吸引了我。
他问卡罗尔，他的小组有没有任何医疗问题。卡罗尔说有一些囚犯病了，但当地医院拒绝治疗，“结果我自掏腰包买药。”
法默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好心会有好报的。”
他接着问：“是谁把镇长助理的脑袋瓜给砍了？”
“还不确定。”卡罗尔说。
“住在海地，某人的脑袋被砍了，很难不知道是谁干的。”法默说。
一场迂回的辩论随之展开。法默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喜欢美国政府整顿海地经济的计划，就他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虽有助于提振商业利益，却无益于减轻普通海地人所受的苦。他显然认为美国鼓励政变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陆军的“美洲军事学校”训练出了军政府的一名高官。法默说，海地明显分为两极，一边是镇压的暴力，另一边是海地贫民，而后者占了绝大多数。法默是站在贫民这一边的，但他告诉卡罗尔：“现在美军到底维护哪一边还是看不出来。”对当地人来说，之所以会认为美军态度不明，原因之一在于卡罗尔释放了人人恨之入骨的贾斯特。
我觉得法默远比卡罗尔了解海地，而且试着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信息。法默要说的似乎是这个地区的人已对卡罗尔失去信心，对一个尝试管理十五万人的九人小组来说，这显然是件严重的事。
然而，这个警告不够清楚，法默对“美洲军事学校”的谴责也令卡罗尔有几分恼火。至于贾斯特，他说：“我告诉你，那家伙是个大坏蛋。等我逮到他并掌握证据时，一定不会让他好受。”他握拳重击自己的手掌，“可是我不会降低水准，和他们一样，不经由法律程序就逮捕人。”
法默回答，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这么做毫无意义。贾斯特是个祸害，理应被关起来。
于是他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自称“乡下人”的卡罗尔主张依正当程序行事，但显然以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法默，却主张先拘留他，以免他继续为非作歹。最后卡罗尔说：“你要是知道国防部对我的权限有多大的限制，肯定会大吃一惊。”
法默说：“我知道你有你的权限。我太激动了，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包涵。”
天色已黑，军营敞开的门流泄出一道光线，两人站在光线中握手道别。这位年轻的医生在阴影中消失时，我听到他和海地友人用克里奥尔语交谈。
我在美军那里待了数周，没有多想法默的事。尽管他离去前那么说，但我不认为他明白或同情卡罗尔的问题。
后来我在飞回迈阿密的飞机上凑巧遇到他。他坐的是头等舱，他解释是空服员让他坐的，因为他经常飞这个航线，偶尔会帮忙处理飞行中发生的急症。空服员让我和他同坐片刻。我对海地有满腹疑问，包括镇长助理的谋杀案。美军认为伏都教的信仰使斩首这件事带有一种特殊、诡异的恐怖氛围。
“砍掉被害人的脑袋，在伏都教史上是不是有什么依据？”我问。
“这种行为在野蛮史上才有一点依据呢。”法默回答。他蹙起眉头，碰碰我的手臂，仿佛表示人难免会问些蠢问题。
这次交谈让我多了解了他一点。首先，他并不讨厌军人。说到卡罗尔上尉时，他告诉我：“我是在拖车屋区长大的，了解会去当兵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你看到这些二十九岁的军人时就会恍然大悟。算了，他们不是制定那些恶劣政策的人。”他证实了我的猜想，即他去找卡罗尔的目的是要警告他。法默的许多病患和海地友人对释放贾斯特一事怨声载道，说这证明美国人根本不是真心相助。法默告诉我，他驾车经过米尔巴莱时，几个海地朋友调侃他，说他不敢停下车去找美军谈谋杀案的事。无巧不成书，卡车刚好在军营外爆胎，他就跟他那些朋友说：“啊哈，天使捎来的信息可不能不听。”
我请法默多说一些他自己的事。他三十五岁，哈佛医学院毕业，也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一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住在一个贫民区教会的教区长的住所，其他时间都在海地当无薪义工，主要是帮农民看病，这些农民因为当地兴建一座水力发电水坝而失去土地。他在军政府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后来又被遣返到他工作的医院。“代价是一笔少得可怜的贿赂。”他说。
飞机降落后，我又去找他，找到后，我们到咖啡馆继续聊了一会儿，我差点来不及转机。数星期后，我请他到波士顿吃晚餐，我正准备写一篇海地的报道，希望他可以帮忙厘清一些事情，他也乐意助我一臂之力。他为我说明海地的历史，不料反而引起我对他的好奇。他虽以“穷人的医生”自称，却不完全符合我对这种人的印象，因为他无疑喜欢这家高级餐馆、厚厚的餐巾，以及葡萄美酒。那天晚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生活似乎十分愉快。显然，一个拥有他这种优越条件的年轻人，大可享有医生这种好工作，在波士顿上班，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区，而非在贫民区或海地中部荒地的简屋陋舍栖身，但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的确乐于与海地农民为伍。我们聊到医学时，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对医学有兴趣。”他对着我笑，脸上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彩，好像在热烈欢迎我。他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这顿饭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他也让我感到不安。我在写那篇海地的报道时，与我在海地与之为伍的美军一样，持悲观的看法。卡罗尔的一名部属对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海地处理自己的事。谁执政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还不是一样会贫富悬殊，不会有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我不知道我们目的何在，因为还是会有一船又一船的海地人想偷渡到美国。不过，我想我还是别伤这个脑筋了吧。”美军来到海地，推翻了一个恐怖政权，然后恢复另一个政府，接着离去，海地仍和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穷苦衰败。他们已尽力了，我想，他们已饱识人事，而且够坚强，不会再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落泪。
我从法默身上看到另一种对海地这类地方的思考方式。只是他的方式不易引起共鸣，因为对“尽力”一词的定义，他有更高的标准。
这世上凄惨的地方多的是。让自己活得自在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想这些，或者当你想到时，捐点钱给他们。之后五年，我寄了一些小额捐款给一个慈善团体，这个团体支持法默在海地的医院。他每一次都亲笔写感谢函寄来。有一次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他正在做一件备受国际医学界瞩目的事，与结核病有关，我并没有去研究细节，而且直到将近1999年年底才再度看到他。约见面的人是我，指定见面地点的人则是他。
作品简介：
[美]特雷西•基德尔 著，钱基莲 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二十三岁时，保罗•法默就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将现代医学带给最需要的人。
在医学院就读期间，法默花一半时间在海地行医，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人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一年中有四个月在波士顿教书、看病，其他时间则往返于世界各地：
他在海地最贫穷的地区建起一座现代诊所，为赤贫中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在秘鲁照顾结核和疟疾的病人；他在古巴促进公共卫生发展；他说服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大量资金，阻止了西伯利亚监狱结核病的爆发……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不屈不挠地为穷人的医疗谋利。
法默医生的行动，是海地谚语“越过一山，又有一山”的真实写照——当你处理好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也旋即出现。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