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云也退 著，理想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耶路撒冷是个没有笑脸的城市。”
哈伊姆，我在耶路撒冷时的房东，用这句开场白代表他的城市来迎接我。他住在赫尔佐格街上，这条西南—东北向的交通干道一到傍晚就人烟稀少。城市真的不大，我从汽车站下车，沿本—茨维大街一路南行，然后上了凯因·哈扎兹大街，要不了半个小时，就穿越了整座克洛尔公园。这个公园杂乱地长满了树，有些地方露出大块的通红的裸土，树木低低地哀号。的确，大部分路人都面容严肃，沉默不语，好像赶着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来耶路撒冷的游客都要往老城区跑，塞满那里面的每一条巷道。老城分四个区：犹太教徒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人区；有八道门，数西边的雅法门气魄最大，北边的大马士革门内外都是穆斯林的聚居地，城砖色暗，天都比别处的低，东边的金门正对着著名的橄榄山。整个老城坐落的地方就叫“锡安山”（Mount Zion），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就用“锡安”来指代他们眷恋的《圣经》故土。
在老城里逛腻味了的游人，陆续出金门登上橄榄山。汲沦谷从山的西侧延伸到城南，与欣嫩谷相接。站在谷的东侧西望，老城城墙从圣殿山植被稀疏、黄绿交织的山冈上巍峨地耸起，穆斯林的圣殿——金顶清真寺——就那么光灿灿地停留在你的视野中，被周围不同层次的城砖、岩石、墓碑、屋顶一起掩映着。汲沦谷里过去有水，如同护城河一样一直流到南边的欣嫩谷，古代的闪族人在欣嫩谷里给火神摩洛克献祭儿女，现在，这里是一个由英国捐资建造的公园，从谷里爬上来，两脚都会沾上红红的黏土。
在橄榄山上向东南望去，目光越过大片大片碎碎的白房子，你可以看到死海模糊的影子，像地上的一摊墨蓝色水迹，一动不动。橄榄山上最显眼的一栋建筑是万国大教堂，设计者为安东尼奥·巴尔鲁奇，时间为1924年，正面穹窿上巨大的马赛克拼画讲述着耶稣基督替世界承受苦难的故事。围绕着教堂的是一大片古老的橄榄树林，即著名的“客西玛尼园”，耶稣据说就在此园中被捕，园中的三棵超过两千年树龄的老树，人子献身时，它们应该已经在场了吧。
不上橄榄山，你不知道圣城的味道。这里的风是沉甸甸的，再晴朗、再明媚的天，圣城都给人一种日头即将西斜，有什么东西将要缓缓降落的感觉。橄榄山不过是个小土包而已，一旦登临，人却笼罩在一片奇怪的寂静里。缘着城墙外围行走，从被拐角挡住的地方驶出来的机动车都仿佛是蹑手蹑脚的，到处是裸土、杂草和岩石，黑袍黑帽的教徒们腋下夹着书本，在一车一车的游人跟前面无表情地走过。
构建耶路撒冷的石灰岩和白云质灰岩是尚存于人类世界的最古老的建筑用石之一，自公元前到现在，老城内外的建筑，乃至整个耶路撒冷的建筑，至少是外立面，都是用这种石头砌成的，越是年深日久，石的颜色越黑，尘土、雨水和风协力把石头雕出沉吟的表情。古代耶路撒冷周围布满了采石场，犹太人移民来到圣地后，有许多人从事的也是采石的行业，现在，采石、制石这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交由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来完成了。
尽管耶路撒冷的法令严格规范建筑的修造，但圣城古老、沉重的尘埃里早已混入了现代工业的碎屑。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我看到雅法路，这条一头通往圣城西北角，另一头连着长途车站的东西主干道，一半路面已被挖开，公交车只能在另一半路面上艰难地擦着身行驶，司机们交错而过时，都能伸手出窗互相握一下。我心说，那半边定是属于阿拉伯人分治的区域，所以才如此光景，犹太人做事干练高效，绝不会把一条破路扔在那里而看不见一个工人。三年之后，我重返故地，看到银色的轻轨车已静静地行驶在了雅法路上，才知道自己想当然了。两边的风物依旧，人们默默地行走，犹太教徒一边交谈一边严肃地点着头，长长的、卷成锥形的鬓角轻轻摇摆。
哈伊姆家的窗户面积特别大，大到一推开，两扇玻璃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只剩一个窗洞。客厅里空空如也，弥漫着一股灾后重建的气息。“这是我租的房间，”哈伊姆说，“旁边有两个超市，二十四小时的那个不要去，东西太贵，另一个晚上7点前都开着。”
哈伊姆刚刚服完兵役，他目前在筹备一个集体成人礼：不单是告别男孩，告别军队，还要告别他的家庭——犹太教社会里的一个小小单元。这些年轻人都是宗教家庭的叛逆后代，他们不肯走父母那种拘谨守戒的人生道路，因此自己结群结社。以色列的犹太人果然都是结社和搞运动的好手，在军队里，哈伊姆参与创建了一个类似“父母皆祸害”的社团，又参加了另两个社团，其中之一叫“醒来”，旨在唤醒本城的那些世俗居民保卫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被那些religious men给占领了，”他说，“那些人从来不笑。”
正如此地报纸上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在逃离圣城，因为他们受不了城市的宗教化。这座城市有一个世俗犹太市长，但权力却集中在哈雷迪们的手中。哈雷迪（Haredi），指的是犹太教徒中最极端的一批人，他们最坚定地相信《旧约》中“上帝选民”一说，严守着自从犹太教创立以来确立的一整套教规，从衣着到饮食，到每日的祷告，到安息日以及逾越节、赎罪日、住棚节、新年等众多宗教节日的清规戒律。由于以色列是个民族混居的民主国家，政府若要保持“犹太国”的性质永久不变，就必须特别照顾哈雷迪们的利益，因为这些人忠实地遵循《旧约》中“生养众多”的律令，是民族繁衍壮大的主力。
“哈雷迪化”的过程开始于2003年，极端正统派希望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纯粹的犹太教城市，而不是三教共同的圣地。有这种诉求的人，必然要诉诸隔离，哈雷迪呼吁在一些公共场合设置铁丝网，隔开宗教人群和世俗人群。这十年来，耶路撒冷失去了一批又一批老市民，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子女亲朋大多选择居住在更为自由开放的特拉维夫，另一方面，浓烈的宗教氛围也确实让他们呼吸困难。但是哈伊姆说，世俗人群的撤离，促使哈雷迪更加嚣张，“这是不对的，城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赶走所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虽然生长于兹，对圣城景物已无太特别的兴趣，但哈伊姆还是陪我去走了下老城。我们沿着城墙外侧的草地缓缓而行，这片并不起眼的绿化带，是“六日战争”后上任耶城市长的特迪·科勒克倡议兴建的。在科勒克的治下，耶路撒冷成功地做稳了首都，朝一个文化多元的国际化城市的方向发展，这十年来的保守趋势，绝对是他不愿看到的。老城游人如织，许多人都往哭墙跑，以为它是所有犹太人共同的圣地，却很少知道它背后的争斗：哈雷迪们企图将它变成自己的象征，他们号召更多的犹太人向他们靠拢，更宗教一些，更加积极地到哭墙来追悼过去，托付心愿。
哈伊姆就从不去哭墙，他觉得在如今的局面下，去那里就跟投敌没什么区别。这是一场战斗，就如同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争抢同一块土地一样。但是，解决以巴对立的问题，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解决了圣城教俗对立的问题，最多拿一个什么“耶路撒冷理想主义者纪念勋章”。
“我们无法放弃耶路撒冷，总不能所有不信教的人都跑到特拉维夫去吧？”他说，“我是公民，我有权住在任何我想住的地方。”
特拉维夫获评2011年度“全球同性恋之都”，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封闭保守的耶路撒冷，同性恋人数也占到了百分之十，跟世界平均值一样。更有甚者，宗教人群里都有同性恋者，他们还成立了个组织叫Havruta，这说明，宗教界也不是密不透风的一整座堡垒，他们只是在某些方面，例如在对待世俗力量的做法方面比较一致而已。
“哈雷迪认为，跟与自己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是种骄傲，”哈伊姆说，“而我正相反，我所骄傲的是：能跟和我不同的人同住一个城市而不与他们混合。”
“Everyone is fighting.”我叹息道。
有一句俄国谚语，据说在以色列一度很流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们长一句短一句地说着话，踩着草地和赭红的土壤而行。嶙峋的岩石根部已经发黑，耶路撒冷的雄伟、森严中，带着一种仿佛刚刚挨过火焚的气息，一种肃杀的感觉，让人不得不停下脚步，伫立凝思，然后，被不知来自哪一所教堂的“嘡”的一声钟响惊醒。晴朗的每一天，夕阳定时把圣城镀成“金色的耶路撒冷”，再多的观光客都冲不淡它那浓郁、错杂的虔诚，还有随之而来的偏执、苛刻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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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一边整理一些耶路撒冷的谈话笔记，一边查看那些搬离圣城的人的言论。我发现，他们相当脆弱：周围的朋友少了几个，他们就认为自己同这个城市的缘分到头了；有的人在安息日开车出门，被犹太教徒骂了两句，就觉得“在这里生活是种羞耻”。我有些怀疑，哈伊姆或许言过其实了，他是个悲观的人，微笑中总有那么几分悒郁（我都不明白他为何要邀我来他家住），结交的也都是些容易忿怒的同类。或许，那么多人忍受不了一群手捧经书、经常发些怪论的正统派教徒，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太敏感了，太容易为一些事情激动——而这些事情，与食品掺毒、恶性拆迁、商业欺诈、冤假错案之类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不过，“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句倒是放诸四海的真理。在内奥·茨马达，人们就是在研究共处之道。农庄的元老们都是耶路撒冷居民，也都是世俗犹太人，现在他们回圣城，还能生活得惯否？
马克睡了半晌起身，冲着墙打坐去了，轮到我倒头躺下。我从来拒绝午睡，甚至觉得大白天人事不省是男人的耻辱；做了农民之后，我依然不屈不挠，但午睡强行进入了我的作息表，逼迫我，给我的头脑和四肢施压。分明是它需要我嘛——我迷糊着想——而不是我需要它。
作品简介：
云也退 著，理想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这是一部特别的非虚构，作者云也退以他在以色列的一所集体农庄（基布兹）劳动的一个月为主线，穿插叙述了他在以色列各地行走的见闻和思考。在云也退的笔下，以色列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的地方，既安全又危险，既贫瘠又富裕，时而保守时而开放，以色列人的头脑以顽固著称，但又能向创新敞开各种可能。书中描写了一群表面上非常“不思进取”的犹太人，他们安于村庄劳动，坚持修行、冥想、过集体生活、讨论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问题，然而，这些“农民”的形象却折射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一再成功的奥秘，而他们积极的生活实践也蕴含着改造社会、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动人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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