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如海》：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

《王城如海》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一个人对自我内心之恶的不容忍，希望获得“清洗”、得到救赎的愿望。这种救赎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一把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一样，让我们疼痛不已，不断审视和拷问自我生命的灵魂。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这就是徐则臣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的开头，极具隐喻性。主人公一出场，作者就让他在一个非常日常化的活动——剃须中，被剃须刀割伤了喉咙。咽喉是人身体中一个非常要害的部位，一把剃须刀切进咽喉里去,这不仅意味着主人公余松坡的生活可能处于某种危机之中，也隐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要害部位可能也处于某种危机之中。在急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可能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小说开头“剃须刀切入咽喉”这一场景写得很抓人，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城如海》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一把切入他们生命咽喉的“剃须刀”，都有他们内心的疼痛。

在《王城如海》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看到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成长、奋斗史，也看到了当代中国内在的“断裂”。小说的男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个有着乡村背景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先锋戏剧导演，在美国待了20年后回到国内创作了《城市启示录》这一戏剧。然而，余松坡的生活依然有各种焦虑和危机。一方面是他因没能处理好《城市启示录》中教授对“蚁族”发表的评论而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另一方面余松坡因多年前举报了自己的堂哥余佳山导致他被关进监狱15年最终陷入癫狂而始终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愧疚和负罪感没有随着光阴的流转而渐渐淡漠，它“越发清晰、深入”，切出的伤口反而在时间冲刷下愈来愈深，就像一把切入咽喉的剃须刀一样始终在用像线一样细微却又清晰的疼痛感提醒他这段往事的存在。生命的创伤始终没有愈合，尽管表面上余松坡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成功的先锋戏剧导演，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始终没有被填补。这种内心的疼痛是他无法抹平的，它时不时地就会发作，让他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在《二泉映月》的乐声里，他才能沉静下来，获得暂时的解脱。

《王城如海》

小说中还有另一个阶层的存在。余松坡家的保姆罗冬雨来自苏北农村，她为了弟弟罗龙河毕业后能在北京扎下根而来到这里打拼。因为出色的护理能力和对职业道德的坚守，罗冬雨成为余家的保姆，在余松坡的家中成为了一个谁也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罗冬雨对这个家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女主人祁红也无法做到的。罗冬雨的存在使这个有些“分裂”的家可以以一种“完整”、“美好”的面目示人。罗冬雨尽管是个保姆，但对孩子余果来说罗冬雨就是他的妈妈，她在余果的成长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罗冬雨对余松坡来说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罗冬雨的谨慎和缄默使得余松坡可以保护自己的“秘密”维持体面，也使得他的伤口不再被更多好奇的目光刺探。在小说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罗冬雨出色的处理工作、情感之间关系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罗冬雨在余家也处于一个“要害”的地位。

余家的这种生活对罗冬雨来说，也是“必要的”。尽管罗冬雨来自底层，但她向往并且也习惯了余松坡家的这种生活模式，喜欢帮余松坡整理文稿，也喜欢这种让家里变得整洁有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对余果的感情让她不忍离开。这就让罗冬雨处于某种“分裂”之中，她的生活与她的情感亦如此。罗冬雨自己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弟弟罗龙河与她同在北京“漂”着，为了能让弟弟在北京扎下根，不得不加倍打拼，暂时搁置与男朋友韩山回家安定下来的计划。这种“分裂”在罗冬雨与韩山之间的关系中体现的更为明显。罗冬雨与韩山有同一个故乡，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和青春记忆。那时候在苏北小镇上骑着摩托车的韩山很是扎眼。小说中一写到他们的高中时期笔调就变得轻快活泼起来，又回到了徐则臣以前的那种写法。这是徐则臣擅长的一部分。但这同一个“来处”也是现在罗冬雨与韩山为数不多的共同之处，罗冬雨越适应余家的生活，她与韩山之间的差距就越大。罗冬雨实际上处于一种巨大的断裂之中，一方面她已经与现在这种城市生活融为一体，但另一方面她又有无法抹去的乡村记忆，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她都无法彻底将自己划分到哪一边。这“断裂”既是罗冬雨、韩山的，也是当下中国千千万万人的。《耶路撒冷》中“尽管有故乡，但故乡再也回不去了”的主题在这里再次出现。

小说对这种“断裂”和创伤的呈现，随着故事情节一步步深入。这是徐则臣非常擅长的一个模式，就像剥冬笋一样，一层层的剥开，一步步进入最隐秘的核心。小说刚开头余松坡与《二泉映月》的关系，他与天桥上那个卖空气的流浪汉的关系都是一个谜。这个谜因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种巧合而被逐渐揭开：大学生罗龙河的女朋友鹿茜因迫切想要成功的渴望不惜通过“潜规则”的方式来争取余松坡戏剧中的一个次要角色，这一幕恰好被韩山看见，而韩山对余松坡的报复、嫉妒心理又使得他故意把这一消息透露给罗龙河。明亮耀眼的太阳也有阴翳，原本将余松坡视若神明的罗龙河因此产生了窥视和报复余松坡的念头。在帮助姐姐罗冬雨整理杂物时，罗龙河看到余松坡的“遗书”，发现了余松坡不为人知的“秘密”。在罗龙河的安排下，余佳山被带到余家，余松坡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小说处处有“戏”，最后一幕四人在家中发生的惨剧，正像一场戏的高潮部分，最后要由主人公余松坡来面对这一切。多年来，余松坡始终无法面对余佳山，因为余佳山时刻提醒着他的卑劣和犯下的过错。无论他怎样忏悔都无法弥补余佳山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必须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只有赎清了自己的罪他的灵魂才能被清洗，才能“重新做回一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

在这最后一幕“戏”中，罗冬雨也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撕裂。罗冬雨的本能是保护自己的弟弟，但慌乱过后对余家人，特别是对孩子余果的牵挂让她选择留下来，承担责任。这是罗冬雨对弟弟、也是对自己的救赎。《王城如海》接续《耶路撒冷》的“救赎”主题，它关注的仍然是人的内心，是每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疼痛的问题。

《王城如海》的故事结构别具匠心，作者采用了双线结构，戏剧《城市启示录》出现在小说每一章的开头，而故事中的人物与主题也不断交叉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城市启示录》中一个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从伦敦回来，带着儿子和猴子小汤姆来到北京，既看到了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难以想象的活力和无限可能性，也看到了这个“庞大固埃”的混乱、喧嚣和焦灼。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非自足性”意味着“城市化远未完成，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北京也是余松坡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它既联结着他过去的隐痛，也与他现在的艺术“危机”有关。在戏剧与小说不断地交叉、互动中，中国现代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危机都被凸显出来。“北京”成为一个象征的符号，活跃在其中的“蚁族”大学生、卖菜的、出租车司机、地铁乘客的生活正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艺术折射。雾霾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环境问题，它也在人心里，给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内伤。

《王城如海》不仅将对我们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的“雾霾”带到小说中来，还提到了“蚁族”，呈现了如何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层对峙、阶层裂痕的问题。小说没有像以往的底层文学一样，把我们的苦难大肆渲染。徐则臣非常克制，只让这些痛苦在小说中露出了冰山一角，而冰面下的部分是要靠每个读者联系自身的生命体验来补全的。人们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徐则臣用这样一种方式将我们时代的“割裂”和“对立”展示出来。这种“割裂”和“对立”也是余松坡本身精神创伤的一个根源。余松坡曾是那个时代“蚁族”的一员，艰难地走了出来获得“成功”，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原谅自己，他和他父亲终身都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王城如海》呈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一个人对自我内心之恶的不容忍，希望获得“清洗”、得到救赎的愿望。这种救赎既是余松坡、罗冬雨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就像一把切入生命咽喉的“剃须刀”一样，让我们疼痛不已，不断审视和拷问自我生命的灵魂。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月24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