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本文摘自《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喇卫国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6月出版

缅怀所有的受害者

我们，波兰的犹太人

1944年4月，诗人朱利安·杜维姆（Julian Tuwim）发表了他的悲情诗《我们，波兰的犹太人…… 》，诗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我必须明确我的国籍，确切地说，我的民族情感，我会说我是波兰人，这样说有许多简单而几乎淳朴的理由，大部分是理性的，小部分是非理性的，但绝无‘神秘’的成分。是波兰人，这既不是一种体面，也不是一种光荣又不是一种权利。这，就像是呼吸。从未见过一个以呼吸为骄傲的人。我是波兰人，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学习，因为在波兰，我曾有过幸运和不幸。因为我只是想，从我被流放的地方返回波兰，纵使有人在别处允诺我天堂的快乐……对于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人在问：‘好吧，如果你是波兰人，那为什么要说，我们，波兰人？’而我荣幸地告诉你，‘因为血液—也就是说，种族的教义？—不，绝不是。不是种族的教义，恰恰相反，是有两种血液：一种流淌在血管里，一种流淌在血管外。’”

1944年，杜维姆因他的一腔热血而成为了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诗人不否认他是犹太人出身，即使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波兰人，并厌恶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想否认其国籍并把他送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排犹主义者。尽管战后，他更愿意回到他的祖国，笼罩了整个欧洲的地狱般工业化大屠杀却促使他把自己认定为犹太人。他的理由很正确：他们，几百万因为出身而遭到谋杀的人民，不该再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改变自己的出身。因为希特勒，他们应该永远是犹太人。

我记得，很早以前曾读过他的悲情诗，从而更加强了我的犹太人意识。彼时，我也认同“二战”刚刚结束后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的观点,即这个星球上只要还有一个反犹分子，他就要作为犹太人而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极端，尤其因为它强行改变了缅怀历史的方针，使我对确认自己身份的自信心不断受到伤害。

独特的受难者

有件事说明出现了这些伤害：我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读博士的时候，有人组织了一个大学论坛，在法国，这是第一个关于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论坛。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参与了论坛的准备工作，还筹措了资金，他们对于论坛向一位茨冈女报告人发出邀请感到十分恐慌并坚决反对她出席讨论会。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借助于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 ）的积极干预,“非犹太”女研究员才被允许发言。这件事让我感到恶心。首先，我非常诧异，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不知道对于纳粹罪行的不懈追索仅仅是为了犹太人。

再后来，又经历了几次这类事件之后，我经常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城里的晚餐聚会、大学的课堂上、激烈的争论中）提问：“有多少人在纳粹的种族灭绝集中营以及在其他大规模屠杀中被杀害？”回答毫无例外的都是：600万。当我强调我问的是被害人总数而不仅仅是犹太人，我的对话者都显得非常吃惊，极少有人知道答案。

看过20世纪50年代阿兰·雷乃（Alain Resnais）导演的电影《夜与雾》的每个观众都能回答：1100万人。但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从西方集体记忆的硬盘中被删除了。事实上，可能是1000万死难者（而不是1100万），其中有500万犹太人（而不是600万），这是研究者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权威性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里提到的数字。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上的差别，而是应该知道为什么“总的”数字会完全消失以及为什么只剩下并只听得到“犹太人”的数字。

总的来说，阿兰·雷乃的这部电影非常成功，但瑕疵是片中仅有两处提到“犹太人”。叙事的重点聚焦在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上，电影所表现的死难者主要是政治犯、抵抗战士和苏联战俘。遗憾的是，观众在这个故事中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纳粹妄想狂的本质和对想象中犹太人的妖魔化。一半以上“非常规”死难者曾被刽子手打上了“犹太人”的标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二战”期间纳粹的种族灭绝和仇恨行为的性质极为重要。虽然这些“优先”死难者中的许多人绝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而坚持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或德国人，但当被刽子手认定他们属于犹太种族之后仍然被杀害了。所以说，“文明化”的对白显然是雷乃这部电影的主要缺陷。

导演的这个瑕疵，因其要大胆表现隔离区里一个戴军帽的法国宪兵而得到了弥补：20世纪50年代还有不少曾经与纳粹占领者合作过的法国人，那时展现这种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需要某种知识分子的勇气，不幸的是，审查没有通过。

1985年，即《夜与雾》上映整整30年之后，另一位法国导演的影片上映了：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影片迅即在20世纪末的电影文化领域里取得了回忆种族灭绝的权威性地位。是否应对导演在他那个时代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援助而耿耿于怀？另外，是否不应该指出贫穷、愚昧的波兰农民有时好像与有教养的德国纳粹一样有罪？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平等、连续和一致的行为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在长达九小时的电影《浩劫》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出现过一次从法国开来的死亡列车！也绝少提到1942年7月，当犹太儿童被送往冬季体育场的时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对冷漠的居民，以及他们之中在花神或双偶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的知识分子。这部大获成功的法国电影彻底删除了维希政府的历史角色，这一切显然有利于在法国和西方世界建立标志性的纪念之地。许多人都满足于这种想法：工业化大屠杀的实施是在那边—在遥远的、疯狂反犹的东方，在粗野的天主教农民之中，而与有教养的、精致的美丽欧洲毫无关系。

况且，我作为这位自称犹太人导演之作品的一个以色列观众，很难接受如此注重细节的历史回顾电影从头至尾谈的都是在这个巨大死亡工业中罹难的犹太人，而没有其他受害者。因此，尽管电影大部分镜头是在波兰摄制，却还是让观众无法知道有500万波兰人在这里被屠杀：250万犹太人，250万天主教徒。即使原来是为非犹太人的波兰战俘而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配在《浩劫》中得到说明。因此，我一点也不会奇怪，那个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能够带着满意的神情，谈起波兰的种族灭绝集中营。

当然，几乎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都从波兰的土地上消失了；他们被抛进了焚烧炉或者被就地掩埋；而大多数波兰天主教徒活到了战后；当我们衡量死者和生者的差距时，会感到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差别。但如果按比例计算，罗姆人（即茨冈人）的被害人数与其族群总人数的比例显得与犹太死难者的比例非常接近；然而他们却无权在朗兹曼的《浩劫》中出现。

遗憾的是，当涉及回忆受难者的时候，这位法国导演不是唯一要进行种族筛选的回忆监制人：有几个人是在他之前，更多的人紧跟其后。同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为使犹太人死亡的专属权得以永存，对于其他人的死亡保持了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从20世纪最后的1/4算起，几乎所有关于未被纳粹打上“闪米特人”标记的死难者的记忆都消失了。工业化杀戮成了犹太人特有的悲剧。西方记忆中的纳粹集中营和种族清洗的现象或多或少地排除了其他受难者：茨冈人、抵抗战士、反对派、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耶和华见证人派、波兰知识分子、苏联军官和警察等等。除了某些同性恋以外，那些所有被纳粹清洗的人，以及对犹太人及其后代的系统性谋杀，也都从储存记忆的主要网络中删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切，而创建这种新的再回忆又对当今犹太人身份的特点产生了什么影响？

作品简介：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喇卫国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6月出版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本书中回忆成长经历，追溯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历史，以兼备动情与学识的书写，颇具胆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对“上帝选民”理念与大屠杀苦难的鼓吹，质疑了犹太民族的定义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已成习惯的现实：犹太人身份的凝固不变、犹太人的道德优越性、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级差别与殖民主义……而质疑与批判之后，桑德展望了一种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一个由坦诚、慷慨的普世原则指引的未来。

由于无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强加于我虚构的民族属性，更难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诩上帝选民俱乐部的成员，我愿意放弃做犹太人并不再自认为是犹太人。

——施罗默·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