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本文摘自《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 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导 言

从规则的总数以及国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遵守某些规则的总趋势来判断，国际系统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或制度）是确定无疑的（ 例如，Simmons 2000；Guzman 2002；2008）。这一事实导致了各种乐观的预测，即我们正在从安全共同体走向“一个世界国家”和“一个世界社会”，姑且不管（这些名词）是怎么定义的（Adler and Barnett 1998a；Wendt 2003；Buzan 2004；Suganami and Linklater 2006）。但这种乐观的想法有正当的理由吗？基于社会演化而非任何意识形态，本章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我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大体而言，人类社会（以及具体而言，国际系统）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但一个和谐的制度化的“世界国家”或“世界社会”不会存在。[]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往往是由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制度”这一概念就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冲突、斗争（并不总是但经常是暴力的）和权力（Tang 2011a）。如此，尽管并恰恰是因为国际系统（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基于规则，也就不会出现一个世界国家，除非这一术语变成一个空洞的外壳。我的推断建立在两个理论支柱之上：社会演化范式，以及我已在别处从社会演化视角提出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本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作为理论支柱之一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导出该理论对理解（尤其是在地区层面的）和平制度化的进程的含意。为支持我的论点，第二部分考察了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案例。在我们新的实证和理论理解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围绕现有国际关系文献中关于国际制度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第四部分主张重新定向研究国际政治的制度主义路径。第五部分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一个“世界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及对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向往也许是危险的。最后是结论。

在我进一步论述之前，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尽管我将国际政治中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视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因为它的确在本体论上抓住了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但是我不会把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称为一个“新自由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仅捕捉到了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而它呈现出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画面是误导性的。“新自由主义”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际政治大理论。而这样一个已从根本上转变的国际制度研究路径就不能再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这里所倡导的制度研究路径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命题。此外，由于比“新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制度主义这一术语目前已得到主流“新自由主义者”（例如Keohane and Martin 2003）的支持。比如，英国学派也是一种制度主义的路径（Evans and Wilson 1992；Suganami 2003）。其次，尽管我会讨论一些与“世界国家（社会）”概念相关的规范性议题，但是我对“世界国家”的大部分批评首先基于对国际政治演化的实证考察。最后，我主要对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进程感兴趣，因此除非必要，我不讨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制度如何反过来塑造行为体的行为以及未来的制度变迁。

作品简介：

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 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广受尊敬的机构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

第一位在全球性政治科学类研究协会中获得著作类大奖的中国学者唐世平代表作。

在国际政治领域，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构成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主题。唐世平则在本书中指出，上述这些理论都是只将国际政治视为静态的过程，只有运用社会演化方法才能为国际政治的内生变化提供充分的解释。

本书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演化方法的基本思想，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证据基础上，运用社会演化“突变—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在我们眼中理所当然的、污秽和野蛮的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在1648年到1945年间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1945年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

这本书的核心贡献，不是描述历史演进这个过程，而是研究这个演进过程的驱动力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在于，消解了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领域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用社会演化范式为国际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内生解释，同时也用社会演化的眼光展望了国际政治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