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 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不仅内容上《新潮》要用偏激的姿态抨击时弊，形式上也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而“社告”上写明：“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这样，《新潮》就真正做到了从内到外“自别于一般社会”，即使较之于《新青年》，《新潮》也显得更直截痛快：“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点。”

至于“注重通信”，鼓励读者来信“无论许可、非难，皆所欢迎，如于本志所讨论之外别有询问，亦当竭诚相答”，甚至可以“传达海内外各地消息，或借本志自抒主张”，这就是跟着《新青年》亦步亦趋了，对于制造学术讨论的“现场感”，发动读者的“参与意识”，都大有好处。

说的是不怕“自相矛盾”，但《新潮》的编辑在细节上还是很注意一以贯之。《新潮》一卷一号上刊载了志希（罗家伦）的两篇时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猛烈抨击当前流行的黑幕小说、言情小说和笔记小说“把人类罪恶写得淋漓尽致”、“过于荒谬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闭门造车”，又批评报纸上的广告无意识地对社会产生恶影响：常有“卖春药”“医梅毒”的广告，卖秽书卖假货“更不必说了”！作者感叹道：“营业！营业！社会上一切的罪恶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有了这样的议论，《新潮》即在封三的“广告价目”里声明：“恶滥小说，与恶滥药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志概不为之登广告”；“愿登广告者，如能以原书或原物见寄，纵使审查，尤为欢迎”。广告与议论遥相呼应，进一步加深读者心目中《新潮》“进步”的印象。

《新潮》的栏目设置不按体裁题材，除“评坛”、“出版界评”、“故书新评”较为学术化外，其余所有文章都混同排列，有时论文后接一篇小说，诗放在两篇杂文之间。这大约是因为《新潮》编辑部人少，作者也多是同人，比较容易统筹的缘故。通观《新潮》两卷十二号，涉及政治、社会的寥寥可数，其中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和傅斯年的《去兵！》、《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曾经引起过小小的争论，但显然《新潮》同人的重心没有放在这上面。而且如《今日之世界新潮》，并不是像易君左误会的那样，要提倡“俄国式的革命”，而只是描述一种不可避免的潮流，“并没有对于社会革命本身加以可否”，着重的倒是对这股潮流的危害加以防范：“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狠；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智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地照他人榜模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归根结底落到了普通人民的“一点智识没有”，指向还是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

《新潮》引起最大争议的文字，是对旧家庭旧伦理的猛烈批判，一卷一号上傅斯年的《万恶之原》就直截了当地提出：

“善”是定要跟着“个性”来的，所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

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

我答道中国的家庭！（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从小便极力摧残人的个性”，“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的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傅斯年用了他一贯的颇为偏激的口气声称：“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为了摆脱这种“万恶之原”，傅斯年不惜号召读者“须领会得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这篇短文是崭露头角的《新潮》最有震撼力的一篇文字，一时举校哗然，洛阳纸贵，《新潮》一卷一号不得不尽快再版。紧接着，休学在家的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在一卷二号上发表《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将中国家庭没有改革的原因当结为三：（一）名分主义；（二）习俗主义；（三）运命主义，这都导致旧家庭里没有“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重人我自由的范围”，以尊卑代是非，以名分代爱情，“将他的精神重重的剥削，使天真的趣味日渐减少”。在顾颉刚的笔下，旧家庭“极象一座‘古庙’”：

境况佳些，这古庙是个“观音殿”，面貌是很慈祥和蔼；境况恶些，这古庙是个“阎罗殿”，景象是凶暴苛酷。他们的面目虽然不同，却有一件是很相同的，即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发生意识，和我们的精神感情有个交互联络的地方，做有商有量的共同生活。所以人住在里边就是做了同神象最有关系的“庙祝”，也不过烧香、点烛、开门、闭户，那种狠惨淡无聊的生活。

顾颉刚的态度与傅斯年的不同，他不只是指出旧家庭的弊端，唤起民众的注意，他更痛恨中国以前的学者对于“家庭”抱有“秘密主义”，“刻了几百万块的板子，做了几千万万字的文章，竟全然考不出他们的实况”，所以等到二卷五号上重续这篇文章时，顾颉刚表示要“研究中国家族制度”，希望《新潮》的诸君代为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