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道数学题
十年前我刚进入新闻行业的时候,采访到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他的英语很差劲,大学四级考了三次都没有及格,结果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书。他向我诉苦道:“我又不打算出国或者去外企,为什么非要通过英语考试才能毕业呢?英语对中国人有那么重要吗?”
我很同情他,当年吴晗数学拿了零分也能进清华,如今却有人因英语不好而拿不到学位,连工作都找不到,实在太冤枉。
对我的打抱不平,熊猫很是不以为然。他问:“四级考试很难吗?”
“不难吧,很多人大学二年级已通过了。”
“这么简单的考试都不愿认真准备,怎么好意思抱怨社会。”他说。
对熊猫而言,这世上没有比考试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他从十岁开始参加数学竞赛,十五岁被大学破格录取。当年我翘课看《流星花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每学期拿十八个学分。
在常春藤学校,这样的人遍地都是。世界在他们眼里就像游戏通关,难度太低反而会感到无聊没劲。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在哥大的休息室小憩,走进来一名中国学生,似乎是刚踢完球,腿上还绑着护膝,他坐在钢琴旁歪头想了想,信手弹了一曲《菊次郎之夏》。
天才已经不再是《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他们也有会说话的眼睛和漂亮的肱二头肌。但他们仍然只喜欢约会机灵的姑娘,“啊,胸大是很重要没错啦,但和蠢人在一起实在难以忍受。”
在优胜劣汰的精英社会里,智商就像麦当劳套餐里的汉堡包,不管你点的是A餐还是C餐,这一样永远在菜单屹立不倒。薯条和汽水不过是吸引顾客的噱头。
凭着自己的头脑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从不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我只有永和大王级别的智力,时常想到那些与我一样天赋平平,环境却更坏一些的人,是不是应该就此弃权出局?这个游戏是否已经设计得足够完美,只怪我们自己笨且懒?便是带着这些的疑问,我当了记者,后来又进入社会服务领域。
我和许多富有人文关怀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师生每日谈论社会平等的理想,以及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大家踌躇满志地走近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将精英推为众矢之的。
然而我渐渐发现,这样的热情大概是要落空的。
我认识一位服务边缘青少年的机构负责人,工作了八年,从未领取任何薪酬,仅靠业余教书维持生活。他能叫出八年来服务过的所有学生的名字,常常横跨数州去探望他们,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然而他创立的机构始终没有稳定的员工和资金来源,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少。
他们有无限情怀,可这样却改变不了世界。
互联网正在颠覆着一切,知识、传统,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样于十九世纪创立的《纽约时报》已被这新的世界一步步逼到墙角,而本专业却还幸运地隐居在世外桃源,对这震动时代的技术无动于衷。教授们号召从华尔街名校生的手里夺回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权,他们说道,这些MBA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大量失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然而课堂上却没人知道KPI是什么。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
安迪·沃霍尔说:“你永远应该有个‘你自己’以外的产品。女演员应该计算她的舞台剧和电影,模特儿应该计算她的照片,作家应该计算他的字数,艺术家应该计算他的画作。如此一来,你随时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而且你才不会陷在那个圈套里,以为你的产品就是你自己和你的名气,以及你的光环。”
记得有一日我的中国胃突然发作,跑到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湘水山庄”,点了一大碗正宗常德米粉大快朵颐。正吃得满头大汗涕泗横流之间,隔壁桌几位中国客人的声音飘了过来。
那个谁,去了某银行。
啊,我还没想好找什么工作呢。
跟那谁一样去做社工吧,哈哈。
社工?那是什么?
就是在社区里做些发大米的事,像咱们的居委会大妈。
社工?发大米?真的不要说年轻人“狂妄无知”,这是什么年代,信息实在不闭塞。十几年前我这第一代社工刚毕业,行业尚未在中国落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这些,可谓闻所未闻的先进服务模式,老百姓不知道很正常。可如今已有五十万人在此岗位工作,如此闭门造车,真是让人如坐针毡。
在联合国实习的时候,不止一名同事满脸疑惑地问我:社会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出身一流学府,走遍世界,见识委实不少,甚至还有本校前辈,其教学楼与本学院只有一街之隔,竟也对此门学科不明就里。
联合国开发署每周要开一次电话会议,与全世界几百家民间组织协同推广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这十七项目标,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追求,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消除赤贫和饥饿,到进阶的需要如优质教育、健康,以及气候变化。可是,从来没有社工机构拨入过这条热线。
当我连SDG的英文全称都说不顺溜的时候,Roxanne,一名来自智利山区的二十岁女孩,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来到纽约。她告诉我,几位没上过大学的女孩仅用白纸和铅笔,这最古老的文明工具,采访了三千多位智利农民,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在我的课堂上,专门服务边缘弱势人群的社工学院里,鲜见有人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只有一两名教授参加过关于SDG的研讨会,压根儿没人知道公众投票这回事。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是SDG的使命,可是站在社工背后的那些人,流浪儿童、未成年母亲、独身老人,以及游走在社会边缘无法走进阳光里的人,他们最终因为我们的平庸和懦弱被落下了。
不敢与现实交手的理想就像博物馆里的兵刃,须得放在玻璃箱里防尘除湿,它渐渐不再锋利,不再是真正的武器。远离红尘,也同时断绝了空气和阳光,一颗种子并不能成为一株挺拔的树。
十年前那位英语差劲的大学生,今天我会告诉他,努力让自己成为没有学历也能站着生存的人吧。要改变世界,先要拥有能爬到食物链顶端的本事。
家长们总是说,希望孩子的一生快乐就好,别的都不重要。这愿望实际比当上总统还难。有什么快乐能够持续超过一天?
有人会说也许国外有呢。国外多自由,人们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现实却是当你踏上新大陆以后,才发现帮别人除蟑螂都要考执照。
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地方,只有自由而没有竞争。
揉进许多没有代价的幸福的童年橡皮泥,已被岁月渐渐风干,而成为一座夜半时分用以缅怀的塑像。我把它仔细包裹好,放进街角的邮筒,寄给五十年以后的自己。
至于眼下,在这个游戏中我们远未完美,仍需要开动脑筋才能赢得比赛。(文/曹頔)
摘选自《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