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再读《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编者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于2018年2月1日早晨6时05分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本文作者是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1日5版，后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zskgpku）推送，标题有所更改。

2017年4月杭侃陪同宿先生参观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李伯谦先生嘱我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选一篇宿白先生的论文，我斟酌再三，选的是宿先生发表于1992年的《文物天地》第1、2、3期上的《武威行》。宿白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但是所撰述的文章集中在考古领域，均以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举凡城市、墓葬、建筑、手工业、宗教遗迹都有专门的系统研究。

宿先生为人低调，治学谨严，曾经不止一次抄写西藏《萨迦格言》“山涧的小溪总是喧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极少谈及自己。所以，读者要想了解宿白先生的研究思路，只有通过他的论文和讲义。在宿先生的论文中，《武威行》是比较特别的一篇，宿先生的多数论文是针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而这篇《武威行》分为四个部分，涉及了墓葬、馆藏重要文物、西夏蒙元遗迹等材料，全文以武威城的变迁为主线，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显示出先生宽广的史家情怀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同时，也是我们领会宿白先生治学思想的一篇范文。有研究者曾经注意到《武威行》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如刘翀在《再读<武威行>》中曾将宿先生在《武威行》中体现的城址研究方法称为“古城寻址的间接法”。认为“文章对武威历史遗迹进行了极为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资料丰富，理论卓著，是为古凉文化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之作。”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共辑录六种讲稿，分别是《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出版时间为2008年12月)、《汉文佛籍目录》(2009年6月)、《中国古建筑考古》(2009年9月)、《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2010年7月)、《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2010年8月)和《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2012年2月)。相对于论文而言，这些讲稿虽经宿先生反复修改，但基本用的都是讲课时的语言，更加容易让我们领会宿先生考虑问题的思路。

宿白先生主要著作

《汉文佛籍目录》

宿先生文献功力是公认的，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参与李盛铎木樨轩藏书的编目工作，李盛铎是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李氏9087种藏书共计58385册，三分之一强是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宿先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为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前几年，宿先生将自己的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宿白先生曾经和我们讲起自己与北大图书馆的渊源。“我那时上大学，时间主要是在图书馆。搁40年（1940年）开始，天天在图书馆。那时开架书多，我成天在那儿待着。毕业后留校，还是在图书馆。那时在文科研究所，主要是整理燕下都的东西，就是马衡、傅振伦发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复原，伪北大解散了，我又到图书馆工作，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考古专业，我才到历史系。因此，把我的东西捐给图书馆，是很合适的。”

宿先生强调读书先要知书，他要求我们人手一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可以很快知道一本古籍作者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版本流传以及这本古籍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中他说：“使用一本重要的书，要对其有了解。否则会出问题”。具体到《历代名画记》而言，只有知道了张彦远的家世和张家丰富的收藏，才能够知道张彦远为什么能够写出此书来，以及此书可能具有的价值。但是，仅仅知道这些还是不够的，使用一本古籍还要知道所用书籍的版本情况。现在由于《四库全书》有了电子本，方便检索和使用，所以一些人写作的时候使用四库本，对于四库本，宿先生明确指出“使用四库本要慎重。只要不是四库独有的书籍，最好不用四库本。找四库根据的原本或与其无关的其他本”。

从《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宿白先生使用古籍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在《汉文佛籍目录》中有更系统地阐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宿先生并没有直接讲授《汉文佛籍目录》中的内容，而是要我们抄写吕瀓先生的《佛典泛论》和《汉文佛籍目录》的讲义，并结合抄写的进程翻阅《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阅藏知津》等书籍，有问题再找他请教。这门课相对枯燥，里面涉及的书籍有很多我们是第一次接触。我们抄写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情愿，抄写的过程中我的食指还起了一点茧子，说给宿先生听的时候，宿先生让我看他手上的老茧。现在看来，当初这门最枯燥的课，对自己的独立工作帮助最大，因为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有了这门课，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大藏经》中的相关资料。当时有一种传说，说宿先生只给自己的入室弟子上《汉文佛籍目录》，以至于我们抄写的讲义，后来被他人借阅，传着传着就不知道传到谁的手上了。

大藏的系统图解（《汉文佛籍目录》69页）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虽然重要，但宿先生提醒我们“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历代名画记》只是张彦远一人的记录，只反映他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都很正确”。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宿先生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文献并不可尽信，而是要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而且我们阅读文献，是要为考古工作服务的。《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共有五章，其中第五章为“《历代名画记》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内容占了全部讲义的一半。对于文献不可尽信，而是要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宿先生在《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第一章“张彦远的家世及其时代”中之“张家的收藏”一节，特意提及张彦远的家乡山西临猗，指出“张家虽然在两京和大州地方作官，猗氏乡里还有旧居，多聚族人”。而《雍正猗氏县志》卷一〈坊巷里都〉条记 ：“邑城内有四坊……三相坊，城内西南地。唐三相旧居，故名。”对于这条文献，宿先生认为“雍正县志所记据云源于旧志。旧志是指万历、康熙的两县志。但是，明清志书记载唐宋事迹必须另有实证，不能轻易相信”。

如何对待这样一条旧志的记载，宿先生先论及1989年山东济宁发现了元泰定元年（1324年）张楷墓，墓志载其为唐张嘉贞后裔 ：“公讳楷字道宁，河中猗氏人……。父讳普，字大济，金泰和丙寅（六年，1206年）夏五月二十七日诞于邑之三相坊，盖唐中书令张嘉贞暨子延赏、孙弘靖俱佐唐为达官故云。”（《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这块墓志记楷之父普其诞地猗氏三相坊。因此，我们知道明清《猗氏县志》所记的三相坊，应至晚还有13世纪初的文字根据。

在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工作中，是由今及古地去做复原的，这种工作的程序类似于考古发掘中的地层揭露是由表土向生土开展的。既然明清《猗氏县志》所记的三相坊，应至晚还有13世纪初的文字根据，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唐代就有三相坊呢？宿白先生紧接着进行了一段考述：

《县志》记县城周七里余，四门，东西两门，内有横街相通，南北两门内竖街都止于上述横街，不相通，北门开于北墙偏西位置，南门开在南墙偏东位置。北门内大街在与其相对的横街之南，还连接一条较窄的街道—坊门南巷，向南直抵南城墙。根据其他中原北方旧城街道改变的规律，推测猗氏城这条从北门向南直抵南城的街道，可能是原来的设计，而现在南门内大街约是后来改建的。这个推测如果不误，那么猗氏城内的原始规划应作十字街安排，这就可能是宋金以前的布局了。《县志》记猗氏县为隋代创设，8世纪70年代唐德宗时，河东节度使马燧为防李怀光之叛兴建土城，以后沿用。16世纪中期，明隆庆初始砌砖，以迄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以上记载从城内现存文物看，是可以相信的。首先城内东北隅偏西，尚存两座唐代方形七层砖塔，东西相峙。其后方即北方，有一处高米余的基台上建有奉祠马燧的庄武王庙，俗称马王庙，庙正殿歇山重檐，康熙重建，但多用旧础，旧础覆盆部分施雕刻，可据此断年。最早者雕盛唐流行的简单的宝装莲瓣，其次是若干种变形的宝装莲瓣，再晚些的雕相对环绕的孔雀，后两种应是北宋、金的遗物。可知清重建庄武王庙是在旧建筑台基上，并利用了旧建筑物的构件而兴建的。从庙内所存碑刻等有纪年的文物可知，该庙始建于晚唐乾符六年（879年），北宋、金一再重建；而始建又是在其前兴建的佛寺的基址上改建的，所以庙前方左右还保有晚唐以前所建的东西双塔和大殿还使用盛唐纹饰的柱础。遗憾的是这座佛寺原来名字已失传了。猗氏县城内东北隅有盛唐的大寺院，可推知此城创建应不晚于盛唐。又城内有创建不晚于北宋的天王楼和西塔寺还有金建的文庙，还分布有北宋和金初的铁人、铁钟和经幢，还有元建的妙道寺，因可知此城宋金元沿用以迄明清。这样就可估计现猗氏旧城的布局至少晚唐以来改变不大，因此前面对城内西南隅的三相坊至晚13世纪即已存在的推测，似乎可以向上追溯，说不定从宋金的13世纪后半，可上推到晚唐，名称也许有不同，张家旧居的位置可能一直未动。能够对一个唐代家庭的大致方位的推定，在历史遗迹上也是较罕见的。如果再考虑天王楼旧址位于东西大街的北侧，我们知道相传各地天王堂的兴建，是由于平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诏令而创建的话，那猗氏县城这样的布局，也许有可能开创于8世纪后期了。以上虽然大部是推测，但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猜想。

清《雍正续修康熙县志》中的猗氏县城图（《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12页）

宿白先生为博士班讲授《历代名画记》，2001年

读到这里，我们叹服于宿先生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了。宿先生行文干净利落，我相信在论文体中，宿先生是不会在讨论张家的收藏中插入一段上述临猗故城的考证的，但是从讲义中，我们能够看出宿先生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经过了长期细致的考虑，上述文字很好地体现出宿白先生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大家风范。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是宿先生给本科生所上的通论课讲稿，宿先生曾经跟我说：博士刚毕业只能讲专题课，因为这个时候他只在某些专题上有所研究，给本科生上课，一定要教授，因为这个时候的教师才有较强的把握材料的能力。在这部讲义中，每一个大时间段的考古学面貌宿先生都做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后面的内容则仅仅围绕着这些特点展开。比如在“五代宋辽金元考古”的“概说”中，宿先生说：

这个阶段，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存在以下几项极为显著的时代特征：

1．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各种遗迹急剧增多。前者是这个阶段中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的具体反映；后者是这个阶段中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以上情况清楚表明，当时的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些状况为以后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民间手工业遗迹急剧增加。如果说汉唐手工业遗迹主要出自中央和地方的官府作坊，那么五代宋元的手工业遗迹则主要出自民间。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到遗物发现地点的扩大上，甚至反映到产品外销、在海外大量发现上。

3．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地点的扩大等都是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具体表现。这也反映到大小城市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展、新的交通路线的出现上。同时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加、海上航线的往返也是证明。

4．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反映比较突出。宋元墓葬已和汉唐墓葬等级森严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5．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出现某些松弛。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后，人们的身份出现某些变化，社会交往愈来愈多，与北方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因而使广大汉族的生活习俗、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这反映在家居室内布局方面，十分明显。

总之，宋元时期的考古面貌，又和隋唐时期大不相同。假如说隋唐时期与两汉不同，那么宋元的变化则更大，变得愈来愈接近于近代了。

汉唐宋元考古时间跨度很大，但是，这部讲义并不厚。现在出版的一些称为教材的书，很多都是材料的胪列，教师不可能在有限的课时内讲完书中的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宏观把握材料的能力有限，研究得不够深入，提炼得不够到位。

宿白先生在四川华蓥安丙墓考察，1997年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

宿白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共收入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96年间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三届“岛田奖”，被誉为是一部“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

对于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徐苹芳先生指出：“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见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地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治学方法。今天被我们视为专门考古的佛教考古，在宿先生看起来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考古的必须，《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即为此目的而讲授。

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1962年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分布示意图（《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10页）

《中国古建筑考古》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

宿先生对宋代仿木构建筑的深入研究是《白沙宋墓》中的突出成果。实际上在白沙宋墓考古报告编写之前，宿白先生已经发表有《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等涉及到古建筑相关内容的文章。解放初，他参加了雁北文物勘察团的工作，但是宿先生的古建研究始终是为考古服务的，后来发表了《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 “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温玉清《雁北文物勘查团溯往》，《建筑创作》2009年第2期）。

就如同宿白先生将佛教考古视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一样，建筑考古在宿先生看来，学术目的也完全不同于建筑院校的建筑史研究，而是因为人类的大量活动，都是在人造的环境之中，也就是建筑内进行的，不懂得建筑考古，很多遗迹遗物的研究无法深入，在《中国古建筑考古》中，宿先生开宗明义地说：

《中国古代建筑》课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般建筑史是为建筑创作（设计）服务的，是为今天的建筑实践做借鉴的，是古为今用的。我们的古代建筑课也是古为今用，但是为今天的考古工作服务的，因此，这个课的内容是从考古工作的需要考虑的。

《中国古建筑考古》实际上是从考古学的视角提炼出的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讲义中对考古发掘的早期建筑遗迹多有精彩的论述，如对陕西岐山凤雏西周早期建筑群，宿先生指出：“仔细观察它的柱网排列，纵向仍未成列，因此可知内外柱之间并不能有‘梁’这样的联络构件，因而在结构上基本上还与以前的二里头、盘龙城做法相同。尽管如此，从整个凤雏建筑群来讲，它比盘龙城复杂多了。”

宿白先生去白沙发掘宋墓前在许昌专署，1951年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早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宿白先生就对冯承钧先生教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很感兴趣。《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在把中国考古学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进行考察。讲稿中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遗物，同样涉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西传，而且这种交往时间之早、地域之广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新石器商周考古中常见的三足鬲：

“这种陶器是前二千纪末期突然出现在东迄巴基斯坦北部，西经伊朗北部的里海南岸，迄伊拉克北部的广大的游牧地带；在伊朗北部，大约一直存在到前一千纪的晚期。这里的陶鬲，并不完全和黄河流域的相同，我们见到的有三种形式：三种鬲的样式虽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尖裆。尖裆鬲在前二千纪末前一千纪之初，还存在于甘肃和内蒙一带，这个地带正是中原和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还有畜牧民族的羌等生活的草原区域相接触的地方。大耳下部出分歧、环形耳、流下有支撑，这些在黄河流域不见或少见的做法，应当都和畜牧、游牧民族生活流动、喜欢便于携带、吊起来使用的器物有联系。我们当然不能设想象易碎的陶器，能够直接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到中亚，乃至西亚。但作为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陶鬲，如这种触火面积大、有迅速煮沸而又易于制造等优点的陶鬲，是有可能经畜牧、游牧民族的介绍，经过间接的传播而影响到中亚乃至西亚的。”

中亚、西亚发现的陶鬲（《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8页）

中外文化交流涉及的时空跨度大，学科领域众多，研究资料分散，宿先生在讲义中举重若轻，对不同阶段中外交流的特点和参与交流的主要人群都有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所讨论的对象让学生们能够知其然还能够知道其所以然，比如玻璃制品是古代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特产，那么为什么玻璃制品首先产生在地中海东岸呢？

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石英含有少量的铁，铁在一般情况下，使玻璃带有绿色，很像绿松石。石英哪里都有，但单纯的石英熔点很高，需要 1700°以上的高温，如加助熔剂可降到1400°以下。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碳酸钠），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的天然纯碱，所以很早这里就烧制玻璃制品了。从考古发展看，开始制造的大约是居住在那里的腓尼基人。前二千纪的前期，埃及也生产了，前 1584—1343 年的埃及十八王朝的玻璃作坊已被发掘出来，最能代表十八王朝玻璃高水平的是一座王陵里出土的多种颜色的玻璃珠、管和在一些金属器上镶嵌的玻璃饰件。到前11世纪埃及又制造出了透明玻璃制品。埃及的玻璃制品在前二千纪末的地中海东岸和西亚一带的遗迹中，广泛地被发现。前一千纪初，地中海东岸也生产玻璃珠、管之类的饰具。玻璃珠管饰，物美价廉，而且彩色多样，所以它很快地不仅代替绿松石制品，而且还可以代替其他矿物质、动物质的装饰如翡翠、水晶和珊瑚等制品。近年在陕西宝鸡、扶风西周晚期墓中发现的玻璃珠、管，它的形状大小和地中海发现的很相似，有人怀疑它是西方传来的，这是有可能的。西方玻璃制品除了以天然纯碱作助熔剂之外，他们涂玻璃质釉的器物也有用铅丹作助熔剂的，因此，即使我们化验西周晚期墓所出土玻璃珠、管有铅的成分，也不排除西来之可能。

宿白先生上述讨论玻璃制品的文字虽然简短，但是，所含的信息量很大。

徐苹芳先生在重读《白沙宋墓》时说：

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收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的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宿白先生的讲稿系列，都是“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的结晶，也是“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文/杭侃）

2017年7月30日看望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