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宝林到李诞，中国人为什么笑得越来越空洞
《吐槽大会》火了，部分女文青的男神集体换成李诞。
一朋友在睡前持续听《吐槽大会》数日后告诉我：已经多次梦见十几岁的自己和李诞早恋了。
身高1.8cm、平头、眯眯眼、穿长款丝绒大衣、走路吊儿郎当的李诞不帅，却迷倒数人。所迷，多在他的段子上。
数百个段子砸出来，浅白有力、出其不意。他策划的段子集合——《吐槽大会》创造了“19秒1个笑点”的记录，首季播放量超15亿，并开创了“中国喜剧脱口秀”的先河。
在《吐槽大会》中，数位满是槽点的明星被请上台去，先前只能在八卦里窥探的黑历史被一一拎出来，供人制造笑点，明星进一步被拉下神坛。而另一面，明星难以启齿的黑历史在搞笑式互怼中，似乎被化解了不少。
曹云金在节目中吐槽李小璐整容
观众开心，明星也开心，看似其乐融融。
但质疑声也很多。大多认为内容浅薄低俗。
吐槽的尺度很难把控：有些不让说，有些不敢说；更高级的笑点不仅难创作，也不一定取悦大众。翻来覆去，槽点便局限在了明星的人身攻击上：李湘胖、王祖蓝矮等生理“缺陷”；王岳伦吃软饭、陈志朋不红等尴尬处境……让不少网友质疑其价值观。
面对质疑，李诞的回应倒格外坦诚：“我就是流于表面，我想要浅薄的快乐。”“想看有意义的你看书去啊，看什么脱口秀啊？”
他旨在逗大众欢笑，而既然是用于解压，“笑”又何必有意义？
这令人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摒弃的“包袱至上主义”：为令人发笑而不择手段、不考虑艺术性。这种“笑”在侯宝林眼中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的“逗乐文化”年头已久，近代以来多传于相声。同李诞的位置相似，从清朝末年的天桥艺人，到建国后的侯宝林、马季、姜昆、郭德纲，虽都为引人发笑，但“笑”的内容却不同。
“笑”从无意义，到承载意义，再到如今的无意义，走了一个轮回。其本质的悲剧性逐渐消解，被反击为“喜剧的本质就是喜剧”。
那么承载意义的“笑”是什么样的？
我们真正需要的又是哪一种“笑”？
“笑”最初是谋生工具，以相声的形式传播，源于清朝末年。当时的艺人编了各种挖苦他人生理缺陷、嘲讽农民、外地人及口味荤腥的段子，形式粗鄙，毕竟一场场天桥表演只是为了让老婆孩子不再受饿。
建国后，国家重视文艺工作，将相声艺人提升到文艺工作者的位置。但由于相声的内容尚未变化，发展堪忧。
于世德在回忆录《我这半辈子》中提到刚解放时相声演员出丑的情况：“一次，延长‘拆唱八角鼓’的两位演员在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前使用相声“垫话”《反正话》垫场，用谩骂博取笑料。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等，结果被观众轰下台去。自轻自贱，咎由自取。”
为了延续相声的生命力，侯宝林、常宝华等人努力寻求突破口。刚好，1949年时，熟悉相声艺术的老舍回到北京，侯宝林等人立即去找他。
老舍不认为相声发展堪忧，于是出主意：“早些时候有段相声说‘这个庙’、‘那个庙’的叫什么来着？侯等人回答‘《地理图》’，老舍说：‘对，还有《报菜名》…… 依我看，这些东西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小料，大家照样受欢迎’”。
他亲自帮侯宝林等人修改，融入文学性，改出了《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等作品。侯等人也成立了相声工作小组，一番再创作后，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路北新华游艺社演出相声大会。
侯宝林组建的相声改进小组
此时的相声是艺术的、雅俗共赏的，却也受人喜爱。相声大会每日从10点演到晚上10点，人潮涌动。
侯宝林在《我和相声——答读者问》中说：“相声有自己的个性。它是一种民间的戏剧形式，用笑作为艺术手段，用幽默、诙谐、风趣、滑稽种种手法来表现。不管你说什么样的段子，都得要人笑，还要做到雅俗共赏。就是说，用艺术手法让人发笑，如果演员在台上胡来，不择手段，以为认证人家乐乐就行，就成了‘包袱’主义，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另一方面，除了歌颂外，当时的相声也传承了喜剧的讽刺特性，以揭露社会的方式宣传思想、教育民众。
如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关公和秦琼本相差四百年，却硬被讲到一起，用以讽刺不懂装懂、盲目指挥的人。毛主席在观看后很喜欢，指出：“我们党要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陈毅也听过好几遍，在“广州会议”讲话时说：“依靠权势乱弹琴的人，就得讽刺他。”
1962，侯宝林和郭全宝在河北为群众表演 新华社供图
另有由何迟创作，马三立等人表演的相声《买猴儿》，旨在揭露人民干部马马虎虎、铺张浪费的行为。主人公“马大哈”的梗因此人尽皆知。《文艺报》为此发文道：“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相声中的讽刺，假如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
文革期间，早期相声大师均被打成右派，相声艺术几近没落。文革后，侯宝林、马季从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相声艺术重新展开。
那是一切刚刚释放的时期，大众满腔热血地冲破束缚，对文艺作品寄予了浓厚期待。年轻的姜昆很聪明：“在创作过程中，我发现观众已不满足于对丑陋现象的表面刻画，也不满足于对当时‘左倾’思想的简单讽刺，人们需要深入挖掘的是到底是什么使中国人愚昧了这么多年，是什么锁住了中国人的脚步。”
基于此，他创作了一批“伤痕相声”，最经典如《如此照相》。“中国照相馆的姚经理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在文革时期干他们这行的难处，引起了我们的辛酸回忆”。在《如此照相》中，他用犀利的语言揭露文革的形式主义，讽刺个人崇拜。
姜昆经典作品《如此照相》
部分台词：
甲：我给你念念：“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
乙：真够“革命”的。那时候是那样，进门得这样说：“‘为人民服务’，同志，问您点事。”
甲：“‘要斗私批修’！你说吧！”
乙：“‘灭资兴无’，我照张相。”
甲：“‘破私立公’，照几吋？”
乙：“‘革命无罪’，三吋的。”
甲：“‘造反有理’，您拿钱！”
乙：“‘突出政治’，多少钱？”
甲：“‘立竿见影’，一块三。”
乙：“‘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甲：“‘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甲：“‘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乙：“‘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
甲：“‘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乙：“为公前进一步死”，我这就完了？
甲：“那也不许‘为私后退半步生’！”
乙：我还回不来了！这不是搞庸俗化么！
甲：那时候可不能这么说。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谁敢这么说，轻则揪斗游街，重则入狱判刑哪能！
乙：疯狂镇压人民。
当时流行用相声语言反思社会。为了洞察，姜昆经常各地走访：
“我们在东直门外五建工地上，一起参加‘青年林号’的建设。头顶烈日，手把瓦刀，为人民住进高楼大厦而辛勤劳动的青年伙伴，付出了多少汗水啊。可是有些顾念更嫌弃他们手粗、脸黑，不愿意与他们结成终身伴侣。怀着对小伙子们的钦佩，夹着对那些个别姑娘的一点气愤，（我们）写下《爱的挫折》，为建筑工人诉苦衷。”
姜昆与李文华
同期艺术家也创作出了讽刺虐待老人问题的《指妈为“马”》、讽刺不正之风的《霸王别姬》、《媳妇往哪儿娶》等……
笑声背后，不仅是反思，也是调侃式的直面，给人理性的勇气。
90年代后是大众娱乐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了，喜爱也越来越个人化。在小品、影视、网络的冲击下，相声再次陷入低潮。
“意义”不适用了，况且没人愿意听你的教育。老艺术家们很苦恼。
郭德纲看清了局面。他想起了清朝末年的相声艺人，那些最初说相声的人不就是逗乐糊口嘛，哪儿什么歌颂讽刺？“相声是相声，相声艺术是相声艺术。作为艺术的相声会与大众产生隔阂，而真正的相声只是一门手艺。”
在近十年的摸索后，他想通了一件事：要想活下去，就得讨大众喜欢。
在讨好大众这件事上，郭德纲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对草根文化十分了解，最普通的群众喜欢的还能有什么？不就是最通俗、日常的东西嘛。
他充分发挥无厘头的精神，不断自黑、互损、嘲讽现实，在通俗的俏皮话里，相声重新成为“俗文化”。
他损人的长相：“怎么跟您形容他的这个长相呢？烤白薯见过吧，刚烤的好的，拿在手里太烫，一不小心没拿住，掉地上了，那边呢，跑来个小孩，穿钉子鞋，一脚踩这块白薯上了。他这脸就跟这会这块白薯似的。”
讲俏皮段子：“要想富先脱裤”、“这帮大姑娘们一个个穿的肉隐肉现”。
也调侃社会事件：讽刺贪官“表哥”：“我不光买得起表，我还敢带出去。不光敢带出去，我还敢露出去。”讽刺公款消费：“一百万，给我开两百万的发票。”
讽刺底层人民的阿Q精神，比如《我要幸福》中的段子：
郭：“有二尺长的龙虾吗？”
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二尺长的只有二尺二的”
郭：“什么破饭店连二尺长的龙虾都没有，来盘土豆丝。”
尽管许多段子被骂低俗、浅薄，但不得不说，一大批人是吃这一套的。德云社也成功把相声带向世界。
从谋生工具，到承载歌颂、讽刺的意义，再到市场化的大众至上，以笑为本，笑越来越靠近人性。艺术的归了艺术，生活的归了生活。
郭德纲、岳云鹏也好，李诞也好，各类花式刺激感官的搞笑综艺也好，大众化的“笑”不过是这群人聪明的生存技巧。是市场化时代的必然现象。
但我仍然认为有所承载的“笑”更有意义。尽管它不一定符合生活压力下，大多人只想图个快活的心理诉求。
可仔细想想，毫无承载的“笑”只能作为单纯的解压工具，它空泛而短暂，只有不停地进入其中，才能获得长久的快乐。毕竟，它只是精神麻痹剂。
而有所承载的“笑”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解压，而是一种“喜剧精神”。
用讽刺的方式谈论官僚主义、文革伤痛、小市民心态等，其实是把沉重的东西装进喜剧的语境里，拐个弯儿，再让你看见它。
相比用谴责、控诉的方式直接批判，这种曲折的“看见”是一种“理性超脱精神”。它带领我们跳出去，用更超然的视角看待社会和自身的种种荒诞。这种视角是理性的，如此，我们才能在笑过之后，获得继续面对的勇气。
正如文化学者叶匡政期待的一样：“（好的喜剧节目）在特权社会要有对特权的嘲讽；在一个环境污染的社会要有生态意识。它必须清醒地发现我们生存境遇中的窘迫处，才能发掘出那种悲喜交加的力量。
喜剧，从来不是粗俗的代名词，而是表演艺术与文明的最高境界……好的喜剧给观众带来的，是自由而有爱意的笑，而不是轻浮与混沌的笑，可唤醒人们主动去面对自身和社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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