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泉：蔡元培的“积极平等”观念融入了他的生活实践

今年是蔡元培诞辰150周年。为纪念蔡元培在上海播下的民主、科学、革命的种子，静安区文化局、静安区图书馆、大夏读书会等组织单位邀请专家学者相继推出系列讲座。

3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高瑞泉在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展开专题讲座第二讲“以‘忠恕’之道行‘平等’理想——谈谈蔡元培先生的平等观念与实践”。

高瑞泉教授谈蔡元培的平等观念与实践。 

主张：平等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高瑞泉讲述，平等作为一个古老的观念在中国经历了古今之变，从古代那类平等的形上学转变为平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用严复的说法古代人具有的是“消极平等”，现代人所信奉的是“积极平等”，是需要落实为社会实践生活的观念。而蔡元培正是致力于将 “消极平等”转为 “积极平等’”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观念世界里，平等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于“排满革命”，一些激进分子曾提出“杀尽一切满人”。参加了这场运动的蔡元培并不赞成这样的主张，他认为“排满革命”只是为了结束少数上层满洲贵族独霸中枢的局面，实现平等的理想，而经过两百年的民族融合，满汉不仅在文化上高度相似，普通满人在政治上也如同汉人一般。

“民主革命时期的蔡元培就主张政治平等，包括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高瑞泉说，“这个观念在20世纪初是很先进的。”

而作为一个从传统士大夫转变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将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兼于一身，他积极地主张和践行“平等”，表明有些人将追求平等的动力归结为“嫉妒”是可以质疑的。在高瑞泉看来，“平等”在蔡元培身上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内化为真诚的信念，外显为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的行动，体现出一种高贵的人格力量。

比如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照例排列在校门口鞠躬行礼。蔡元培见状摘下礼帽，鞠躬还礼，使一向受人轻视的校役们大为惊诧。

又比如1918年北大25名学生曾联名给蔡元培写信，说一个门房自学得非常好，蔡元培就把这位门房提升为职员，并且答复说，在学校教员和其他工友之间没有地位的差别。

同时蔡元培也勇敢参与到为实现平等理想的政治斗争。比如面对1930年代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暴政，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一起发起了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了系统的人权主张。高瑞泉说：“我们可以发现蔡元培实质上已经意识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一组互相关联的政治上稳定的组合。” 

蔡元培

溯源：从孔孟之道理解平等观念

高瑞泉称，蔡元培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也曾专注于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著述。“他不但著有中国第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建设，主张养成国民 ‘完全人格’。需要 ‘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

在高瑞泉看来，在从古代“消极平等”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积极平等”的过程中，蔡元培所服膺的“平等”观念不仅和他接受外来思想有关，更多地表现为他努力从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孟的“忠恕之道”去接纳和解释平等观念，沿着以往处于边缘性的文史学术脉络去阐发现代价值，使得现代价值观念“平等”更具有中国文化的植根性。

首先，蔡元培认为孔孟已经提供了平等的基本原理。以“人类本平等也”为预设，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以平等为前提的修身原则之一。

其次，蔡元培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俞正燮的伦理思想价值的人。蔡元培曾坦陈自己“崇拜”俞正初，首要原因就是俞正初能“认识人权”，主张“男女皆人也”。蔡元培也以思想家宋恕为同道，认为宋恕能复归孔孟之真精神。

“在蔡元培看来，真正出于孔孟的忠恕之道，就一定会有一种抑强扶弱的人道主义正义感，其内里则是人的平等观念，因而对于男女不平等的陋习自然而起一种抗议。”高瑞泉分析。

最能表现平等观念内化为人格的是，蔡元培对俞正燮、宋恕的赞同不仅停留在著述中，而是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来体现他与他们是同道。高瑞泉说到，早在蔡元培任中西学堂监督期间，结发妻子病故，一时媒人纷纷上门，蔡元培则提出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条件：女子不要裹小脚、要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不和可离婚。

高瑞泉笑言：“康有为提倡男女平等更早、也更激进。但是蔡元培把观念转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显然不如蔡元培。”

启发：学术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蔡元培也将自己的平等理念深入其教育、学术理念。在蔡元培看来，“平等”应该成为合理地解决认识论的“群己之辩”的前提或价值偏好。追求真理就是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而进达知识的过程，那么首先就必须设定参与讨论的各方是平等的，意见的真理性并不因为主体的身份而改变，讨论就成为一种追求合理性的活动。

他曾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与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之，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给我们今天的启发是：如何促进知识生产和发明创造。”高瑞泉说，“我们现在有人喜欢讲学术民主，如果 ‘民主’在这里意味着发挥论辩合理性，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充分地对话，自然也有成立的理由，但是 ‘民主’终究要有决断，所以还要需要所谓’公共认可’来决定其取舍。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研究虽然是在科学知识共同体中进行的，但是不仅人文学中的创造性工作的主体一般是个体，即使是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中那些最有创造性的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半还是少数杰出的个人。”

因此高瑞泉认为，在学术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更重视自由讨论和发表，它不能简单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行事。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一定不会忘记，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不仅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也为在当时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学人保留了从事专业研究的阵地。正是在北京大学，没有多少正规学历、更没有留洋经历的梁漱溟、熊十力等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哲学。”高瑞泉说，“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儒学已经成为潮流所趋，就忘记其最初实在不能脱离蔡元培先生所创造的不同学术派别平等对话的文化环境。”（文/罗昕 鞠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