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刚引起关注时，人们惊讶于一个超出大众经验的个体现象（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城中村、以辛苦的体力劳动谋生存的外来打工者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分）；后来，人们进一步关注到文章的内容：一幅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画卷，甚至一代外来打工者从乡村进入城市、艰难谋生的故事。在这之中，范雨素所居住的、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皮村”和它背后的一个特殊群体——“皮村文学小组”成为了范雨素之外的另两个焦点。皮村文学小组由皮村外来务工人员中喜欢写作的群体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范雨素”。
今天推送的就是选自《单读 16：新北京人》的一组皮村文学小组组员的文章。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讲述他们从家乡来北京的路途，以及打工的日常生活，坦陈他们的沉默和漂泊，以及对家乡、皮村、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情感。
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
文：陈迪桥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讲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话语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讲到有人善于使用话语，还有一些人则尽量保持沉默。
按说这世界本不应该有“弱势群体”，如果生命真的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很多鼓吹此道的人那里。可惜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十八岁以前，我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完全没有认知的人。或许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没见过什么有钱人，对于贫富差距没有直观的感受，对于财富积累与分配机制也完全不了解。不像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看，都能感受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很荒诞的：在很多人看来，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1%手里，这也是正常的，即使自己并不属于这1%。
前一阵，《我是范雨素》一文火了，具体的是，范雨素大姐火了，以及跟着被媒体关注到的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火了。
其实文学小组存在已经很久了，里面的不少作者都已经小有名气。比如李若，她的不少文章发表在网易某非虚构写作栏目上，每篇阅读量均高达五十万余。文学小组又始终是低调的，否则早就被更多外人所知，而不是在范雨素火了之后。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太多人对底层是没有关注的，也更不可能关注到“底层文学”，或者叫打工文学、工人文学。看吧，连文学都是分成三六九等的。
范文是意想不到火的。因为之前她也发表过一篇文章，阅读量并不高。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说，文章火的原因是背后有推手，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学小组成员写的和发表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其他文章没有这样火呢？
相对于这些发表出来的“底层文学”和它们所呈现的现实，底层更真实的状况是—沉默的大多数。前两天在一个群里，一位北京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范雨素能代表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吗？从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很多时候，底层是被代表的。为什么沉默呢？王小波的话说明了一切。他引用福柯的话：话语即权力，并且辩证地提出了，权力即话语。放眼现实，我们的媒体资源是被谁掌握的？各大会议上的代表们，有几个是真正的人民？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我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懒于写文章。正像范雨素所说，她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我是范雨素》文章作者范雨素，是北京皮村的一位育儿嫂。
某些靠卖字为生的人，以为握着笔杆子就可以口诛笔伐，骂作者也骂读者，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己就是皇帝。你们真的搞错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任凭你们如何丑化与诬蔑，大众并不买账，买账的大概都是跟你们臭味相投的人。
毕竟，连《人民日报》（ 2017 年 4 月 26 日 05 版）都说了，“我们不能因为范文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呢！
到北京去
文：微尘
2002 年春末，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打算考上。就这样毕业了。
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父亲带我去找村里劳动局的线人，有合适的工作让他想着我点，毕竟村子里不上学的年轻人都出门闯荡了，待在家里种地被人笑话。地里的农活又苦又累，我也想早些摆脱这样的日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过了两天，也是晚上，线人来我家，说是在天津的一个韩国企业，待遇挺好，邻村的一个小伙刚在那儿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能拿八百块，比一亩地收入还要多。又说，人家比你还小两岁，村里和你一块毕业的三个男孩也要去，有伴，想去的话明天去市里面试来叫你。线人像个“经济”（买卖牲畜的中间人）似的会说。我点了点头，父母满口答应。
次日一大早，我们几个就出村了，这时的天空中，星星刚落下，只有一线的透明贴着东方的地表，空气清爽湿润，村子里有零零散散亮灯的人家，在听到几声公鸡打鸣之后，乡村小路开始热闹起来。正是上地的时候，有赶着牛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扛着锄头走的。村里人都起得早，中午太阳毒，可以多休息。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上了大公路等公交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打了个摩的，在一个立着“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牌子的门口停下，里面已有好多人。说是面试，其实就讲了一些厂规，看了看身份证，就去体检，交上体检报告就算过了。但因为要交五百块钱押金，我没有去成。
事后，和一远房表哥说定，明年跟他去北京，学木工，干装修。
农历正月十六，表哥来通知我当晚走，叫我准备一下，晚上在他家集合。和表哥聊了一会北京的情况，他见母亲在外屋准备菜，说要去通知其他人，不能多待，骑摩托车走了。表哥走后，母亲埋怨父亲，为什么没有把他留下吃饭，可以多了解一点情况，多照顾一点我。
我们家和表哥是从姥姥家那边论的亲戚，已经出五服了。他大我几岁，不是父母介绍我都不认识，他初中没毕业就和本村的一个老板出门学木工，前年老板出车祸去世，他领着人把活干完，把账结了，自然也成了老板。说是老板，其实也就领着几个人包点装修活儿，很多人学个三四年便都自己单干，我们这里这样二十来岁的老板很多。
晚饭比平时早了些许，也多了几个菜，丰盛了很多。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用化肥袋装着的被褥，还有一包替换的衣服鞋子，送我去表哥家。表哥正在吃饭，我是第一个到的，慢慢人多了起来，有用小推车送行李来的，有骑摩托车带行李来的。一人骑摩托，领来一辆 130 双排货车，说这是我们今晚要坐的车，有人见是这种车，立刻说，“不去了”，爷俩推着行李走了。一骑摩托的骂道，“他妈的，吃我的，喝我的，还耍我”，想必骑摩托的是那个人的老板。这时我母亲也来了，给我带了几个煮好的鸡蛋，叫我路上吃，然后被舅妈让到了屋里。
冬天傍晚黑得很快，没说几句话就已经要掌灯了，仗着人多，我们把三辆摩托车抬到车上，有人用手电照着绑好，扔了几捆玉米秸，把行李放上。表哥说，“都解个手，上了车以后就不能下来了。”上车以后，下边几个人再给盖上苫布，绑好，司机又拿手电检查一遍，坐上驾驶室，等了一小会就出发了。
因为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在货车里过夜，坐在玉米秸上，靠着被褥卷，我还挺兴奋的。这十来个人都是附近邻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出去几年了，有的也是第一次走。
货车在颠簸中走出了乡村土路，上了大公路，车速快了起来。头顶的苫布也噼里啪啦响，车里的温度降了下来，有的人开始发牢骚，“早知道坐这车，就不跟他去了。”
“在天津干的一个老板找过我，早知道跟他去了。”
“今年怎么坐这货车走啊？”
“还不是老板们为了把摩托弄到那边，找活儿方便。”车里的温度更低了，有人开始盖被子。
“别心疼被子了，工地上比这里还脏呢。”
“车费怎么算的，我没好意思问。”
“每人一百，剩下的三个老板平分。”
“我靠，比大巴还贵！”
“别被老板听见，怪冷的，都挤挤。”
车突然停了，司机下来对我们说，“再往前走就出省，交界处查得最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在里面睡觉就行。”
车又开始走了，不过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又是一阵颠簸，我旁边的小伙小声说，“咱们上桥了，过了河就是河北了。”
这时，闪烁的警灯透过苫布照进来。前面一阵吵吵，车停了，不时有手电照进来，我们挤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喘。车突然向左窜了出去，猛地向右一拐，一个侧棱，差点翻过去，大家的头撞在车帮上，身子颠起老高，幸亏有苫布挡着，然后货车一路狂奔，后面的警笛声跟了过来。货车还在加速，苫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警笛声渐渐小了，在看不到警灯后，车速恢复了正常，驾驶室有人敲后玻璃说，“后面没事吧？”
“没事。”有人答道，“幸好摩托车绑得结实。”
“没事就好。”模模糊糊听到驾驶室里在聊天。
“来根烟。”
“嗯。”
“你真牛 ×！”
“我事先把车牌换了。”
“他们追上来怎么办？”
“新闻上事故这么多，他们不敢死命追，出了事他们也有责任。”
“现在这社会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们在后面车斗里，没人说话，好像都想着什么。
寒风带走晚餐那碗棒渣粥的最后一丝余温，身体开始哆嗦，心跳加速，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第一次到皮村
文：万华山
2016 年来到北京后，我先是在一家书店工作，每日卖工艺品，整理书籍。后来调整到同一家公司的编辑部上班，上班地点在中关村，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格子。有窗台，窗台上种有花草，四季不败，早上阳光温和地照进来。
我住在公司的宿舍，紧邻繁华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光滑的街面，整齐的花坛，我吃饭、坐地铁、听讲座，朝九晚五，也常有闲暇。那是微风拂面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孤独的人世上，像一个外星物种偶然降落到地球。
2016 年的十月，我认识了小海。他一路风尘仆仆，一副漂泊南北的样子，勾起了我对过往打工日子的回忆。经过交谈才知道，他写诗，攒了四百多首，也爱摇滚。他吸引了我，跟着他我才接触到皮村。
▲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门口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关村坐地铁，辗转两个多小时，在皮村西口下了车，终于到了小海口中的圣地—皮村。
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我与皮村的相遇，竟在这冬日的雾霾里，浓雾中亮着几块高耸的足浴、饭店的 LED 灯招牌。我们如同狼烟战火中逃命而出的妇人，戴着面纱，在废墟里寻觅生机。
在低处的是街两边的商店和摊位，悬挂日光灯，开着高音喇叭。衣饰、鞋袜店打着打折广告，而快餐小吃店的广告，就是摆在门口的烤鸭等食物径自散发的夸张的香气。街尽头有一家馒头店，叫“河南馒头”。我没吃饭，买了两个，五毛一个，这在中关村是无法想象的。
这条街就叫皮村商业街。六七点钟，在寒冬中的杂乱灯火的照耀下，车流、人流往来穿行。有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新的旧的自行车—当时还没有共享单车；有默默走着回家的工人，也有嬉笑打闹逛街的姑娘，还有调皮的小鬼、蹒跚的老人。一片净水，一片波浪。刚下过冬雨，地上很泥泞，还有小的水洼，一不小心就是一脚泥水。我在这迥异于往常的情景里行走，不知此身何身。
既是车马喧嚣，又是四野茫茫。
我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小学”就在附近，我想象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走在这样的街道上，踢着泥水和烂菜叶，欢笑，打闹，推搡着彼此，阳光捏掐着他们脏兮兮的脸蛋儿，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终于等来小海，没有他我可能一晚上都找不到地方。我们在逼仄、黑暗的小巷子里七拐八弯。小巷子是由周边瓦房的土墙勾连而成，墙面脱落，手碰上去全是灰，脚下是原始的泥土路，没有灯。我们磕磕绊绊。想不到，在繁华的首善之区，竟有这样破落的一隅。
然而它是小海的圣地，也很快会成为我的圣地，似乎我们注定会有这样一场相逢，与皮村，与工友之家。
将近皮村工友之家时，空气中便传播着隆隆的机器轰鸣。了解后，才知道，皮村因为被商业利益所侵蚀，被逼搬迁。那机器是柴油发电机，用来应对最近的强行断电。
小海带我来到院里一个小的办公室，工友们都很友好，握手，嘘寒问暖，在一起唠家常，聊文艺梦想。没有拘束，没有限制。我觉出自己少有地摆脱了寂寞，真想重拾少年意气，侃侃而谈，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
但此时的工友之家，正浸漫着愤怒与悲情。我的心头也是一坠，便沉默地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大杂院，里面有打工文化艺术馆，是中国唯一一家承载改革开放后打工群体记忆的博物馆；院内还设有图书馆，接收了很多的爱心捐书，馆藏丰富，是工友和小朋友们的宝库；服装店销售低价的捐赠衣物，是村里妈妈带着孩子逛街的首选；还有电影院，每天免费为工友播放电影；而文化中心会举办各种工人晚会。我去的那天，便有一个小型的文艺晚会。
▲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院子里还有乒乓球台和卫生间，以及常年驻守的几棵树，显得很空旷。它是儿童的乐园，常有孩子们在这里跑跳、打闹。但那天，在机器声的笼罩下，我和伙伴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在冷冽的空气里，小海口吐白雾，喊道，晚会要开始了。
我们走进电影放映室（那天用的是这个场馆），本来配有空调，此时柴油机供电不足，只好闲置。屋子里冷不可当，室内墙壁上有绚烂的涂鸦，不知出自谁的杰作，大概是来此做社工的艺术院校学生吧，为这冷瑟里添了一抹温馨。
屋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大人和孩子，大人们抄手缩着肩膀，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乱蓬蓬的头发像一窝窝稻草，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动静声很大。孩子的心总是喜乐的，尤其在这样的时节。
开演了，应邀来皮村表演的多是工友。有打工诗人、地下歌手、做泥瓦工的曲艺爱好者……
一位叫申思的工友诵读了李白的《将进酒》，声音铿锵有力，真有李白醉酒舞剑的气势。读完这首诗，腊月的屋子不冷了，满是酒气。
一位后来成为我好友的打工诗人徐良园大哥，自编自导自演相声《老乔说桥》。真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桥。人的一生是否也要越过那许许多多的桥？行路难，多歧路！
接下来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摇滚巨星许多登场，先是唱了一首《妹妹来看我》，曲头便是高亢嘹亮的唢呐声，接着诉说工友对爱情的渴望和绝望，“妹妹你要来看我，不要坐那火车来……”
晚会终了，皮村的工友带上孩子回家了，从远地方慕名而来的朋友意犹未尽。“再来一首！再来一首！”许多重新抱起吉他，却不凑巧地停电了，屋子在夜的静谧里一下陷入黑暗，一种无奈的悲情在我心头蔓延。这时不知是谁打开了手机，大家都陆续打开手机电筒，舞台上又呈现出光明。“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朋友们拿起手机用光包围了他。
在摇晃的光亮里，我的心不断被感动着。从中关村到皮村，固然是从一个洁净繁华的地方踏进一片泥地，但这泥地里有温情，有可以握住的手掌。在燃烧的歌声里，我不禁忆起了从十七岁便走上工地，一路辛苦劳作，在异乡的漂泊里，始终孤独无依。今天终于找到同伴，找到集体。
工棚记鼠
文：郭福来
我来北京皮村打工将近半年，记忆最深的，竟然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几只老鼠。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布展公司搭建会台和铁架。平日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屋门外是两排又高又粗的白杨。微风拂过，每片树叶都在向行人摆手致意，行人却都匆匆而过，无暇理会，也不会有人留意到屋子里的我们。
屋子是厂里免费提供的，住在里面挺温暖—吃完饭睡一觉，至少可以遮风挡雨。虽然门有裂缝，墙有窟窿，地上有鼠洞，但比起租房，我们还是觉得更实惠一些。
休息的时候总是枯燥、无聊。由于大家都来自各个地方，彼此也刚刚认识，没有过多的话可说。工棚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囊中羞涩也不愿去逛街，休息时大家就干坐着。
三月里的一天傍晚，吃过饭，大伙儿闲着没事，各自枯坐床头，你一句我半句地聊天。突然，边臣“嘘—”了一声，指着门口的水桶，只见一只身长约有六厘米的老鼠，沿着桶转了半圈，便窜到桶的边沿，俯下身舔起水来。
晚霞中，它的灰毛油光发亮，细长的尾巴朝上摆动，像即将甩出的鞭子。喝了几口以后，它抬起头来，黑豆粒般的小眼睛机警地扫视我们一下，见我们没有动作，又俯下去牛饮。李丙谦可能看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心疼那一桶洗漱水，一抬脚，一声“去”字还没落地，那只老鼠早灵巧地跃下桶沿，钻到床铺下面去了。
我们突然有了话题，围绕着老鼠谈起了各自经历或听来的趣事。轮到我，就给他们讲起家乡吴桥杂技里老鼠表演的节目。
杂技艺人手拿细长的小木棍有节奏地指指点点，那一只只浑身雪白色的小老鼠东嗅嗅西望望，乖乖地按着主人指定的路线，缘木而上，爬过竹帘，钻进曲折巷，再跃进纺车形的辘轳里，沿着一个方向跑动几圈后，一只小桶的水便被老鼠提到可以饮用的高度，老鼠跳过去，刚要饮，水桶又坠了下去，然后再次提上水来，再要饮，桶又落下去。那滑稽样逗得观众笑个不停。
我刚说完，边臣向往地说道：“咱们不如捉只老鼠来训训，下班后有事可做，又有乐趣，大伙儿同意不同意？”李丙谦先嚷起来：“那哪行，老鼠多脏，天天看着它，谁能吃下饭去？”
刘元忠说：“这主意不错，我制作个陷阱，逗老鼠嘛！肯定得捉活的。”最后八票赞成，一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捉老鼠的决议。
利用自制的铁丝笼子，我们还真捉到了一只不大的老鼠。
它细细弱弱的小身子在笼子里上蹿下跳，不时地张嘴咬咬笼子上的铁丝。边臣赞叹道，“北京的老鼠真漂亮！”李丙谦则讽刺：“你怎么知道这是北京的老鼠？它们又没身份证。”
刘元忠附和说：“也对，这年头美国的白蛾、非洲的病毒都能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何况这么灵巧、擅钻洞的老鼠，它们也能乘车，也可坐船，更擅于走地下通道，比咱们这些来自乡下的打工者能耐多了。”
边臣喊道：“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喜欢这只小老鼠了，我决定，就把它挂在我的床头，让它天天陪着我。”刘元忠说：“可以啊，说不定这是还未婚配的母老鼠呢，你可小心点，别让这异性勾得你睡不着觉。”李丙谦反驳：“什么异性，这是异类。不管什么都喜欢，我怀疑你们的审美取向。”我只好出来打圆场：“你没看过《聊斋》啊，那里头，狐狸和书生恋爱、婚配的事太多了。”
不觉间，我们每天下班后都有了牵挂。开门时再不像以前那样稀里哗啦，而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后，先看看鼠笼里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总有一只差不多大小的老鼠，趁我们不在屋时来和笼子里的老鼠相伴。有人提议，捉住它放在一起。有人说，干脆把笼子里的老鼠放掉，让它重回自由世界。
这时，刘元忠喊道：“你们发现了没有，那只老鼠是不远万里来陪这只的。你看，起点在甘肃朱士彬的床西边角落的沙土里，再路过河南周奎的领地，又折向河北沧州郭福来的床下，再到石家庄边臣的站点，那铁丝笼子算是北京站吧！想想人家也真不容易，每天不知要跑多少路，才能和喜欢的老鼠相见，我赞成放掉。”
边臣嚷起来：“不！我还没稀罕够呢！”
不久，厂里要求我们一起去苏州干几天活。回来后，我们发现笼子里的老鼠已经死了，看了半天也猜不透它是怎么死的。每个人都很伤心，最后，边臣默默把笼子拿到皮村北路边的草丛里，很仔细地把这只陪伴我们多时、给枯燥的打工生活带来乐趣的小老鼠葬掉了。
夏季的沉闷气氛重新笼罩着我们的工棚，大伙都懒得说话，没人再提起老鼠的话题了。
城市倒像避难所
文：小海
妈妈昨晚又打电话了，连续打了两个。这是她一个星期里第二次给我打电话了。一年里妈妈几乎从不打电话给我，哪怕我两个月没往家打电话，我再打过去妈妈也只会问，“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打电话？”她不会给我打过来。
但这次不同，一通电话妈妈就说“票订到了吗？什么时候回家？”我还以为是妈妈不怎么懂手机，无意间碰到了拨号键。
前几天我用手机抢票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听朋友介绍又换了一个抢票软件，真抢到一张。没有座。我说，“票订到了，腊月二十七，公司忙，提前请不了假。”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村里的巧兰给你说了个对象，还是县城的，那家有两个女儿。”妈妈说。“巧兰是谁？”我不禁问。“她是以前村里老书记家的小儿媳妇，现在是村里的妇联主任。”我差点大吃一惊，村里还有妇联主任？在我想象中，好像只有城市才有。我这婚事，妇联主任都跟着操了心。
“她是村里妇联主任？平常都忙些什么啊？”妈妈说，“你别管人家忙什么了，你不瞅瞅你自己多大了，都三十了，还不下工夫好好找。上次你表姐给你介绍的，有联系吗？”我对这类问题都有点怕，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嗯嗯，有联系啊，聊得还不错！”
妈妈也似乎猜到我在撒谎，无奈地说，“真替你发愁，那么大不找对象，你有没有想过外人会怎么说？你只顾着自己。自己条件不好，还不主动点儿？”这几年这样的话我听得越来越多，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的大墙之下，一种自责又无力的感觉涌上心头。嘴上只能轻轻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妈妈的口气略带埋怨，“你是不知道，过年前有可多女孩子都回家早，说媒提亲的又多，这些日子就像是农忙收麦子一样，晚一天说不定就是耽误一年啊！你一年到头在外边也没见挣到什么钱，也不知道整天忙什么。”
这一年来，我跑了两座城，换了几份工作，都年关了，钱也没剩多少，还真是令人发愁。每到过年，我都会茫然，要操心提前订票回家，过了初五六就订票离开，都不知道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不外乎跟着媒人去相亲，明知道没什么可能，也不得不跟着。浪费饭钱烟钱不说，主要是浪费时间。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当下，结婚成家成了新时代农村年轻男女的大问题。
眼看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家里人就说，“无论怎样，找对象结婚是首位，没钱可以借，再怎么难都要借够过小礼过大礼结婚办喜宴的钱。”我想到了上学的时候，大部分农村父母也都会对子女寄语：“只要你好好学，能考上大学，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
我们都在这卑微的无力感中颤巍巍地行进，上了大学也没见改变命运，和没上学的人一样，在农村和城市间奔波挣扎。盲目一如既往，疼痛的同时又充满幻想。慢慢地，家从港湾变成了现实的竞技场，看哪一艘船大，哪一艘跑得快。城市倒像是避难所，得以短暂地逃避热烈青春与残酷现实带来的阵痛和麻木。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绝望，这都快成了一个拒绝英雄的时代，只有戏子与小丑在运气的舞台上表演着拙劣滑稽的把戏。一些有权势的人，前一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后一秒就穿上囚衣成为千夫指。各大选秀节目也疯狂至极、娱乐至死，两亿多一线工人的所思所想难道就由他们代言？那些外表光鲜的欲望，所谓梦想实现就能立刻改变人生的事迹，只会助长错位的思想，让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裕的更肆无忌惮，导演一出出听来让人震惊的人间悲剧。
我的思维飞旋着，听妈妈说起家长里短，只是“嗯嗯”应和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妈妈又说，“你可得加紧了，听说邻村的一个过年就结婚了，前几天男方家人去过大礼，本来女孩对男孩说不要的，男方家人怕不给不好看，带了两万过去，结果女方家人嫌少不接，还说带不够八万就取消婚期。只得东借西凑，钱够了再去过礼。你得好好干，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要省着点儿。”
“嗯嗯，知道了”，心里不禁一阵唏嘘，赚够娶媳妇的钱，还差太远了。最后我安慰她，“我知道了妈，能早点回去我会提前的，我会把握机会。”
挂了电话，已是十点多钟。夜色在北京城蔓延，我在雾霾中看不到自己的明天，还是洗洗睡，养好精神，明天为这虚无的生活继续奋斗吧。
以上文字选自《单读16：新北京人》（吴琦 主编，理想国，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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