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学的命运似乎迎来转机。儒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学问体系被重视和重估，而且还大有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作为教养或行为方式回归日常生活之势。以此为背景，重新审视儒学与近代历史关联的议题屡屡被提及。
值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1868-2018）之际，一些讨论日本与儒学关联的专题论著发表。拜读过这些论著后，笔者不禁想到了三个故事，三个儒学与日本发生纠葛的故事。
鲁迅像（日本仙台市博物馆）
故事一：鲁迅
1902年（明治35年），鲁迅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四书上并无记载的”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然而有一天，
“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4月）。
因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去日本的鲁迅，没料到又撞见了孔庙和热衷儒学的日本人。鲁迅和他的同学最后有没有去“拜”，尚不得知，但明治后期儒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座“御茶之水的孔庙”，在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焚毁。之后被重建，并于1935年竣工。“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对于这件事，鲁迅多少有些感叹。我也有些疑惑：日本孔庙的重建，牵动了中国的关心，这算不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呢？然而，对圣人和儒学的共享并没有使中国在两年后免遭日本的全面侵略，正如欧洲人共享着一个上帝也未能逃过一战和二战一样。
不过，对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也算不上什么矛盾。“侵华战争”在当时日本的舆论中被淡化为“中国事件”，被形容为“兄弟阋墙”的内部纠纷，是作为“大哥”的日本教训不守规矩的弟弟（中国）的无奈之举。其后，“大哥”日本又担负起“外御其侮”的重责，抵抗英美侵略，振兴亚洲，并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这岂不非常符合“圣人”之教吗？
“御茶之水的孔庙”（汤岛圣堂，来自“斯文会”主页）
故事二：津田左右吉
鲁迅文章发表4年后，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却因缺乏这种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觉悟”，非议儒学和传统遭到了攻击。
1939年10月，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南原繁（1889-1974）委托，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津田在当时的东大法学部开设“东洋政治思想史”课程，讲授“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津田遭到右翼学生团体的围攻。
担任助教的丸山真男时年25岁，他挺身而出，协助津田突出重围返回教员休息室。然而，右翼学生随后也涌入休息室，继续围攻津田。据丸山回忆，右翼学生对津田的论点，如儒学对日本历史影响薄弱，儒学属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生活关系不大等非常不满。有学生大声质问道：
“这岂不否定了历史上将日中两国紧密连接起来的道德思想吗？”（《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1963年）
当然，右翼学生并非要与津田讨论学术问题，他们也不是信奉儒学的儒教徒。他们不满的地方在于，津田的学说动摇了“东亚新秩序”的道德基础。如果儒学不是联系日中两国历史的思想纽带，“兄弟”关系如何成立？日本的“大哥”地位由何而来？日本又有何资格“教训”中国呢？
不仅如此，津田一直倡导以严格的文献学方法和“疑古”的态度考察《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区分神话故事和历史事实，早已招致右翼分子的不满。围攻事件后不久，以驱逐自由主义学风为己任的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1894-1946）攻击津田是“抹杀日本精神、东洋文化的恶魔虚无主义者，无比凶恶的思想家”，似乎杀一百遍也不解恨。其后，津田被迫辞去教职，著作遭禁售，并以“冒渎皇室之尊严”的罪名被起诉、判刑。
津田左右吉
日本投降后，蓑田在家里上吊而死，津田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相较于两人的命运，更让人好奇的是，儒学在日本怎么变为美化侵略的思想资源了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三个故事。
故事三：山崎闇斎
第三个故事关于江户时期的朱子学信徒山崎闇斋（1619-1682）。
山崎名嘉，通称嘉右卫门，15岁至29岁剃发出家时法号“绝蔵主”，归儒还俗时号“闇斎”（朱熹斋号晦庵，此乃向朱熹致敬），后创设了鼎鼎有名的“垂加神道”。在江户时代，像山崎闇斎这样的“跨界学者”不是特例，而是常例。
山崎闇斎（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山崎似乎是虔诚的朱子学信徒，曾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虽然言之凿凿，但也不见得总是如此。据说一次讲学时，山崎向弟子发问，
“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派孔孟率兵来攻，我们这些日本的“习儒之人”要拿起武器上阵击败他们，生擒孔孟，以报国恩。这正是“孔孟之道”。
不过，对于同时代的中朝儒学者来说，这段对话荒诞不经。孔孟何尝会侵掠他国？儒者岂能上阵？孔孟何曾论及“国恩”？朱子学徒岂敢非薄孔孟？山崎闇斋终究是“日本的”朱子学者。
与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不同，江户日本是以武士为主体的社会。在战国时代的枪林刀丛、硝烟弹雨中形成的武士阶层，拥有可以世袭的封地、俸禄和身分。武士原来是不读书的，进入和平期后，才渐渐关心起学问来。江户日本不存在科举制度，儒学不是“统治思想”，亦难被称为真正的“官方学问”。江户人名义上都是佛教徒，接受寺庙的管理（檀家制度）。按照儒学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日常生活规范、家族制度以及“冠婚丧祭”大多不合礼制。正是在这样的“异域他乡”，儒学被自由地研究和阐发，一再变换形象。可以说，一段江户儒学史，就是儒学不断被“魔改”的历史。
江户时代的儒学
美篶（みすず）书房在日本以出版艰深的学术著作闻名。1978年，美篶出版江户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的《论语徴》时，打出了这样一条广告文，“如果说西欧思想史如怀特海所讲，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话，那么东亚的学问和思想的历史，则可以说是《论语》的注疏史。”
因为是广告文，不免有些夸张和煽情。不过，说儒学构成了日本前近代思想世界的基石之一也并非虚言。儒学很早就传入日本，但一直被作为贵族教养之一，流传于上层社会。儒学向日本社会的深层渗透，发生在德川政权成立后260多年的漫长和平期之中，尤其是后半期。江户时代前的儒学，主要是汉唐训诂学。“理气”、“圣人可学而至”、“本然之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雄大的朱子学论题尚未出现。虽然朱子学著作已被留学中国的禅僧带回，但在纷纷扰扰的战国乱世中，它还蛰伏在京都和镰仓的禅寺中。
儒学在江户时代的推广过程中，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和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挥重要作用。德川家康聘请原为京都建仁寺僧侣的林罗山（1583-1657）讲授《大学》与《贞观政要》，并大量搜罗儒学书籍。而德川纲吉则致力于将“武治”（武断政治）转变为“文治”（文治政治）。他将1615年颁布的“武家法令”（武家诸法度）第一条从“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改为“勉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并命林罗山曾孙林凤冈于1691年修建孔庙，并任其为“大学头”（国子监祭酒）。这座孔庙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御茶之水的孔庙”。
在此前后，日本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儒学研究者。除了协助德川政权掌管“文教”的林氏家族外，还有中江藤树（1608-1648）、山崎闇斎、熊泽蕃山（1619-1691）、贝原益轩（1630-1714）和新井白石（1657-1725）。新井曾为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是江户260多年间唯一进入权力中枢，有机会推行儒学理念的学者。不过，也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1709-1715，“正德之治”）。
这些儒学研究者很难被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学派，他们在吸收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同时，总是结合许多其它学说，如西学、神道或兵学，对其进行改造。如果说他们对儒学的改造尚属小打小闹的话，那么“魔改”儒学的代表人物要属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徠（1622-1728）。在他们眼中，不仅汉唐诸儒不足为训，朱子阳明更是异端邪说。
伊藤仁斋画像（弟子绘）
仁斋主张复归原始儒学，跨越千年直返孔孟之教。他批评朱子学抽象、琐碎、渺茫和不切实际，力图将儒学纯化为人伦日用的实践伦理。他极反感“口可言而身不能行，心可思而不得施之于物”的空言空理。认为“夫道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俗既是道”，“无益于人伦日用之间者，皆邪说暴行”。伊藤的中心思想有二，第一，善待身边的人和物即为道；第二，最普通的事物最伟大。
徂徠较仁斎更进一步，主张复归孔子之前的“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他认为，圣人是创设“礼乐刑政”的天子，而“述而不作”的孔子，作为圣人是不太够格的。而子思、孟子等“孔子之徒”创设的儒学，在真理性上更要大打折扣。
荻生徂徠（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朱熹讲过的几乎每一句话，徂徠都不同意。朱熹主性善，徂徠不讨论性善恶，认为论性是道家的发明。他倾向于认为人各有性（“人随其性所殊”），人性虽然倾向于与他人合作，但不会改变。这也是与荀子的根本不同。朱熹主张“变化气质”，认为愚夫愚妇亦可成为圣人。徂徠则认为“气质不变”，“豆就是豆，米就是米”，豆永远变不成米，重要的是使豆充分发挥豆的作用，使米充分发挥米的作用。徂徠的主要论点有二，第一，道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等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无涉。第二，讨论“应然”（应该怎样做）之前，要了解“实然”（实际情况如何）。
这一时期的儒学讨论很热闹，也有很多创见，还其影响尚停留在学问世界。至江户后半期，这种“日本化”的儒学经过上百年的渗透、沉淀和变形，开始从学问世界潜入至民众思想世界的底层。
明治维新前后的儒学
江户后半期，“藩校”（各藩设立的公立学校）和民间学校的数量大增。武士在“藩校”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商人和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在私塾学习儒学，糅合了神、儒、佛，以通俗语言宣扬道德的石门心学，在庶民中广受欢迎。儒学开始成为“大众”的学问。这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宽政异学之禁”（1790）。
老中松平定信（1759?1829）为打击当时的奢靡之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思想统御，下令直属的学问所（即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只能讲授朱子学，禁止讲授“异学”。这一禁令的意义有限。和所有的思想禁令一样，人们总是乐意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加以应付。据说，昌平坂教授佐藤一斋（1772-1859）“上班”时讲朱子学，“下班”后讲阳明学，他在88岁高龄去世时，门下弟子已多达三千人，其中不乏山田方谷、佐久间象山、渡辺华山、横井小楠、中村正直、大桥讷庵这些赫赫有名人物。他们借助儒学的知识框架和世界观，理解西方近代文明，并力图在西洋的冲击下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
明治维新的亲历者，无一例外都学习过儒学。这是日本史上唯一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儒学素养的时代。就连那位“东洋的伏尔泰”、猛烈攻击儒学的福泽谕吉也曾通读《左传》十一遍。因此，主张儒学促成了明治维新，无异于一句正确的废话。
因而，如要探讨儒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这一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我们不仅要了解幕末的各种思想运动，还需要去考察“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冲击下，儒学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击。我们还要努力发掘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西周、福泽谕吉、井上毅、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思想世界，观察儒学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儒学思想虽然已变得支离破碎，但尚是活着的精神。1890年之后，以复活儒学的形式出现、被纳入“天皇制”的“国民道德论”，虽然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但已沦为供各路“妖魔鬼怪”驱使的“死物”了。
津田左右吉在东大所遭遇的，正是这个“死物”。（文/商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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