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

陈怀宇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众所周知，陈寅恪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本位的学统，包括文字表述上的古典风格；同时他身行万里，也得到了近世西洋新知的培养。故其写作中的“西典”问题，确实值得探讨。就我来说，这个问题是读了陈怀宇先生的《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书城》2009年9月号；修改文本见《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文才留意到的。陈文拈出此题，既有价值，也有趣味，只是我觉得其具体论说尚未周到，甚至有流于牵强附会之处，姑为辩证如下。

陈文实际上讨论了陈寅恪汲取学问的西方知识背景，包括希腊、基督教领域，而真正属于用典问题的，则只限于二例。

首先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陈怀宇认为“以新瓶而装旧酒”的比拟，来自《旧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旧瓶装新酒”之语。这个看法，不能说错，但“旧瓶装新酒”的话，早已通行于俗众，不待读《圣经》亦可知悉，严格来说已不宜算作典故。而且此语不仅在西洋人耳熟能详，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摇笔即来，只当作熟语来用了。

比如朱自清的《民众文学谈》（1921）有一句：

……印刷格式都照现行下等小说，——所谓旧瓶装新酒，使人看了不疑。

鲁迅的杂感《重三感旧》（1933）说到：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按：《鲁迅全集》注释云：“‘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见《鲁迅全集》第五册《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蒋廷黻的评论《新名词·旧事情》（1934）也说：

西谚云：旧瓶里不可搁新酒。但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搁在旧瓶子里，日本人只叹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针对蒋氏此文，胡适还专门写过一篇《“旧瓶不能装新酒”吗？》（1934），并发挥了他的“考据癖”：

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旧瓶不能装新酒”。我们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翻译错了，以讹传讹，闹成了一句大笑话。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也会笑你：“谁说旧瓶子装不了新酒？您府上装新酒的瓶子，哪一个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哪儿听来的奇谈？”……错在那个“瓶子”上，因为这句话是犹太人的古话，犹太人装酒是用山羊皮装的。……百年前翻译《新约》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旧皮袋”“旧革囊”。今人不懂得犹太人的酒囊做法，见了Bottles就胡乱翻作“瓶子”，所以闹出“旧瓶子不能装新酒”的傻话来了。（按：当时有人因此作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见童轩荪《“文化城”学人謦欬笑貌》，《文化城故事》，[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1年版）

另外，周作人后来在《人境庐诗草》（1937）也提到：

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

从鲁迅的“近来有一句常谈”、胡适的“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云云，足见“旧瓶新酒”之喻在当日极是普遍，在此语境中，陈寅恪不过信手拈来——他似乎是有意将“旧瓶新酒”活用为“新瓶旧酒”——是不好归为用典的。

再看第二例，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怀宇怀疑这里也用了《圣经》的典，出自《约翰福音》中耶稣对其门徒说的：“你们如果住在我的话语中，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获得自由。”这又显然求之太深。我们一望可知，二者虽则都有“真理”、“自由”的字眼，但实在北海南海，风马牛不相及。至于他由此又联系到《约翰福音》开篇的“太初有道”，再而联系到字“太初”的周一良，那就更是红学索隐派式的梦呓了。

依我看来，陈寅恪这段话，确可算用了“西典”，但并非出自罗马时代的犹太人，而是出自十八世纪美国人；也就是说，此非“古典”，倒近乎“今典”。试看梁启超的《新民说·论自由》（1902），劈头第一句就是：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下文又云：

……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宁死”之一语，耸动之，鼓舞之，出诸壤而升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戏！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

稍后《饮冰室自由书·国民之自杀》（1903）又云：

不自由毋宁死，固也。虽然，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

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里，也借人物之口说：

“哥哥岂不闻欧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话说道：‘不自由，毋宁死。’”

而梁氏的话，又极可能来自日本。日本近代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曾指出，以汉语“自由”翻译Liberty一辞，始于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其《西洋事情》（1870）第二编例言提及：

18世纪70年代，亚米利加（按：日人称美国）骚乱之时，亚人扬言要为自由而战，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众人甚苦于英国之暴政，誓死救民于涂炭、保一国不羁独立之自由。（《法窗夜话》之五八《自由》，曾玉婷、魏磊杰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考虑到福泽谕吉的巨大影响，若谓“不自由，毋宁死”的译语因他而奠定，亦无不可。那么梁启超也难脱此范围了。

从字面上看，几乎可以肯定，陈寅恪所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即源于此，而取资于梁启超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始语源，即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在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极大地激励了美国人起而对抗大英帝国，可谓独立革命的先声。演说的结束部分掷地有声，尤为举世传诵：

Is life so dear, or peace so sweet, as to b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chains and slavery? Forbid it, Almighty God! 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查检手头文献，有这样几种译文：

生命就这么贵，和平就这么甜，以致可以用锁链和奴役为代价把它们买来吗？万能的上帝，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吧！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对于我来说，不给我自由，就让我死！（[美]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林本椿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

难道生命是如此珍贵，和平是如此甜蜜，以至于吾等非要用镣铐与奴役去换取它们？万能上帝，请阻止此事发生！吾不知他人何去何从，然吾之决择为：不自由，毋宁死！（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郭国良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非用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来换取不可吗？全能的上帝啊，这是不能容许的！别人作什么打算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的态度是：不自由毋宁死！（孙法理编译《伤心的“圣诞节快乐”：美国散文选》，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此外，对于“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这句终结之言，我还找到一则早期译文：

曷与吾自由，否则宁与吾死。（董镇南等编《古今中外格言集成》，经纬书局民国25年版，第794页）

至此，“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来历，已甚明白。陈寅恪留美两年有余，不应当没听说过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同时，他也不应当没浏览过梁启超的名文《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这么说来，陈氏是将近代政治史的“金句”，挪用到思想学术领域罢了。

那么，除此之外，陈寅恪还有无其他用了“西典”的例呢？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曾零星涉及此问题，照自己的印象，可举出一个半例子。

一个例子，是说国共内战之际的诗《丙戌春，旅居英伦，疗治目疾无效，取海道东归。戊子冬，复由上海乘轮至广州。感赋》（1949），其第四句是：

避地难希五月花。

这当然是指1620年自英格兰移民新大陆的第一艘船五月花号（Mayflower）。陈寅恪反用此典，表示自己年衰止盲，已无地可逃。一般来说，陈氏于诗大体禀承传统风格，多以“古典”表现今事，援入新语、西语极罕，而“五月花”一句，恐怕是陈氏运用“西典”最显豁的一例了。

半个例子，是说稍后《己丑送春》（1949）的颔联：

烛照已非前夕影，枝空犹想去年人。

“烛照”一句，意思大致是“今夜的烛光已照不到昨夜的人影”，我怀疑，此句可能融入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意蕴；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深刻而简明，稍涉西学者即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存有印象，陈氏作诗时，意中或有之也。当然字面不同，疑似之间，不敢绝对肯定，故只算作半例。此外，王国维有词《玉楼春》（1905），末二句为：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这无非是说，“今年的枝头已开不出去年的花朵”。这会不会跟“烛照已非前夕影”一样，也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西典”呢？

不过，需要说明，本土旧典中也有与此不无肖似的例子。佚名译《那先比丘经》卷上：

那先问王言：譬如人然灯火宁至天明不？王言：然灯油至明。那先言：灯中炷火至一夜时续，故火光不？至夜半时，故火光不？至明时，故火光不？王言：非故火光。那先言：然灯从一夜至夜半复更然灯火耶？向晨时复更然灯耶？王言：不，中夜起更然火，续故一炷火至明耳。那先言：人精神展转相续亦譬如是。一者去一者来，人从精神生至老死后，精神更趣所向生。展转相续，是非故精神，亦不离故精神。人死以后精神乃有所趣向生。

按：同一经文的南传巴利文传本作：

“大王，譬如有人燃灯，是否它会通宵照明？”

“尊者，是。它会通宵照明。”

“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焰与中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是否中更天的灯焰与末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如是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为一物，中更天的灯为另一物，而末更天的灯更为另一物？”

“尊者，否。灯依靠它自己而通宵照明。”

“大王，法之延续而有连结，一生一灭，连结起来似无前后；因此，最后之识属于非同非异。”

（此据巴宙译《南传弥兰王问经》上卷第二品第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又黄仲则诗《子夜歌》之一：

思君月正圆，望望月仍缺。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两当轩集》卷四）

《那先比丘经》以灯之燃烧比拟人的精神之延续，所谓“非故火光”，即指不停燃烧的灯光已非原来的灯光；黄仲则诗“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则谓再圆的月亮已非今宵的月亮。凡此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话皆有约略相似处，亦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例。则王词“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陈诗“烛照已非前夕影，枝空犹想去年人”，自可能取资于本土的修辞传统；但考虑到王、陈二氏于西学的接触与习得，在逻辑上，仍不宜完全否定其兼融西典的可能。

最后，简单谈一下《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一书的读后感。我以为，此著颇有苦劳，钩稽了陈寅恪早年留学欧美时的个别事迹（如有关哈佛大学、德国东方学会），作为学术史料的片断，虽有疏误之憾，不无补苴之功；但此书的最大问题，在于论证逻辑很是粗疏，尤其在断定某些人物（如白乐日、玉井是博、白璧德）对陈氏的影响时，多系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看似连篇累牍，其实无一可以落实。而他在论证上的毛病，我们仅从“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这一小小个案，也能看得相当清楚了。（文/胡文辉）

附记：

承周运提供了一份1940年代的陈寅恪访谈，其中有言：

陈先生作学问的态度极为严肃，他尝对学生说：“假若是不真实的让我说出一个字来，勿宁死。”（洵《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重返故都》，《华北日报》民国35年11月6日）

这一个“勿宁死”，当然就是《王观堂纪念碑铭》“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一语的回响。

（本文原载于《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八卷第一期，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