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进入最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之后，却拒不仿照该俱乐部其它成员国的方式，逐步参与人员国际流动的新一阶段全球化，而宁可让本土经济由此一疲不振、常态衰微。这又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而且眼下根本看不到翻然改悔的迹象。
春节期间忙于为本年度必须推出的一本教学参考书作资料汇集，主题是全球化的中期阶段和最近阶段的比较及正向反向的关联。
历史上的全球化何时起步？
在国际学术界，如何界定全球化过程的几个较大阶段，并无共识。以西方为观察中心和考察出发点的学者，多半是把15世纪后期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和由此激发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形成、资本主义随后的四处扩张，视为全球化的第一大阶段（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版第4章）。而少数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分析框架的学者，则把13世纪初期的成吉思汗大征服建立起来的亚欧帝国，视为全球化的第一大阶段。因为这个大帝国在使很多地区被蹂躏、一些部落沦为奴隶和半奴隶状态的同时，也打通了西汉和罗马两大帝国未能保持下来的国际通商大道，以蒙古骑兵的强权维持着广袤区域的基本安定和商务秩序，其中包括国际金融体系、异地法规的趋向一体和多元文化的某些要素（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年译版）。若是依此，从15世纪晚期开端的西方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扩张这波世界潮流，就应该被界定为全球化的中期阶段。
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年译版
笔者当然是偏向于第二种视野的，尽管对蒙古骑兵征服中原汉人社区过程中的残暴行为大加谴责。不过话说回来，以欧洲人航海大发现为起点的全球化过程，不也是导致了众多地区和人民的流血流泪吗？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从来就不是只有得没有失、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的（Frank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UK:Blackwell, 2000），这恰恰是笔者目前编撰的那本教学参考书的一贯思路。
蒙古大军进攻花剌子国城池图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化
站在亚洲回顾全球化的中期阶段，日本的经历特别值得分析家反复剥离透视，因为日本是亚洲主要经济体里相对而言最主动参与全球化中期阶段的，其它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在那个时代都是被动参与，或不如说，是被西方发达国家强制拖进去的。笔者阅读19世纪尾至20世纪初驻北京的英国-澳洲名记者莫理循（G.E. Morrison，后来任中国北方政权的政治顾问）的通信集，其中多处揭露在东北亚最贪得无厌的两大扩张主义势力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趁中国内部麻烦重重之机得寸进尺。很有趣的是1913年4月发自一位常驻日本的研究该国历史的苏格兰学者默多克（James Murdoch，所著三卷本《日本史》颇具影响）的长信，解释为什么日本统治精英如此关注清王朝1911年被赶下台之后的中国政局。默多克认定最核心的动因是日本人口和领土之间的矛盾张力太大：“中国方面的事态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日本面临着人口过剩的问题。英国的各殖民地和美国都已经对日本移民关紧大门，满洲（中国东北）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于是就日益加大。自今以后十年之内可能会出乱子”（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译版下卷第136-137页）。这就是说，日本多余人口输出的主要目的地只剩下中国东北了，弱国好欺负。在这之前，日本已经占据了台湾岛，大量地向那里殖民。
日本军队的先头部队占领奉天之后，日军的支援部队进行了入城仪式（照片来源：伦敦新闻画报）
须知，日本扩张主义凶猛抬头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就是它侵略吞并朝鲜半岛进而染指中国多处领土的期间，其本土人口总量在4400万至5300万之间（东京：总务省统计局国势调查报告，系列出版物，2014年）。日本的统治精英就认定他们的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只能抢占周边邻国的土地来缓解人口压力。
1923年关东大地震前的横滨市区全景，作为日本的第二大都市，横滨建筑物非常密集。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如今，又是什么境况呢？2017年日本人口将近1.27亿（出处同上系列，2017年），几乎是上世纪初总量的两倍半。然而，根据一位在日本具有丰富工作经历的欧洲记者观察，他购有的自住物业的新潟县南魚沼郡（川端康成《雪国》描写的汤泽），尽管是全国知名的温泉胜地和文化乡，眼下却变成“萧索凉风无人气”，周边的公寓价格比房地产泡沫高峰的1980年代尾至1990年代初跌落了95%；当地的不动产中介机构估计，75%的住房单元都是空巢，这种景象越来越蔓延至日本大中城市之外的地区。原因是这些年来该国每年的总人口持续递减，2016-2017年12个月内就减少了40万有余。照此趋势下去，到了2115年，日本的人口总量将缩减到5100万，回落至20世纪初的水平。目前日本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很难联系上所有者了，百年之后，又会有多少土地将变成“无主之地”（Jamil Anderlini, “A Cautionary Tale for China from an Ageing Japan”, Financial Times, 1 February 2018, p. 9）？
日本应对全球化的两个历史阶段
把以上三位欧洲观察家相隔一个世纪对日本的近身观察和评论对照起来读，其中蕴含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太丰富多维了，仅挑出其中几个要点略加展开，以帮助我们对全球化的长程持有冷静平衡的辨识。
第一，孤立地计算一个社会的人口总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在科学上是没有坚实根据的，以此来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更是经不起推敲。日本同样的土地面积，在19世纪尾至20世纪初，就被该国统治精英认定承担不起5000万的人口；可是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面积的这块土地，1.27亿人口总量就被视为太少了。这样的事例在地球的很多区域都重复着，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再陷入这种“孤立的人口算术”观念。
照片摄于1960年，这种便携式电视机在1960年的日本开始大规模生产与普及，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能够播放3小时。
第二，一个多世纪前，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主动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而那个时代由西方发达工业国牵引的全球化，跟它之前的由蒙古大汗操作的全球化有一点相同，就是凭借着军事强制力量推进。正如马克思的名言所揭示的，那是包含着“血与火”的全球化大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09-116页）。日本对邻国政府和工商界或是威胁施压、或是对周边的领土海域武力侵占随之大量殖民，这类行为都是被掠夺资源、抢占市场、扩张生存空间的动力驱使，是帝国主义体系里全球化的标准做法，区别只在于不同的帝国强制程度的差异。第二次大战后的非殖民主义潮流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再也不可能以战前的做法来参与全球化，只能靠技术提升、产品竞争、贸易出超、原材料廉价输入、局部保护本国的落后产业这套方式谋利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日本被描述成是由战前的“军事民族主义”，转型到战后的“经济民族主义”，做法迥异，基本目标却是延续的（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译版）。
1959年的东京火车站台，由于乘客量极大，大学生临时充当“推动员”，把挤不进去的乘客推入火车内。
第三，日本战后的发展模式里，政府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全面操控是关键手段之一，目的是令民众的储蓄尽可能压低成本注入产业部门的再投资。由此导致的“正打歪着”的社会后果之一，却是金融资本哄抬房地产泡沫。假如日本的人口总量是长期增长趋势，大量的房地产也有被逐渐消化的空间。可是日本人口这些年的持续递减，却使此种可能烟消云散。上述那位在新潟县购有物业的欧洲记者就质问：为什么日本不仿照欧洲的发达国家，面临本土生育率提不起来的前景时，就马上参与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放开外来移民的大门？那样就会增添购房租房的需求，新劳动力补充进产业大军？日本拒绝这么做，是以“人种民族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抵抗经济理性主义；其结果，是经济连续低迷近30年，同时公共预算被巨额的养老福利支出压得腰伤背屈。
这里面的教训之多相当于一厚册教科书
日本自从被西洋的海上强权冲击之后，参与全球化大潮在亚洲诸国里堪称是捷足先登。它的知识精英和政界上层拿出的应对之道，其中的合情合理要素，如著名的《明治五条誓约》中的“向寰宇求知识”和“殖产兴业”，不但对日本自己的进步是正面推力，而且刺激了周边的其它社会奋起求变。但是日本很快就走向了一个极端，学西方、超西方、用比西方强权更粗暴的手段，在东亚大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明治五条誓约》帜仁亲王书写版本
二战之后的日本，以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军事民族主义，虽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广招非议的政策操作成分，但比侵占别国领土要好上百倍。可是，在日本进入最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之后，却拒不仿照该俱乐部其它成员国的方式，逐步参与人员国际流动的新一阶段全球化，而宁可让本土经济由此一疲不振、常态衰微。这又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而且眼下根本看不到翻然改悔的迹象。
今年3月，是《明治五条誓约》发布150周年。亚洲多少大事件，因它而起肇端！阅读与此有关的经典文献，感慨何止万千。（完）
（本文为丁学良教授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吴珊莹。图片来自企鹅号“不二书”，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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