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3 月 23 日，伊丽莎白·泰勒辞世。这位美国影坛的常青树，虽然依靠《青楼艳妓》和《灵欲春宵》两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第 33 届和第 39 届），但奇怪的是，人们提及她对影史的贡献，却总是会先想起另一部不那么出色的电影——《埃及艳后》。如果说这部好莱坞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烧钱之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话，那将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形象，紧紧地和伊丽莎白·泰勒捆绑在一起，一定是为数不多的成就之一。
伊丽莎白·泰勒饰演的克里奥帕特拉之所以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两人身上诸多相似的特质。当大家讨论他们容貌、情路、人生的相似程度时，却经常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环节：伊丽莎白·泰勒和克里奥帕特拉同为口红发烧友。前者曾宣称：“女人拥有的第一件化妆品应当是口红。”而后者，1962 年著名化妆品品牌“露华浓”（REVLON）推出的SPHINX PINK口红广告，上面写着的标语就是：“克里奥帕特拉一样的造型，只有露华浓能做到！”
三千年前的唇上风采
克里奥帕特拉对口红热爱，并不是后世为了兜售商品而炒作的噱头。
其实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白铅和红色岩石粉末装饰嘴唇了。
而到了古埃及，由于无论男女都视化妆为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务，涂抹口红之风气更盛。埃及人用的口红，多取自代赭石，有的会混合树脂树胶以增加粘性。
今天，你随便拉开一个现代家庭主妇的抽屉，基本都能从里面翻出唇膏来，这一“传统”似乎也能追溯到古埃及。
那时几乎家家都备有制作口红的金属和木制工具，尤其是帝国的全盛时期，唇膏的颜色从紫红到蓝黑，多种多样，更可以随心所欲自由选择，无视等级社会中繁琐的宗教社会规则约束。
而我们的口红发烧友克里奥帕特拉登场，让一切有了变化：
克里奥帕特拉特别偏爱一种从雌胭脂虫的脂肪和卵中提取的洋红色（这种颜色至今都被命名为“克里奥帕特红”），她的喜好让洋红成为口红最经典的色系，影响至今不辍；
她为口红的使用制定了条令：嘴唇着色必须用潮湿的木条；甚至她离世之后，人们还不忘在克里奥帕特拉的陵墓中放几罐子唇彩。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艳后）
有意思的是，地中海另一边的希腊，对口红却有着和埃及截然相反的态度。
也许是人工雕琢之美无法见容于崇尚自然的希腊精神，古希腊甚至将口红打上了“禁忌”的烙印，这从制造口红的原料中便可一窥端倪。
除了充当发色剂的红色染料外，希腊的口红里还包括绵羊的汗、人的唾液和鳄鱼粪便等等物质。而早期的希腊女性除了染发和佩戴假发外，几乎不化妆。
口红那时归属于一个特殊阶层：妓女。为了避免男性受到诱惑，同时保护女性安全，古希腊政府为口红的使用制定了如下法律：
妓女如果在非指定时间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没有涂上指定色彩（通常为酒红色）的唇彩和化妆以区别于“普通”女性，他们将受到严厉惩罚。
美还是禁忌？选择还是堕落？
古埃及和古希腊对口红的不同态度，居然为后世关于这种化妆品的争论定下了全部基调。两种思想的较量分出了短暂胜负。
公元前 6 世纪到 3 世纪之间，口红进入了古希腊主流社会之中，不光是妓女，精英们也乐于涂上它出席社交活动（但下层劳动妇女依旧抵制）。
因此，口红的成分也有了一次大变化，桑葚、海藻、蔬菜根茎等植物染料进入了唇彩的原料单。这恐怕是几百年前的那些希腊统治者做梦都想不到的。
继承了希腊传统的古罗马居民们，对口红的喜爱绝不输给埃及人。波贝娅·萨宾娜(?～65，古罗马皇帝尼禄的情妇，后与尼禄结婚)就是个和克里奥帕特拉同等级的口红痴迷者。
据说她身边有一支不下百人的奴隶队伍，以保证自己的唇彩随时处于最佳状态。在波贝娅的带领下，当时罗马的贵族女子都视红色和紫色唇膏为时髦。
爱美的罗马人还开发出了独特的口红原料：一种富含水银的海藻。事实上，这可不是什么高明的点子。植物中的水银通过口红和嘴唇接触进入人体，最终导致中毒死亡。
富裕的罗马人并不知道自己每天的化妆其实是在和死神接吻，但穷人却误打误撞躲过一劫。
因为负担不起化妆品的高昂开支，他们只能依靠葡萄酒沉淀物涂抹双唇，没想到这却成了延生保命之道。
文艺复兴时期的禁忌
口红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从苏格兰到西班牙，我们都能找到口红曾经风行的证据。
虽然中世纪的教士们大力反对，但在从他们记录下的诸多抱怨中，依然可以窥见这种化妆品的影响力。
英格兰教士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将一个涂着口红的女士称为“撒旦的化身”，认为人工装饰的面容正在挑战着上帝的权威。
虽然评判声此起彼伏，但都没能阻止口红和人类一起走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口红的禁忌色彩最为浓烈的英格兰，居然出了一位嗜之如命的女王。她就是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
伊丽莎白一世不但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建树，在口红发展史上也是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伊莉莎白一世（1533-1603）
她的口红用胭脂虫、阿拉伯胶、蛋清和无花果乳配制而成，显现出独特的红色。她还以石膏为基材发明出固体唇彩，这也成了现代口红的远祖。
随着年龄的增长，伊丽莎白一世对口红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她生病的时候，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都会大量使用口红。
而去世的那天，伊丽莎白一世用掉了几乎半英寸长的口红。
虽然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性自由”风潮此时已经广布欧陆，兼之有王宫贵族的喜爱和上行下效的推动，但捱过了中世纪的口红，此时依然无法完全从神学、道德批判里抽身而出。
整个 17 世纪，口红身处教士和社会保守势力的严密监视之中，在他们眼中，口红甚至具有了诱惑男性，控制他人心智的魔力。
这种偏见在 18 世纪达到顶点。当时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凡是依靠口红、香水等化妆品诱骗男人结婚的女性，都要受到惩处。“埃及与希腊”的戏码，两千年后再次上演。
口红会因此而被封杀么？没有。
历史学家这样记述当时的社会境况：“虽然道德家、诗人和丈夫们一再攻讦，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化妆，而且大众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
政府的钳制，又一次失效了。
口红的最好时光
英国人可算抵制口红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保守态度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
在很多人心目中，妓女和演员这些“下等女人”才会使用口红，上流社会的女性只能想别的办法来装饰双唇。
他们会去抿红色的绉纸，轻咬嘴唇让双唇充血，做嘴唇体操（不断重复像peas、prunes、prisms这样的词汇，让自己的双唇能够丰满上翘），给嘴唇涂上香膏或者葡萄酒。
但这些似乎都难以抵御口红的诱惑。为了能得到口红又不会被外界发现，英国的女士们甚至发展出一套秘密交易系统。
想购买口红的人要去特殊的商店，由引导员带至专用的私人房间，货物必须悄悄带回家中藏好。女士们也会私下秘密交易各自的口红配方，并和闺蜜一起偷偷制作。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期，由于明星女演员的公众曝光率日益增加，口红才又一次回到了主流社会的视野之中。
《罗莎三人画：梅?莫里斯三肖像》 罗塞蒂(1828-1882)
就在英国人纠结于是否该放松口红的使用限制时，美国人快步超越了他们。
1867 年，纽约的B. Altman百货公司开业，这是历史上第一家拥有化妆品销售中心的百货商场；同年，纽约的哈里特·费舍取得了一张发明专利。
这是一件可以给嘴唇和双颊上色的工具，它的颜色来自胭脂红、草莓汁液、甜菜汁和蜀葵的根茎。
将口红当做正规商品，美国人比英国人早了不止三十年。
进入 20 世纪，口红赢来了自己最好的时光。虽然依旧担负着身份象征的重任，但口红再也不意味着“不名誉”、“不道德”，而是和女性解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女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都公开表示过，涂口红是女性的权利，更是解放的标志。
1912 年，美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大游行中，口红被当做了运动参与者的固定标志。此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敢于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性都将口红当做“反抗徽章”。
1912年纽约大游行中涂着口红上街争取选举权的女性
人类社会对口红几千年的偏见，其实是女权受压制的投影，口红似乎成为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隐喻：宗教、法律、社会道德的多重限制之下，原本的天性成了刺眼的“红字”。
这样想来，20 世纪女性解放运动选择口红为其标志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在口红的象征意味不断改变的同时，它的制造工艺也日臻完善。
娇兰（Guerlain）发明了第一支管状口红，今天我们熟悉的口红样式终于被确定了下来。
1915 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史柯维尔制造公司生产了第一支金属管口红。这支口红因为套筒内有一个方便人们使用的滑杆装置，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化妆产品。
到了 1923 年，小詹姆斯·布鲁斯·马森发明了旋扭口红，从外形上看，这种口红和今天已几无区别。
那时的口红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比如当时口红配方中的昆虫粉末、蜂蜡、橄榄油、黄油、猪油等成分，实在太容易变质，使用几个小时之后就失去效果，让很多女士大呼头痛。
涂口红的美国女性（1955）
但这小小的困难无法阻止女士们的热忱。整个 20 年代，有近五千万女性使用口红，每年用掉超过三千公里长的膏体；
美国专利局颁发了上百种有关口红的专利；化妆品成为美国继汽车、电影、私酒之后的第四大产业；
而“代沟”这个词汇第一次出现时，就是指母亲与女儿两代人选择口红上的不同。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接下来的二战，口红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凭借着危机稳步提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战争期间，政府和传媒都鼓励妇女们涂抹着口红进入到工厂或军队，唇间一抹亮丽的红色成了鼓舞士气的法宝。
由于大工厂多转产战备物质，各个时装公司纷纷承担起口红生产的任务，这保证了口红在战争期间的供应。
美国海军特地开办培训课程，让女兵们学习如何快速完美地化妆，同时还规定，从军女性的口红颜色必须与她们制服上红色臂章和帽子上红色细绳相搭配。
美国海军的宣传海报
于是化妆品商伊丽莎白·雅顿特地开发了一种名为Montezuma的红色用于唇膏生产，以满足军方的需要。
二战之后，女性与唇膏的关系变得简单起来。除了在70年代“客串”了一次外（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妇女自由运动者推崇天然面孔，而新生的朋克运动先锋则选择紫色和黑色口红来表达叛逆精神，这和世纪之初女性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口红再也不用负担多少额外的社会身份象征责任。
口红从一种标志，一个徽章，变成了女性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用具。从女性特殊身份的表征，变成审美品位的镜子，从叠加着各种禁忌的商品，变成大众可自由选择之物。
口红身上纠缠了几千年的问题：“美还是禁忌，选择还是堕落”，如今终于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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