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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这就是灵魂

在2017年末的一个傍晚,许知远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缺点,一个是浅薄,一个是轻浮。

在2017年末的一个傍晚,许知远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缺点,一个是浅薄,一个是轻浮。

这是灵魂

梁启超在每天傍晚5点复活,有时候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有时候在望京附近的咖啡馆。只不过,这种复活是有条件的,需要五星级酒店桌子的木质触感,傍晚阳光柔和的光线,耳机里要播放BBC Classic古典乐电台,还要有酒,服务员源源不断在酒杯里斟满红酒,梁启超才会重生,在写传记的许知远笔下。

许知远活得讲究,特别是在他认为与伟大有关的事情上,姿态很重要。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都有特殊的写作习惯,许知远说,他也有。每次动笔前,他都要洗手,把每一页写好的文稿打印出来,以排版格式一页页铺在桌面上审视,行距1.5倍,字间距110%,分毫不差。

不过,这个讲究的仪式总是伴随着混乱:他的一天从中午开始,也可能是下午,或者更晚;截稿日那天他可能交稿,更可能不交;在完成写作之前,他常常又冒出新主意,比如写个林语堂传、李鸿章传、钱穆传,最好去日本或者台湾转转再回来写……

相比于赚钱,对他而言,活着更重要的任务看起来更像是思考,以及做梦。他有很多愿望,收购《纽约书评》,练咏春拳,创造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成为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的人,如果临死之前还有点时间,他还要找个维密天使一起旅游,谈个恋爱,然后再死。

他至今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他也不喜欢看球,篮球足球都不感兴趣,「不喜欢集体生活」。唯一热衷的运动,是每天下午游泳,一个人去。

没有人能左右他要说些什么,他会在颁奖典礼上,批评现场人很虚伪,都是在「假装点赞」,也会在为公司的新节目做宣传时,毫不犹豫地解释,「因为公司需要收入啊!」

只是,坚定的个体自由,如同他的写作开场一样,都只完成了一半。他一度是最有名的年轻主笔,但因为报社的不自由辞了职;后来他差点创造了最有专业精神的商业刊物,也很快分崩离析。

很多倡导自由思想的东西的诞生,都是他提出的主意——单向街书店、《单读》、《东方历史评论》——但很难说得出,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一个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音频节目主持人,一个被人刷屏吐槽的尴尬视频节目主角,一个不知道怎么赚钱的书店老板,一个开会没点儿的思想刊物主编,一个拖稿的专栏作家。

在单向空间,许知远是类似吉祥物一样的存在。经营或执行都与他无关。有时候,他会突然冲着书店里的员工大声提问,我们这个月能不能赚钱啊?员工还没回话,他却已经走远了。现在员工们已经习惯,这是许老板的「一种象征性的关心」,有时候,这位老板还会「象征性地发一下脾气」,要求整顿公司纪律,开会不准迟到,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全公司迟到的最高纪录。

许知远说,这是自己的一大缺点,「我很浅薄」。「我喜欢知识,但是对纯粹的知识没有那么大热情和兴趣,对世界很多反应都是很感性的,不是思辨的结果。」他像是剖析实验白鼠一样,认真地描述着自己的毛病。他说,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有一样的毛病,「我们都很敏感,但不深刻,可以给很多事业开个头儿,但真往下深究,就得靠别人了。」

于威和张帆是许知远的老朋友、同事,也是一起创办单向街书店的伙伴。在他们的形容里,许知远是「天真的天才」,拥有「孩子般的单纯和热情」。

偶尔参加公司的产品讨论会,他会为大家念一段奇克果的书:「审美的人追求快乐,然而他是以讲究趣味和优雅的方式来追求的。」

这样的许知远呈现在视频节目里,招致了讽刺与批评。网络评论里有人质疑他的「装」,有人批评他面对女性时的态度,还有人反感他说话时不断蹦出来的大词。这个一直贴着「以思想为生」标签的作家,一时间似乎成了公众集体嘲笑的对象。但在《十三邀》带来最大争议的一期节目后,马东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他所理解的许知远:「其实许知远是积极和昂扬的,我们俩那天喝酒还说,他就像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从我的角度理解,这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还是独子,从小就很有安全感,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乐观。」李翔说,他是许知远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又考上北大这么好的学校,毕业之后,迅速地变得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很有名,就是少年得志的那种心情,它会影响你之后看世界的很多看法吧。虽然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愤世嫉俗,其实他本质上,底色确实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许知远告诉来采访的记者,他很乐意看到以后自己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判语:「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

「这很高级。」许知远说,「这是灵魂。」

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这就是灵魂。

怎么人们会对我有这样的偏见

2017年双十一即将到来的那个星期,许知远到深圳出差,录制《十三邀》。

这次他的对谈嘉宾是一个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许知远花了不少时间做功课,坐在通往对话现场的车上,他一直念叨着他对现场的无数想象——去找找现在的工厂,现在的女工还会听情感节目吗?过会儿见了北大的学生也问问,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看待爱情的?

但是,现场并不似他的想象。在讨论他所关心的话题之前,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年轻人都在向他提出质询:许老师你为什么老这么愤怒啊?你是讨厌这些嘉宾吗?你是不是天天焦虑家国天下睡不着觉啊?你老骂技术这不好那不好,但技术至少方便我们买东西、叫外卖了,你干什么了?

许知远只能一条条地为自己辩解:我不焦虑,不愤怒,不歧视女性,没有中年危机,并不忧国忧民,倒头就睡,从不失眠,「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浅薄的、乐观的享乐主义者」,「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我是很真的人」,我对嘉宾没有任何不屑,「我那是对于整个娱乐现象的(不屑),我对个体没有任何不屑,我跟他们私下关系都很好,姚晨有事儿会发短信给我,马东还会找我喝酒呢」……

后来,他给老朋友于威和张帆发微信,怎么人们会对我有这样的偏见?太奇怪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想?「我并没有愤怒,我只是对于现实,提出一点我的质疑。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轻微的质疑就被当作愤怒了。」

但是他表现出不屑于回应的姿态,「如果一个人能被所有人理解,这得是多么肤浅的一个人啊!」

对许知远来说,外界评价是不太重要的声音,事实上,他也根本听不到。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关注来自自己的声音。

「有时候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娱乐名人,或者是一个想出位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不是的。」于威说,「他的虚荣心不是拥有粉丝,扑过来找他拍个照,他最大的虚荣心是写一本真正代表伟大的好书。其他的都不重要。」于威说。

这个想象以外的现实世界,终归有很多地方让他感到不舒服,比如,人们对于消费主义的极度热忱。访谈时,嘉宾告诉他,你可不要聊太久,我晚上要给我儿子抢双十一的礼物。于是,漫长的访谈在双十一抢购到来前结束了。晚上,他看着同桌的人紧张地刷手机购物,连喝了4杯酒。

「你说,万一将来真的有一天,中国有一个节日,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托克维尔,你是不是会幸福得昏厥过去?」在座的另一个人问他。

「那我就会对这个产生新的怀疑了。这太可怕了。」许知远说,「那时候,我就会谈论双十一的重要性。」

伟大雄心

许知远渴望追寻伟大,这是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以贯之的形象,从未改变。他在25岁时就在自己的书序言里明确地说,自己是「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前面遥遥站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伯特兰·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

在某些喝多了的瞬间,他甚至骄傲到有点忘形,希望定义自己是「一个贵族」,一个身边环绕着维秘天使的「东方赫夫纳」,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的时代定义者,特别是在「定义时代」这件事上,他坚信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贾樟柯,「我觉得我们青年这一代就我俩了,应该没有别人了。」

覃里雯第一次见到许知远,是在家里招待朋友吃饭,而许是最特别的,他「非常有激情,非常有亲和力」,也拥有难以解释的「巨大的雄心和自信」。

许知远小时候在苏北乡村长大,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着做女工的妈妈,6岁才搬来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家里非富非贵,他说自己跟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人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也能成为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很神奇。」覃里雯说。

方可成见证了这个时间的许知远。许知远在北京大学的新闻学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方可成已经记不得当时他究竟说了什么,只记得他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一个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外国人名字,写了整整一黑板。「当时许知远不停地问,知道这个人吗,基本上整个上课过程就是说,你们真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那时候,他和朋友们闲聊时,最常提及的是一个德语词zeitgeist,时代精神。这个受欢迎的年轻主笔,想要名垂千古,想要巨大的影响力,想过特别刺激的生活。他的参照目标也都很伟大: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

Burning,是他在形容年轻时的日子时最常提到的词。这个24岁的年轻人成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他的书写对象是整个世界。张帆说,在「经观」的那段日子,每周一的午餐都会变成讨论会,没人谈房价涨了,或是哪家餐厅好吃,大家在谈理想主义,谈哲学、艺术,「谈大家现在觉得无用的东西」。

但现在,很少有人再谈这些无用的知识。在北大深圳汇丰商学院,5个学生代表跟对面的许知远对谈。这场对话在第一个小时后就陷入了困局,许知远的脸涨得通红,语速越来越快。他生气了。

「刚刚所有的问题,我看不到你们自己。我感觉我在跟一群网民说话。北大学生关心俞飞鸿那期节目,关心这样一个被网络扭曲化的语言环境带来的问题,你怎么关心这些呢?你们从网上带来的那些社会情绪问题,那就不是个体声音,也不是北大精英代表的声音了。」

「我不想被人认为是精英。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精英。」一个男生这样回答。

这彻底把许知远气到了。「那你来北大做什么呢?」

「我觉得您说到的精英,改变时代的责任和使命感,不仅北大学生,每个人只要年轻都有。只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改变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精英化,我们的做事方式,您不是很能理解。我们做事方式不那么尖锐,有时候也不会像您表达这么直白。」

这不能说服许知远。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了解年轻一代,「你们非常好理解啊」,「被一些基本的人生渴望所驱动着,就是这些东西嘛」。想象以外的现场状况让他陷于持续的焦躁不安,对话全场两个半小时,他一直在讲自己的观点,直到结束都没想起来,他本来是要去跟青年对话,去听听他们的声音。

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这就是灵魂。

对女性意识这块儿,我没那么敏感

在深圳,许知远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在一个办公楼的天台上进行。从傍晚到天黑,他喝了一瓶又一瓶啤酒,烟灰缸被烟蒂全塞满了。这场对话,多半在讨论女性。在一些瞬间,他被问住了。

—你为什么要鄙夷姚晨?

—为什么要让俞飞鸿重看带有性隐喻的电影片段,还在一旁咂摸她的反应,你不觉得自己很猥琐吗?

—得罪了女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谈恋爱啊?

许知远喜欢漂亮姑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许知远无法招架女性话题,这可能也是一个事实。对熟悉他的好友来说,这个「姑娘问题」,是阻碍他成为想象中伟大人物的一大原因。

姑娘,是许知远在描述美好生活时经常使用的名词,也是跟男人熟络关系时,为打开话题常用的必杀技——这里姑娘好看吗?上学、工作、插队的时候,你也谈姑娘吗?

这种方法屡试不爽,直到面对哲学家陈嘉映,这一招失灵了。陈嘉映非常认真地回答他,「谈得特少……」这是许知远想象以外的答案。他马上回复,「虚伪!陈老师!虚伪!不求真!」

「许知远关注历史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但人类历史是长期漠视甚至排挤优秀女性的,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内。而许知远对这个边缘群体沉默的历史没有兴趣去增加认知,从而不自觉地参与了这种漠视。」覃里雯说。

如果仔细看一下他在节目中所选取的女嘉宾样本,就会发现,它遵循的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标准:「一个女性必须漂亮,带着一种取悦于男性的气质,她才能够脱颖而出,进入男性主流话语之中,得到一个对话的机会。」

她向许知远提出了这个质疑——《十三邀》里基本是男性,他们在各个行业有所作为,但也未见得那么完美,他们可以被选中成为嘉宾,可是同等资质、同样天分、同等努力的女性,却是被漠视的。女性被选中为对话伙伴,她首选需要成为欲望的对象。但当时,许知远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女性境遇的无知,已经变成一种潜在的傲慢。在专栏里,他这样形容曾经见到的女记者:「会议室里的面孔我几乎都是陌生的,年轻得令人惊讶,而且几乎都是女性。像是将几个大学女生宿舍突然平移到了这里……她们都很规矩,很少表达意愿。或许在她们眼中,我已过分陈旧。」

然而,回到这段文字发生的现场,当时真实的情景如下:许知远进入会议室,马上高声这样说

—「怎么都是女生?」

—「哎,我不是歧视啊,只是惊讶,媒体已经衰落成这样了。」

—「我觉得男性代表生命力。一个行业如果没有男生加入,就说明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在这样的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会议室安静了。

或许值得肯定的是,面对批评,许知远是开放的。在那场女性话题尴尬对谈的返程路上,同车的男人批评女嘉宾,抨击她的提问纯属想红、想博出位、没想法纯找茬,只有许知远没有参与这场男人的围攻,一个人站出来替女嘉宾说话,「我觉得她挺好的啊,她给我挺多启发的。」

而在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发言有所偏颇后,他主动找到当事人道歉,「当时给你们留下了那么不愉快的回忆,对不起啊。」

「对女性意识这块儿,我没那么敏感。」许知远说,「我觉得人的概念在这个时代被压抑了,所以我首先关注被压抑的人,至于为什么不对其中的女性更敏感一些?我没法面面俱到吧,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

反省

在2017年末的一个傍晚,许知远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缺点,一个是浅薄,一个是轻浮。

许知远定义的浅薄,是热衷感性认识,不够深刻。相比之下,轻浮是更严重的问题,「我对做出批评的姿态感兴趣,对批评对象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很长一段时间里,许知远对具体的现场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只有在那里,伟大才会诞生。

2004年5月,阿拉法特病危,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拉姆安拉,街头燃烧着轮胎,亢奋的青年打着标语游行。历史正在眼前发生,就在现场的许知远却站在电线杆底下,读一份酒店里拿出来的《纽约时报》。

当时的他这样解释,「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从书本到书本的状态,终于在无数次重复后失效了。用词越来越重复,论据越来越相似,连批评的观点都开始雷同,充满了「许知远式的忧伤」,这让渴望伟大的作家感到焦躁。

奥运会的前一年,他决定离开北京,穿行中国。「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让我从书本世界进入到更现实的一个世界……我开始逼迫自己去观察真实的世界。」许知远说。

在深圳采访时,许知远去了市郊的工厂 。下了晚班的女工们聚在工厂外的小花园,和着强烈的鼓点节奏跳广场舞。女工身上的具体故事,承载着这个时代的种种信息,这也是许知远很想了解的真实。

然而,在这样的现场,他没说话。远远观望了好一会儿跳舞的女工后,他走到距离广场最远的大排档,坐下点了瓶啤酒。他拒绝去广场舞那边搭讪,「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心羞涩的人?要是我能做到这些,我早就红了!」

最后,工作人员四散在广场上,试着找人跟许知远聊聊。在等待的短暂时间,许知远突然说话:「中国有很多记者有原生态崇拜,我没有。他们以为每一个原生态的中国街头,都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不这么认为。」

这就是重回现场的许知远。他并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也没那么珍视具体世界的复杂性。但对于习惯想象意义的许知远来说,他去了现场,这已经算得上一点改变。

更大的改变在于,在不写梁启超的休息日,许知远开始记笔记,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感受抒发,里面出现了更多具体的面孔。他去了大火后的聚福缘,也到已然空无一人的新建村转了转。诸如此类的现实是今天的许知远关注的素材,而它们都是一个更年轻的许知远不会在意的瞬间。

「这本书(《梁启超传》)让我变成一个非常practical的人,过去很多年轻人的妄想,现在变成很具体的事情。我现在不太讲那些大词了,我要寻找无数个细节去构筑这个东西。」许知远说,「知道自己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也实现不了,那就尽量在能实现的范畴里做得更好一点,就没那么多内心的纠结了。」

他常常自己打车去新闻现场,在天津爆炸后,在北京的雾霾中,在拆了招牌的街头。很多时候,在那些时政社会记者放弃报道的地方,还能看到留在现场的许知远。

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这就是灵魂。

旅行,音乐,酒和姑娘

41岁这一年,许知远的单向空间终于赢利了。然而,追寻伟大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买下《纽约书评》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他没有成为一个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的人。

纯粹的伟大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他开始拥抱之前认为庸俗、无聊、烦人的东西,比如美食和旅行的娱乐节目。「思想成就我仍然渴望,但它不是我唯一的渴望了。」他说,现在生活的乐趣来自旅行、音乐、酒和姑娘,「就这些,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不过,那个追寻伟大的愿望依然会在每个傍晚5点到来。那种久违的Burning的感觉,会在写完《梁启超传》序言的午夜重回这个作家身上。不过,这事并没准儿。如果赶上作家先生犯懒拖稿,或者喝多了,也可能一整晚上都不会出现。

许知远所写的这个梁启超故事,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似乎正在阅读的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一个少年得志的年轻人,因为学识早早卷入了历史变革。他突然成为京城一家报纸的主笔,一时挥毫天下,没人管的时候多写点,御使要参他的时候,就稍微老实一阵子。

在文字中复活的梁启超不再说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他活在一个个非常具体又充满人情味的细节里。进京赶考的那一年,这个来自广东的年轻人喜欢去哪里逛店、在哪儿吃饭。遇到康有为的他备受冲击,就像是「一个在补习班学考试的人,突然碰到了罗振宇」,人人都在说革命、变局,就像是现在时髦的人都爱大谈一番AI和ICO。

许知远终于成了五环内甚至全北京最特别的一个创业者。他自由、散漫,「满脑子无根据的天马行空」。在单向空间,员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会。比较准确的答案是,「许老师想起来的时候」。

「许知远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对他热爱的东西一以贯之的激情,还有对他不喜欢的东西一以贯之的鄙视。」于威说。41岁的许知远,依然每天保持蓬勃的创作力,他还是常常突然拿本书,把正在楼上办公的于威拉下来,兴奋地描述新的写作计划,像是一场无穷尽的新想法发布会。

「我觉得老许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很容易被真正的思想的光芒照耀和打动,每天80%的时间都是被这些占据的。他是很难被我们所说的赤裸裸的现实生活侵入的人吧。」于威说,「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太可笑了,他活得比谁都美啊,而且人家也不缺钱,从来没有活过那种穷酸和窘迫的生活。」

现在他的书能够以精装本的形态出现,「享受一名中老年作家的待遇」。虽然偶尔还是会做一下梦,期望自己的书能「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冬天冷得不愿动笔的时候,和书店里的猫一起窝在暖气旁的沙发里发呆、思考、想下一个选题。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有一些益处的话,我觉得是在世俗意义上让人们意识到,原来这样遵循传统方式,依然可以生存的,而且过得还不错。」许知远将这种意义定义为「无用的价值」,「能不能在一个充满这么多钢筋混凝土,这么多信息的焦虑之中,有一些小小的独立空间,大家在这里能够阅读海明威,听莫扎特,谈论那些非常不实用的东西。」

当然,偶尔还是要反抗一下的。虽然坚持「不看评论,不作解释」,许知远还是在隔天专门发来了信息,那是在傍晚写作时间发来的一大串理性回应,「解释一下我的不喜欢解释,因为我身上有一种对现实的疏离感,现实对我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种对更恒定的价值的渴望……」

那么,这种更恒定的价值,找到了吗?

「在找啊!」他马上又回到了不耐烦,「这不得找一辈子吗?」(文/李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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